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德 谭长国 王忠诚

对技术发展进行历史分期，其角度、依据和方式多样。但一般而言，有一个共同的划分点，即古代与现代的分野。“现代技术”的形成，标志着技术品性的根本性变化。尽管并非所有学者都直接使用“现代技术”一词，但他们一般都会划分出一个与之相近或对应的发展阶段，例如，马克思所指的“蒸汽磨”或“机器磨”时期、奥特加·伊·加西特所指的“工程科学”的技术时期。“现代技术”一般也就是与科学相结合的技术。在海德格尔的技术分期中，不仅现代技术与科学相结合，而且现代科学本身也就是“技术的”、“来源于技术之本质”*Heidegger.“Gesamtausgabe 77: Feldweg Gespräche”.1982.In B.W.Davis(Trans.). Country Path Conversation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116.。

“现代”之前的技术，一般被称为古代技术或“前现代技术”。古代技术史还可以细分出若干阶段，“现代”之后的技术发展亦然。但是，现代技术既然已经是“形而上学之完满实现”*Heidegger.“Overcoming Metaphysics”.In Richard Wollin (ed.).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p.75.，“现代”之后的技术发展，何以还能再进行历史阶段划分，例如再细分出现代、当代甚或“后现代”？

本文以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为线索，来考察技术发展在现代之前和现代之后的细分。之所以从科技关系来考察这个论题，是因为技术的“前现代”、现代、当代等特征都能在它与科学的关系中找到依据或得到表述，并且技术是否存在“后现代转向”，也有必要把科技关系与“后现代科学”相关观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一、古代或前现代的技术史的分期

现代以前，技术以较为“纯粹”的方式存在和发展，既非“工业化的”，也非“科学化的”：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依托“机器大工业”，且没有普遍地与科学相结合，技术活动也没有与科学活动进行制度化的互动。

本文并不详细探讨对古代技术发展的各类具体分期原则以及方法，而是力图说明：第一，古代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其差异或变化也是巨大的；第二，在造成所谓人与技术、技术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方面，古代技术并非例外，至少，古代技术缓慢地、不断地朝着这种对立关系发展。

对古代技术发展的分期，可以有很多方法，既可以从技术的自然属性，也可以从它的社会属性，例如以它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进行分期，而且这些分期都显示了技术的显著变化。例如前者(从技术的自然属性来看)，人类社会的古代，可以根据技术制品所使用的材料类型细分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马克思则以“磨”的发展形式细分出“风磨”时代与“水磨”时代、“蒸汽磨”或“机器磨”时期。从技术或其活动的社会属性来看，奥特加·伊·加西特将古代细分出“机会技术时代”与“工匠技术时代”*拉普:《技术哲学导论》，73页，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苏联学者库津(А.А.Кузии)等人则把古代技术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1)社会生产形成及其发展第一阶段的技术(远古—公元前 4000年); (2)手工业生产产生及形成期的技术(公元前4000—公元500年); (3)发达手工业生产期的技术(5—15世纪); (4)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技术(15—18世纪)。*姜振寰：《技术的历史分期：原则与方案》，载《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8(1)。而这四个时期不仅技术本身，而且和技术相关的生产方式也有着巨大的变化。

