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荧丽?李艳

摘要：中国的翻译史据考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总共历经了4次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末年到宋朝的将近1000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近代西学翻译以及现当代翻译。在这四次翻译高潮中，除了佛经翻译，其他三次翻译高潮都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三个时间段内，政治因素对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及目的，翻译选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对翻译活动同样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 政治因素； 翻译思想与目的； 翻译选材

中国翻译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史前时期，我国不同的地区的部落、部族之间就开始了交际和融合的过程。据史料记载，我国至少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有了通过多重翻译而经行交流的史实。[1]这样算来，中国的翻译活动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不同的研究中国翻译史的学者对中国翻译史的划分标准有稍微的不同，但大致上来说，中国的翻译史上总共经历了四次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末年—宋朝的佛经翻译（148-111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1584-1724）；清末民初的近代西学翻译（1840-1919）和现当代翻译。在这四次翻译高潮中，除了佛经翻译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慢慢兴起，与政治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其他三次翻译高潮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政治的因素的影响。西方翻译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操纵理论，其创始人是勒弗菲尔。该理论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决定着译者的文本选择、翻译目的和策略，其影响突破了语言层面的因素。法国的翻译家贝尔曼也指出，翻译策略受意识形态驱使。[2]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一、政治因素影响翻译家的思想及目的

翻译活动并非真空作业，语言外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对语言外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语言符号的人文含义、译本的任务以及译本的功能。[3]在中国翻译史的三次翻译高潮中，政治因素就是影响翻译活动很大的一个语言外因素。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兴起与欧洲一批耶稣会士来华密切相关。这些传教士除了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基督教，也带动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学者统计过，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译著成书三百余种，除宣扬宗教迷信的书籍外，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20种左右。[4]但是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联合了当时中国的士大夫共同翻译，其中较为著名的士大夫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以及王徵。徐光启生于明朝末期，他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发展科技，强国富民。他的翻译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当世”；二是抓重点，抓“急需”。[1]在与传教士交往的中国士大夫中，李之藻是与外国传教士利玛窦交往最频繁的一个。李之藻跟从利玛窦的目的并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他还曾上书给皇上，痛陈翻译科技书籍的必要性。杨廷筠和王徵也对翻译的必要性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综上所诉，在明末清初这个国家慢慢处于衰败的时间段内，涌现了一批希望通过翻译挽救国家和民族的仁人志士，而且他们的翻译思想也大都受这个阶段政治形势的影响，翻译的目的性都很强。到了第三次翻译高潮，即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的状态。标志着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鸦片战争，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的船舰利炮一下子使得中国人从天朝的美梦中惊醒，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翻译就是他们提醒世人睁眼看世界最有力的工具。这个时期最为著名的翻译家当数严复，林纾以及梁启超等人。作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译学理论家，严复提出了许多翻译理论，其中最为世人熟悉的就是“信达雅”三字标准，但是严复自己说他翻译的目的只是尽一个爱国者的天责。林纾是中国近代史上能与严复并列的翻译家，虽然不懂外文，却靠着与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外文小说，是中国近代史上译作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他从事文学翻译事业，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他是把翻译作为自己报国救民的一种“实业”。[5]这一时期另外一名重要的翻译家就是梁启超，他是维新派领袖人物中在翻译理论方面最有建树，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他论述的翻译的目的性是极为明确的：为了“救焚拯溺之用”，“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1]综上所述，清末民初这个阶段的翻译家的翻译思想都参杂了很强的目的性，他们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外国学习，为了救亡图存。可见，这个时期国家的政治形势决定了翻译家的翻译目的及思想，并且推动了翻译活动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此形势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也愈加频繁，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也愈加深入，這就促成了中国翻译活动的又一次蓬勃发展，翻译也越来越走向跨学科，专业化等方向。综合以上三次翻译高潮，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翻译家的翻译目的，并且会进一步影响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同一时期翻译家的目的及思想又都比较相似，这就使得政治因素得以显现。

