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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正亦邪”的锦衣卫

2018-01-18熊剑平

公务员文萃 2018年12期
关键词:锦衣卫正统职能

熊剑平

全能卫队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朱瞻基去世,年仅九岁的朱祁镇登上皇位,年号正统。以九岁儿郎的身份即大位,朱祁镇尚且未谙世事,根本无法理政,所以国家大事只能交给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打理。所谓“三杨”,指的是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位贤臣,都是仁宣时期的老臣。他们治国有道,而且齐心协力,所以能够保证正统初年政治清明,四境安宁,延续“仁宣之治”的良好态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统初年之所以能保持国力上升,除了依靠贤臣辅政之外,也借助于国家机器积极发挥作用,需要它们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可以高效运转,保持充分的活力。锦衣卫是明代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自从永乐朝设立东厂之后,明代的情侦机构形成厂卫并立的模式。但这并不是地位完全对等的并立,而是以东廠为主导。锦衣卫的地位与明初相比,有明显下降。当然,锦衣卫所承担的任务并不会随之而下降。恰恰相反,通过《明实录》,我们能看到锦衣卫在英宗执政期间明显地活跃起来,其所承担的任务一直呈现增加的趋势。在正统和景泰时期,他们像一支全能型的保安队伍,时刻护卫着这个国家。

据《明史》,锦衣卫基本职责是“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已经显得四不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职能还会发生进一步变化,逐渐变成替人打理家务的“全职太太”。

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在平时都需要担负哪些职能,与之前相比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仍然是“直驾侍卫”,也即担任皇帝的贴身护卫。这项任务,其实是从锦衣卫的前身仪鸾司开始就一直存在,而且在有明一代始终得到保持。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在行宫,锦衣卫都要时刻保护皇帝,担负警戒,预防不测。

在一些重大仪式中,比如新皇即位、皇室婚嫁、陵寝修建等,锦衣卫除了担负安全保卫的职能之外,还需要参与和完成很多其他的相关任务。诸如会场布置、隐患排查、仪式设计等工作也需要锦衣卫的大量参与。

有意思的是,在景泰年间,锦衣卫的护卫对象也有所扩大,不再只是担任皇室的护卫任务,也会受领其他护卫任务,而且多半是临时的急务。

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锦衣卫职能的变化,标志着锦衣卫已经由皇家卫队逐渐变身为帝国卫队,不仅不再由皇室专享,担负任务也更加多样化。锦衣卫已经逐渐变成全能型的护卫部队,并在各个领域中都发挥出积极作用。

自从设立之后,锦衣卫便一直担负着“巡察缉捕”的职能。在侦察巡视的同时,可以随意展开抓捕活动。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对锦衣卫畏惧三分。除此之外,他们还担任着一定司法职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绕开刑部和大理寺。在正统、景泰年间,这些职能也得到了延续。

在东厂设立之后,锦衣卫仍旧会有独立缉捕和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机会,但侦办大案要案更多是和东厂一起行动,而且明显受到东厂的监督。有时也会奉命与都察院一起执行任务,御史大夫也会在其中起到监督作用。

搜集军事情报一直是锦衣卫的职能之一,但是史书中相关记载并不多见。也许是出于保密需要,其事秘而不宣,缺少记载也属情有可原。有幸的是,在《明英宗实录》中看到不少相关记载,其中主要是搜集瓦剌方面情报,应该与当时北方边患凸显有着直接关系。

反间,今人称之为“反情报”,也一直是锦衣卫的重要职能。情报与反情报,无法须臾分离。锦衣卫既然担负搜集情报的任务,同样也应该担负反间的职责。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如果发现藏匿的奸细和危险分子,锦衣卫都有侦察抓捕的权力。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锦衣卫都可以在各种来往道路上临时设置关卡,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和询问,一旦发现奸细可以随时抓捕。