既然古代技术的共同特征就是基本不包含对科学的运用，那么古代技术的分期与科学的发展没有直接关联。与科学的结合给技术带来深刻的变化，与科学尚未结合时的古代技术自身的变化也很深刻，以至于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从青铜时代到石器时代可以被看成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这似乎表明，技术相对于科学而言，具有更久远的历史。如同现象学哲学所揭示的那样，技术是人的“在世方式”, 具有更深刻的本质，而且这本质上是人的生存论意义上的，是人作为“此在”与世内的存在者打交道，即“烦忙”。打交道首先就是要“操作”，而“认识”是次要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区别在于，它保持了“物之为物的完整性”，技术物向人展示的是物性的“带出”(进一步说，是“顺应性”地带出)；而现代技术是对自然的“逼索”，即挑衅、强求、促逼，等等。由于这种逼索是现代技术所独有的，因此只能认为它们是在技术与科学的结合中达到的。但是，在近代科学诞生以前，从“物性”的“顺应性带出”到“逼索”之间似乎具有一条连续的谱线，因为我们很难说青铜、铁器等金属物的制造丝毫不带有“逼索”的性质。实际上，不仅金属制品产生于“古代”，“逼索”自然的蒸汽机在其早期与近代科学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只是在瓦特时代才可能用到热力学中的“潜热”理论，而且瓦特是否有意识地利用这种理论，科技史界还存在争议。这很可能说明，对自然物的“逼索”并不是在技术与科学相结合以后才开始发生的。

而且，不管技术对自然物是否“逼索”，古代技术及其关联的生产活动照样可以形成人对自然的破坏：农牧社会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耕地扩张、滥采滥伐、过度放牧、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也对自然资源造成过严重破坏。

二、近代以后技术史的分期：现代与当代

在(近代)科学尚未正式诞生的情况下，古代技术能缓慢地进化并累积成巨大的发展，似乎切合乔治·巴萨拉的观点，即“技术和技术发展的中心要素不是科学知识”*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3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巴萨拉的这种观点不仅仅针对古代，而是针对整个技术史。德绍尔也把技术的本质放在“第四域”以图澄清和确定技术的独立地位。但是，技术落入科学的视野，以及科学从自然哲学变成特定的经验知识体系甚至“理论技术”，就是“近现代时代”的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与科学的结合使技术失去了其鲜明的独立性。

工业社会以来，技术一般被称为“现代技术”。人们普遍认为，18 世纪产业革命和蒸汽机的改进和广泛使用是现代技术的起点。这个“现代”至今已历两百多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肯定会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完全可以进行阶段划分。但是，划分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所划分的若干阶段总体上仍属于“现代技术”。例如，以有代表性的技术(群)来指称不同的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电子与信息技术时代，只是主体技术群的更替，并未对“现代性”的变化发展进行描述，给出脉络；另一种是依据“现代性”的变化发展来进行历史分期，甚至提出不同(近)现代的“当代”乃至“后现代”(在有些人看来后现代也约等于当代)。例如，芒福德把近代以后的技术发展分为“古技术时代”与“新技术时代”。实际上，这个“古技术”是指近代工业革命和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技术，其特征是煤炭和蒸汽机的使用，也就是近代技术，而他说的新技术时代大致开始于20世纪初，相当于“当代”。

本文着重分析第二类历史分期，探讨(近)现代以后，是否有一个在品性上不同于现代技术的“当代技术”，以及当代技术何以与现代技术有所不同。但在考察技术的“现代性”“当代性”以及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之前，我们仅仅以技术与科学关系变化为视角，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技术从近代到当代的变化。

(一)技术与科学的关系的变化——从科学时代到技术和创新时代

从总体上看，“现代技术”是工匠传统逐步与学术传统相结合的技术，它大致表现为对科学的“亦步亦趋”。这是因为有代表性的现代技术是紧随科学革命的技术。科学革命的历史也就是各门科学形成的历史，是科学为人类社会(当然也包括技术)打开视域、开疆拓土的历史。因此这个时期的技术进步对科学而言，显得如影随形，急速去填补科学开辟的领域，以“科学革命—技术创新”的方式发展。在这个时期，科学几乎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因为它主要面对比较纯粹的自然客体，用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概念，如运动、惯性、质量、时间、空间、原子、分子、反应等去为自然“立法”，去照亮伽利略所说的那个“上帝用数学书写的自然”，而不是特定的“人工自然”。“人工自然”或者说技术物、技术装置，只是一种认识工具，是使“自然哲学”转变为自然科学的一种必要手段，或者说，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用以“揭蔽”的“座架”。人工自然或者技术物尚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目标。在这些意义上，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科学时代”。