二、政治因素影响翻译家的选材

若考察中国翻译史，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大变革时期，较之“怎么翻译”，“翻译什么”是首要的问题……翻译之选择体现在译事的整个过程。选择怎样的作品加以介绍与翻译这是一种根本的选择。[6]在中国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中，中国处于明末清初，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已逐渐落后于西方，因此，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以及王徵等人，在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的基础上翻译最多的便是西方的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学和数学、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采矿冶金、军事技术、生理学和医学、生物学、舆地学、语言学和文学、经院哲学、神学及其他宗教文献。比如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最有名的书就是根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编注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前六卷。李之藻根据利玛窦口授而演绎的《同文算指》一书，内容为西方的初等数学，从加减乘除以至开方等等，并附有很多练习题。李氏还进一步指出，除了天文历学之书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测望、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医理、乐器、格物穷理、几何原本等等科学书籍，都是值得翻译的。李之藻在晚年，还与葡萄牙传教士傅汎际合作，翻译了《寰有诠》、《名理探》两书，为我国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的名著。杨廷筠为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述的 《西学凡》是当时欧洲大学所授各门学科的教学大纲。王徵根据瑞士传教士邓玉函口授而翻译、并绘插图而出版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说的是物理学、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方法。他精心挑选“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所急需”者进行翻译[1]正是由于看到了国家的逐渐落后，明末清初的几位士大夫才急于引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就导致了这一时期翻译的题材的种类更倾向于科学技术著作，这一点也恰好印证了政治因素影响了翻译家的选材。到了第三次翻译高潮，即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的时候，由于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这种形势对于翻译家翻译的选材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前面提到过的严复、林纾以及梁启超在翻译的选材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领域，但是他们选取的材料无不是基于救国救民的目的的。使严复一举成名，成为全国闻名的大人物的是他于1897年发表的译作《天演论》，随后他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欧克斯的《社会通诠》、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从严复所选译的这些书来看，都是西学的“精髓”，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西学的“命脉之所在”，都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重要的社会科学名著，这些著作合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科学名著，可见，严复的翻译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严复翻译这套书，看来是有选择的。[5]林纾在近代文化史上最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林纾与他人合译的法国大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使其一举成名，而后又与他人合译了《黑奴吁天录》也大受欢迎，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源源不断地把大量外国作品翻译到中国来，成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据统计，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计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1]由于林纾不通外文，所以他对于翻译题材的选择就没有严复那么严格和有目的性，基本上都是别人给他什么他就译什么，但是他对翻译题材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 进入现当代，翻译的作品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翻译家翻译作品的初衷都是为了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翻译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也对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大力支持，这就导致了翻译事业呈现了蓬勃发展的状态。中国同世界各国各个领域的交流使得译者翻译的领域和分工也更加明确，针对性也更强，翻译的材料向学科化发展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三、外交关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两国间文化的交流，常系于两国间政治和经济上的关系。外交关系愈加密切，其文化关系亦愈加广泛。[7]因此，翻译家翻译的原本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所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决定的，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某一时期与哪一国关系更亲近，翻译的这个国家的作品就更多一些。从19世纪末直至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和英、日、美、俄四国的关系特别密切。从1842年鸦片战争至1895年甲午战争，英国在中国占据着优势，有数据显示，当时翻译的作品有50%都来自英国。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崛起以及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对中国造成的刺激，改革运动主要目标在于仿效日本，因此这一时期从日文翻译的著作高达60%。而后随着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使得中日关系恶化，留学生更倾向于留美，引入了大量翻译美国科学和文学作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只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这个时期的翻译的俄文译作则成为了主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带动了一大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建交的热潮，中国则又开始倾向翻译西方各个国家的作品。综上所述，我们很容易看出政治因素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之大。政治因素能够起到推动翻译活动不断发展的作用，也会对翻译活动起到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因此，要想翻译活动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如何适应并积极回应政治环境的要求也是翻译家们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

四、结论

翻译，作为两个语言社会之间交际的工具，其目的在于促进本语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传播和进步，其间充满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这个过程也是对特定文化中政治张力的表达。作为一种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和政治环境下的选择，翻译行为中的政治因素體现了在当下历史背景下译者与文本间的复杂关系。[8]纵观中国的翻译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政治因素对于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目的，翻译选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时期内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对翻译的原本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因素是影响翻译活动比较宏观的也是较显而易见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考察一个时间段以内翻译活动的发展以及某个翻译家思想的影响因素时，政治因素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考线索以及帮助。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刘练.试论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4）：108-111.

[3]柯平，张萍.翻译—社会文化的产物—评《翻译：宗教、意识形态、政治》[J].中国翻译，2002（2）：55.

[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5]王秉钦.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6]许均.论翻译之选择[J].外国语，2002（1）：63-65.

[7]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8]邵炫衡.论政治因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以《没有美国的世界》汉译本为例[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