重建婚育文化,应对人口挑战
2018-01-20穆光宗
环球时报 2018-01-20
关键词:文化
穆光宗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数和人口出生率双降。其中,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减少63万;出生率为12.43‰,2016年这一数据为12.95‰。
这让很多人意外。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比上年增加131万。有关方面预判,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呈现有一定滞后性,应在2017年之后逐步显现,最高年份出生人口会超过2000万。但2017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的双降,说明生育政策的放宽对生育行为的正面影响并不像预期那么大。
出生人口减少的人口学解释,是已婚育龄女性的人数有所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下降。2011年我国育龄妇女数量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2015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数量比上年减少约500万,其中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约150万。生育母体人口减少必然导致新生代出生人口下降。
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学解释,则在于生育意愿和婚育文化的变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形成了以晚育独生甚至不婚不育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婚育文化,事实证明,这种婚育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综合各家调研,目前我国平均生育意愿估计在1.6—1.8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而实际的生育水平还要明显低于生育意愿。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模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不让多生”转变到“不想多生”。
可以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意义虽大,但至少目前来看还没释放预期作用。历史地看,我国已开启了意愿弱化型、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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