然而，从现代到“当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至少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科学所面对的客体与牛顿时代的客体有着很大变化，“客体”越来越受到技术手段的限定。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伽利略可以通过自己脉搏来研究单摆的周期，而当代科学家却日益受到技术物的限制；不仅如此，技术也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总的来说，“人类已从‘客观性’的时代进入‘规置性’的时代”*马琳：《海德格尔论现代性纪元中科学与技术逆转的关系》，载《学术月刊》，2015(6)。。另一方面，科学落入“研究与发展”(R&D)这种体制之中，其研究客体或对象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甚至指定。科学的“自主性”逐渐让位于技术的“自主性”。在当代，技术发展由紧随科学革命及其发展，变得在更多情况下“左右”科学的发展。科学由开疆拓土式的革命式发展，变成在各个高度分化的领域以积累性的方式进化发展。技术由单纯地去开发科学新开辟的疆土，变成主要在自己固有的领域综合利用多项研发(R&D)成果(包括科学发现)而得以发展。因此，技术显得具有“选择”的自由，即根据自己发展的需求，来选择科学研究的成果，有时甚至为科学研究提供课题和方向。正如美国科技政策专家斯托克斯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在很多领域，科学是技术的先导，很多技术原型出自科学，是科学实验的放大；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发展也已经成为科学的源泉。基础科学探索中的许多结构和过程只能利用技术成就来揭示。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只能“存在于技术当中”。因此，越来越多的科学已成为“派生技术”*D.E.斯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7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该书特别提到，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可能”隐含技术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而这种模式在当代显得过于简单和“线性”，提出以应用研究所引发的基础研究(也就是巴斯德象限)在国家科技政策中的重要性。有人甚至认为当代科技创新已经从“R&D”变成“D&R”。*费多益：《大科学的模式转换——从“研究与开发”到“开发与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

如此看来，现代技术可以说是“科学时代”的技术，而科学时代以科学理性为文化内核，以追求真理为基本价值取向。而在当代，技术则似乎不仅“自主”甚至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因此当代可以说是“技术和创新时代”，而当代文化“则可以说是‘技术文化’，以创新为基本价值取向”。*周昌忠：《试论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形态》，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 (6)。

(二)技术进步和创新方式的变化

与科技关系的以上变化不无联系，技术发展由利用一项显著的科学成就取得巨大进展，变成综合利用多领域、多项科学成就(包括技术科学)来取得发展，例如一个手机就要集成利用材料科学、电子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多样科学成就，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集成创新变成当代技术进步的重要形式。技术进步和发展由“科学革命—技术创新”转变为“研发—创新—集成创新—研发—创新”。在一个技术物上，例如手机，可以集中和涉及几千件专利。而一个公司，例如华为，作为通信技术专利的持有大户,截至2015年底，在全世界范围内累计获得授权专利50 377件*袁勇：《近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总体呈增长态势》，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9-12/doc-ifxvueif6547898.shtml。，这些专利包括对智能手机具有很高价值的LTE通信、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用户界面等。

但是，当代技术创新的这种主要模式并不是对“科学革命—技术创新”模式的否定，而是把它包含在创新的各个过程之中。粗略地说，现代技术更多的是从“无”到“有”地产生，而当代技术则更多的是从“有”向更好、更优的进化，尽管这种进化也可能是飞跃的、突变的。这意味着现代技术仍然依赖科学的发展，只不过它面临的是已经高度分化的科学知识体系。“知识”一词很好地表述了当代技术的特征：知识管理已经成为技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不仅要管理技术知识本身，而且还要管理技术的“人力资源”，因为不仅要知道怎样做，而且还要“知道谁知道”，等等。知识和信息的“爆炸”是当代技术发展面临的、与“近(现)代技术”时期完全不同的背景。