层层盘剥

全能的锦衣卫到处插手,过于强大的权力,让他们不由自主地留下了斑斑劣迹。“相爱相杀”的游戏模式,也会不时地在锦衣卫上演。

在《明史》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皇帝将锦衣卫籍作为一种赏赐,授予那些有功之人。就连郑和下西洋所带回的那些立有军功的外籍人士,也会被收编成为锦衣卫。这种情况说明,明代的锦衣卫除了可以身着飞鱼服、腰挎绣春刀之外,也可能享有相对优渥的待遇。

但是,优酬未必能够养廉。可能还是因为锦衣卫所拥有的各种权力,他们的腐败行为在明代史料中寻常可见。永乐之后,朝廷设立东厂对其加以监督——虽说不是专为监督其腐败,却不幸沦为“贼喊捉贼”,仍旧是监守自盗的尴尬局面,锦衣卫的腐败行为仍然是蔓草难除。

正统元年(1436年),朱祁镇将浙江都指挥徐政降级处分,原因是他在担任锦衣卫指挥佥事时因为畏惧边警,所以弃其所守,并假托奏事之名跑回京城。监察御史杨仕敏等人负责对其进行参劾,开始针对的只是他的胆小怕事和渎职行为,没想到在调查之中很快发现他在署事锦衣之时的种种劣迹。除了盘剥下级而不当获利之外,他还经常指挥手下军士四处诈取财物,因此留下了斑斑劣迹。

上层军官如此,中下级军官自然也好不到哪里,正所谓羊狠狼贪。千户是百户的上级领导,一般是一所之长官,手下统领千人,至少会比今天的营长有范,甚至可追团长,却也会在盘剥下级之余,四处抢夺民产。

有一天,朱祁镇忽然接到一位民妇的一封莫名其妙的诉状,说是自家的庄稼地里忽然被别人种上了庄稼。是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位无私奉献的“活雷锋”吗?显然不是。民妇不仅没有遇到雷锋,反而是遇到了强盗。根据民妇的诉状,他家的田产系世代相传,在丈夫去世之后,家中已经一贫如洗,只能指望着这份田地勉强度日,没想到却被别人霸占。朱祁镇立即下令户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非常出乎皇帝的意料,因为霸占寡妇田产的,正是行在锦衣卫指挥林观千户朱喜。

连老百姓的庄稼地都可以抢种上自家的庄稼,而且是出自锦衣卫千户之手,这在古今中外都堪称奇谈。恐怕也只有这个,才能叫做“刮地皮”式搜刮吧。

不只是下级军官,就连锦衣卫的普通一兵也有索贿的恶习。当时有个叫皇甫经的士卒,冒充校尉四处索取财物,在狠捞一把之后,最终被人察觉。不久,他被抓捕入狱。在审讯过程中,皇甫经扛不住各种酷刑,就此供出一大批上级领导。兵部侍郎李郁、陕西参政李约、备边都指挥徐政云等人都受到牵连,就此揭开锦衣卫的另一道惊人黑幕。

原来,李约在担任兵部郎中期间,曾经接受皇甫经的贿赂,由此而将其吸收进入锦衣卫。至于李郁,也是皇甫经的同乡,在曾担任其上级期间,利用这一层关系私自派遣其四处抓人。

从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锦衣卫士卒的贪腐妄为,也可以看到当时锦衣卫层层盘剥的黑幕,包括在征兵过程中的各种乱象。皇甫经既然是通过行贿才能进入锦衣卫,他在进入这个体系之后,自然也会通过索贿和盘剥他人,寻求相应的补偿。在平时,他必须听从上级命令,按照上司要求抓人,帮助他们鱼肉百姓。这或许也被视为“本职工作”。在完成这些“本职工作”之外,只要找到可乘之機,就一定会借机徇私。

官官相护

既然有层层盘剥式的贪赃枉法,也一定会有朋比为奸式的官官相护。在处理太监僧保、金英的案件中,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有皇权的庇护,太监僧保、金英等人开始下海经商,他们“恃势私创塌店”,而且不知不觉之间就有了多达十一处连锁店。这些店铺并非合法经营,连一张营业执照都没有,而且悉数交由无赖子弟料理。这也并不奇怪,东厂的特务们和锦衣卫一样,都有发展流氓无赖作为眼线的嗜好。长期以来,他们早已习惯了沆瀣一气,互相勾结。