(三)技术对象和发展领域的变化

技术对象和发展领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代表这个时代的主导技术从某个领域变成多个领域，以至我们必须用主导“技术群”来描画这个时代。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生物技术时代、新能源时代等等都只是对“当代”的某个侧面的描述。第二，从“物理技术”发展为生命技术和智能技术，这里的“物理技术”不是指仅仅基于物理学的技术，而是指利用和改造“物理世界”的技术。当代人工智能、虚拟技术与大数据技术方兴未艾，这不是技术(和科学)对象在又一个新领域的简单延伸，而是技术和科学对自然乃至人类更彻底的“袪魅”：把脑力劳动中可以步骤化和可计算的工作交给计算机来处理，把生命秘密还原为生物学的DNA，其本质是对“脑力劳动”和生命“在一定意义”上的“解魅”。信息技术不是简单地造就“信息社会”，不是使人的脑力简单地从机械重复中解放出来，而是形成新的“座架”和解蔽方式，以及新的生存论意义上境域及其矛盾：“算法”和“步骤”与人的感性存在以及创造性思维的“对立和统一”。于是，新的问题或危机出现了：信息爆炸使人成为海量信息的奴隶，思维被计算和步骤左右，生命的“制造”打乱了生命的自然生成和发展秩序，等等。人工智能、数据的挖掘和利用，虽然要依托物理技术，但其本质性的东西不是一种物理方法而是数学方法，技术越过物理世界的问题而直接与数学、逻辑学等思维科学发生联系，图灵问题、哥德尔问题和逻辑悖论问题都可以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科技中找到对应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化解或深化就是这类技术的丰富和发展。

三、现代性、当代性与“后现代技术”

然而，我们以上讨论的实际上只是技术从“近代时期”到“当今时代”(一般认为开始于20世纪)的变化，而不是技术发展的“现代性”与“当代性”之区别和联系。而且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当代性仅仅是现代性的展开和发展，还是对现代性有着某种超越，甚或是某种反叛乃至否定性的超越？

“现代 ”(英文与“近代”同义，即modern)、“现代性”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指称和概念。就“现代”的开始时间而言，在人文社会历史学者那里，一般从文艺复兴或启蒙时代算起,但在多数科技史学者看来，“现代技术”却晚至工业革命才开始。而“现代性”一词，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与时俱进”的阐释空间。由于技术哲学存在两种传统——人文主义传统与工程学传统的对立，而且这两种传统的对立“根源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刘大椿 ：《关于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载《教学与研究》，2007(1)。，因此对技术的“现代性”的阐释就应该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对“现代性”的肯定、顺应、追随或批判、反思、拒斥，都能在技术哲学中得到反映。

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反思、拒斥”的思潮莫过于“后现代主义”了。因此，我们把“后现代”作为一个参照，来考察现代性与当代性的关系。就技术的发展而言，如果确实有一种实体存在的技术能承载这种“后现代性”，即存在某种不仅仅是思潮而且是实体的“后现代技术”，那么，“当代性”的确是对“现代性”的“扬弃”或者“否定性”的超越。但这是令人怀疑的，缺乏实际的根据。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由于当代技术与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如果有实体存在的“后现代技术”，那么也应该有得到广泛公认的“后现代科学”。然而，到目前为止，只存在对科学的后现代审视、反思、引导或批判，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科学”。

近代以来，科学还有过若干次革命，这些革命所带来的只是自然观的变化，远没有改变或消解近代以来所确立的科学内在规范和社会规范。科学的内在规范主要包括：内在一致性、可重复检验性、解释性和预见性，等等。社会规范即默顿所说的普遍性、公有性、竞争性和合理的怀疑精神，等等。这些规范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不断强化和发展。而且，技术规范日益受到科学规范的影响，在很多方面，科学规范日益成为技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步骤的明晰性、后果的可预测性、操作的可能性等要求，正是科学理性和规范在技术规范上的体现。

科学革命的确带来自然观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却没有朝着“后现代科学”所假想的“返魅”或“附魅”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更深、更广的“袪魅”方向发展。例如，没有发展出脱离还原论的整体论，没有发展出能脱离结构分析的有机论，没有发展出可以否定科学理性的生态伦理，等等。

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扩展了“袪魅”的范围——进入人的思维领域。人工智能机器人AlphaGo战胜世界一流棋手，使围棋这种智力游戏基本失去了智性上的神秘感。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已经把握人类思维的所有规律，把精神世界也完全纳入“万物皆数”的形而上学假设之中了，而只是说明，人类自身也是可以认识的。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如果没有与“后现代科学”相关的后现代技术(例如不存在“附魅”的后现代技术)，是不是还可以存在符合现代科学理性和规范，但能够克服“现代性危机”(例如技术异化、人与自然对立)的“后现代技术”？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

一些论者所说的后现代技术，是指某种在人类活动中已经存在或将要出现的，而且比现代技术更为先进和优越的技术，能克服现代技术的诸多缺陷，例如克服了“技术异化”，使人与物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少对立。这种后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技术，是否真的言之有物？哪怕它只是若隐若现、暂时未成气候，但只要代表了某种发展趋势，只要它对“现代技术”确实存在特定意义上的改造和优化，这种存在性的判断就是成立的。

大数据、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等往往被一些论者视为“后现代技术”的实体性代表。甚至“工业4.0”被视为后现代技术时代的一个重要启动者，“在某种程度上工业 4.0 本身即是一场后现代运动”*。工业4.0即德国所谓的工业四代(Industry 4.0)，它将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据说，工业4.0将改变集中生产模式，即改变工业社会的“大机器生产”模式，因为它能运用智能去创建更灵活的生产程序，实现“海量定制”，支持制造业的革新以及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所以可以代表集中生产模式的转变。

一般认为，网络通信等技术能减少某些交通或运输的必要性，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工业制造的信息化、智能化能更好、更低成本地满足各种“个性需求”，甚至实现设计者的工匠精神，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流水线的机械重复，能恢复生产者的“智慧特征”，使技术人员或制造者能像古代工匠那样，运用技术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技巧”或“技艺”。有人甚至认为，作为高科技条件下精细化和个性化融合的产物，工业4.0能达到以下效果：(1)去中心化: 互联时代的平等制造；(2)差异化: 海量定制与自由选择；(3)回归制造: 作坊和工匠精神的再现；(4)道法自然的量子化生产。*徐玉祺、史玉民、任雪萍：《工业4.0的后现代隐喻与生活制造》，载《贵州社会科学》，2017(7)。

照此看来，当代技术似乎呈现出某种“后现代技术”的特征，即克服了技术的“异化”性质，技术(和科学)作为双刃剑的性质似乎有所减少或减弱。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大数据、信息技术、新能源的使用，固然可以减少甚至取代交通及物流运输，减少能源消耗，然而由于技术更新和升级速度的加快，产品废弃速度也加快，电子垃圾(无论是手机还是电子计算机)越来越多；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可能带来(实际已经带来)人际交往减少、人性人格的封闭、个人隐私权难以保护等问题。对虚拟世界的沉迷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大数据轻而易举地追踪、“计算”和分析个人隐私，早已经是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此外，大数据、智能技术离不开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而这些技术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在废弃以后难以被自然界消化的稳固材料。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并没有改变，技术异化并不是暂时性的(或者说是工业社会特有的)、将来不再出现的特征。黑格尔指出，“异化”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实现了的目的因此即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确立了的统一。但这种统一的主要的特性是：主观性和客观性只是按照它们的片面性而被中和、被扬弃……达到了的目的只是一个客体，这客体又成为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或材料，如此递进，以至无穷”*黑格尔：《小逻辑》，3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埃吕尔认为，技术的负面作用不会因技术的进步而不再出现。“每一项技术的运用，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某种不可预见的附加效应，这种附加效应较之该项技术的缺乏更具灾难性。这些附加效应伴随着那些所预计、所期待的有价值而积极的结果而生。”*Donald L.Hardes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Hoboken: John Wiley and Sons, Inc.1977.p.107.转引自王佩琼：《论异化的技术史观》，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3)。“后现代技术”也不例外。因而，从这种意义上看，能否存在克服了“现代性”缺陷的“后现代技术”，也是值得怀疑的，至少在当今，这类“后现代技术观”尽管早已有之，但相应的“后现代技术”尚难见端倪。