有了大太监撑腰,这些无赖子弟更加有恃无恐地欺行霸市,他们“霸集商货,甚为时害”,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工商税务等部门都对他们无可奈何,避之犹恐不及。正统二年(1437年),僧保、金英等人的违法之举被很多人举报,小皇帝朱祁镇只得命令锦衣卫协同监察御史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太监僧保、金英等人确有违法行为,而且证据确凿。御史孙睿和千户李得随即奏报一套处理方案。在方案中,他们建议将那些霸占别人的货物全部归还失主,其余赊账则交给锦衣卫继续追缴。

这个建议得到了朱祁镇的支持,却惹恼了马顺等人。当孙睿将相关处理方案交给锦衣卫指挥马顺时,马顺立即以“其事冗累”为由加以推脱。马顺此时也许并不清楚方案已得到皇帝首肯,也许是故意与御史大夫作对,总之非常明确地表态,不愿意与其配合。

在孙睿看来,马顺既然不予配合,那就是公然违抗圣意。在平时,他一贯看着马顺不顺眼,到了此时倒正好可以顺势而为,给马顺一个下马威。他当面怒斥马顺胆大包天,抗旨不尊。马顺当然不甘屈服,二人随即展开一番理论。没想到就在他们理论之时,锦衣卫指挥徐恭等人也加入进来。几位锦衣卫指挥组团与御史大夫孙睿展开辩论,大堂内外顿时一派喧闹。

这时候的小皇帝虽说还是儿郎,毕竟又年长了一岁,多少也见过一些场面。他继续支持御史大夫孙睿,而且宣布当场杖责徐恭二十,并将马顺和徐恭下狱,只有刘源得到特赦。此时,都察院乘势而上,奏称马顺、徐恭公然扰乱朝政,按律当斩。马顺、徐恭则各诉冤情。朱祁镇见状,只得命令他们当场进行辩论,由他自己来判断是非。

双方的骂战由此开始再次升级,情绪高涨,血脉贲张,为了互揭老底,甚至不惜栽赃。张谷等人也受到感染,变得非常亢奋,他向皇帝提出建议各打五十大板,斩了马顺,流放徐恭,关起孙睿。

看着双方火星撞地球式的火拼,小皇帝的内心忽然涌出一丝不安。想必是被双方激烈撞击所蹦出来的火花吓着了,或者是突然之间有所顿悟,他作出了息事宁人的决定。他并没有听从张谷等人建议,只是下令将吵架的各位大员一并捆绑关押,等过些时间再行处理。

不就是身边大太监赚了点钱吗?这才多大的事?谁赚不是赚呢?也不至于大动干戈,何况平时还仰仗他们出功出力呢!不如就此息事宁人,做个和事老吧!朱祁镇算是想明白了。

因为朱祁镇的宽容,太监僧保和金英等人的违法行为,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所以,这些大员很快就被释放,大家重新相安无事。当然,这也只能是暂时现象,巨大的危机被埋藏起来,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朝臣之中也有睿智之人对这些情况看得非常清楚,对黑吃黑、狗咬狗的内幕非常清楚,于是斗胆上书皇帝,直陈时弊:

都察院丧失督察职能,此后必不能严于纠察,并使得臣僚就此丧失忌惮之心;大理寺作为主持司法公正的机构,不能精于审录,会产生轻重之失;通政司以及六科,都是朝廷的喉舌,他们参劾不一定能保持公允,陈言也会出于私情。锦衣卫以及其他各卫,都是朝廷之牙爪,但在体察事务、巡捕盗贼的过程中,也会肆意妄为,由此导致“冤滥于无辜”。

这些话几乎是对国之重器的全盘否定,虽然说得有些难听,但绝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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