第三，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变化，也没有实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主张，如反对普遍化，去除本质论、基础论，等等。

从现代到当代可以粗略地描述为从科学时代到技术时代。技术与科学关系的这种变化，似乎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反本质主义”或“反基础主义”的一些“后现代”思想，例如“知识的元叙事机制的衰落”。表现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上，就是利奥塔尔的观点：“科学知识的语用学代替传统知识或启示知识的地位，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性能代替原理成为合法化标准。那种知识的获取与精神，甚至与个人本身形成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则已经过时，而且更将过时，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9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但是，我们所提出的科技关系的变化——从“科学时代”到“创新时代”，是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即科学与技术的社会角色和战略地位的变化，甚至只是它们在“研发统一体”中的战略优先地位的变化，而不是知识论或认识论意义上关系的变化：科学(和技术)已经由小科学时代向大科学时代转化。过去人们关注的是小科学的自由研究，而现在科学技术研究对社会资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强，科学研究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强。科学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科学的社会化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它与技术的互动——这种互动正如“舞伴关系”*Rip A.“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In Kroes,P.，and Bakker,M.(eds.).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231.，在某个时期、某种意义上由科学领舞，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意义上由技术领舞，而且这种角色更替是两者作为“社会活动”意义上的更替，而不是什么知识的“元叙事机制”的衰落，以及性能代替原理成为“合法化标准”。此外，我们说当代“以创新为价值取向”并不是对“以追求真理为价值取向”的否定，而是前者把后者包含于其中。

四、小结

从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来看，无论古代、近代还是当代，人与技术、自然的关系都既有和谐也有对立。从所谓“物性的顺应性带出”到人对自然的所谓“逼索”之间，在古代和现代之间有一条连续的谱线，“逼索”并不是随着技术与科学的结合而突如其来，技术的“异化”或负面效应也并非现代技术所独有，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古代技术并非没有负面效应， 而可以“返魅”或消除异化的“后现代技术”也未见端倪。

尽管我们可以把技术发展区分为古代、现代(实际上是近代)、当代，甚至还可以有更细的划分，但“现代性”只是一个开端，一个需要不断展开、深化和发展的面向未来的品性集合，而不是一个已经结束或完成的、可以马上超越或否定的过渡性的时期。韦伯将“现代”特征概括为自主性、理性化和专业化的时代。这些在技术上也得以体现，从当代技术的发展来看，我们只能说这三个特征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内容越来越丰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与其说是一个“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时间之箭 ，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一个方案”和“一项未竟的事业”*Habermas.“Modernity: An Uncompleted Project”.In Hal Foster(ed.).Postmodern Culture.London and Sydney: London: Pluto Press Limited, 1985.pp.3-15.。那么，“当代”只是与“近代”(中文意义上的)相区别，它仍是“现代性”的展开，其现代性的品性较之近代而言，有所发展、提升和优化。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满实现”。那么，这个“现代”作为技术的一种品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时代的限定和指称)，就应该具有不可逆转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人类要想“诗意地栖居”，不是靠改变技术的“现代性”(这也不可能做到)，而只能通过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改良、改进，形成更好的社会机制，建构更合理的社会规范，来化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引导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