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梅园

摘要：汉文训读，是日本平安至明治时期文人学士阅读汉诗汉文时使用的主要手段。汉文训读与中国文化、佛教文化传入日本的过程息息相关。同时汉文训读又成就了汉语文化在东亚的地位，“汉文文化圈”与汉文训读法关系紧密。本文想尝试梳理一下汉文训读在中日文学翻译史的起源、地位、影响等，中日两国对汉文训读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等。

关键词：中日翻译；汉文训读；汉文文化圈

先看看下面的例子：

A 春眠不覚暁

B 春眠不レ覚レェ暁ヲ

C 春眠暁を覚えず

在日本人学习中国诗歌的过程中，一般会同时出现上文的ABC句子。A称为“汉文原文”（「白文」），B为“带训点的汉文”（「訓点つき文」，表示汉文的读法，日语古汉籍最常见汉文。），C为“训读文”（「訓読み文」，经过训读后誊写的日语句子。）。而真正翻译汉诗意思的是“现代日语翻译”（「口語訳文」）。日本人将汉文的这种阅读方法称之为“汉文训读”（「漢文の訓読」）。

汉文训读，是日本平安至明治時期文人阅读汉诗汉文时使用的主要手段。简单来说，汉文训读就是，保留汉文的形式，添加上“訓点”，将汉诗的语序调整成日语的语序，采用日语的发音进行阅读。是一种取汉诗的形，与日语的音相结合的汉诗读译方法。需要明确的含义有几个：

这里的说的“汉文”，普遍指的是中国的古典诗歌，还有中国的文言文，“汉文训读”又被称为“汉诗训读”。“汉文训读”中的“训读”，是对整个句子的训读，不单是当中汉字的训读，同时需要加入“训点”，将语序进行调整，使之与日语语序（主宾谓）一致。“訓点”是①“返点”②“送假名”③“标点符号”的总称。①“返点”是用于调整语序的符号，放在汉字的左下角，主要有「レ、一、二点、上、下点、甲、乙点、天、地点」等；②“送假名”是添加进原文的助词、助动词、词尾活用助动词等的假名，起到提示汉字读音的作用；③“标点符号”是用于古汉文断句的「、」、「。」等。

以上是汉文训读的基本概念。在理解汉文训读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想尝试梳理一下汉文训读在中日文学翻译史的起源、地位、影响等，中日两国对汉文训读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等。

一、汉文训读的起源

汉文训读语法是日本汉学家创造的一种独特的翻译、解读中国古代作品的方法，基本形成于平安时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属于日本的汉学研究领域。

关于汉文训读的起源，金文京（京都大学教授）在《东亚汉文训读起源与佛经汉译之关系——兼谈其相关语言观及世界观》中指出：

第一，日本汉文训读从佛经汉译的过程中得到启发而形成。

第二，日本汉文训读很可能受古代朝鲜半岛新罗同样方式的影响。

第三，在日韩两国，由汉文训读所形成的语言观扩大到各自的世界观，其中既有同又有异，于焉产生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的世界观互相冲突。①

还有一说，是日本奈良（710～784）及平安时代（794～1192），年作为遣唐使的日本人跟百济学者学过汉文训读法后，在百济人汉文训读的基础上，根据日语特色创造出了自己的训读法。②

两种关于汉文训读的说法大同小异，也说明了汉文训读的起源是有迹可循，历史悠久的。金文京在文中还认为汉文训读是文字文化圈中的普遍现象。汉语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尤其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中曾长期占据文化中心地位，汉文训读史中国汉文化处于文化多元系统论中的中心地位的主要表现之一。日本学者石塚晴通（2001）、小助川贞次（2012）等则认为“汉文训读法是中心地域的权威语言在周边国家的传播法”。③由此也可窥见汉语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尤其是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中曾长期占据文化中心地位，汉文训读史中国汉文化处于文化多元系统论中的中心地位的主要表现之一。

二、汉文训读的发展及影响

汉文训读的发展历史悠久。首先始于奈良时代，成型与平安时期。日本学者推测汉文训读的方式最早的书面形式见于日本国编史书《续日本纪》（公元797年）。平安时期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书中均有以汉文训读文出现的汉诗引用。平安时期的汉文训读方法已基本成型。随着汉文佛典，诗文的大量涌入，汉文训读法在中世（镰仓时代④、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和近世（安土桃山时代、江户时代）得到了普遍推广。出现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用汉文训读文书写的佛经、史书等书籍，同时汉文训读文还影响了日本的军事物语等的文学创作。明治到昭和后期的被称之为“普通文”的日式文言文，就是一种受汉文训读法影响的发达文体。

王晓平（2014）认为汉文训读是一种极端的直译方式。⑤当然，汉文训读之所以可能，主要是汉字在东亚国家的共用性，汉语在古代的日本汉学家中等同于第二母语。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汉文训读法完全独立于原文读音。

（二）汉文原文形式不变，在保持原文形式的基础上完成翻译。

（三）易操作，是汉文学习者进行译读汉文的辅助手段。

学者们对汉文训读给予了高度评价。潘均认为“汉文训读是古代日本读解汉文、并由此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手段和媒介。”“训读源起于汉译佛经的思想，起初作为汉文的解读方式，最后竟发展成为日本人的一种写作文体。”⑥前文提到的金文京在《汉文与东亚—训读文化圈》（2010）提到了共用汉字的东亚的“汉文文化圈”的概念。⑦

古代日本人在使用训读法阅读汉文时，其实就是在读解汉文；这是一种速成的翻译法。所以汉文训读法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极端的直译。在全世界开展轰轰烈烈的关于诗歌的“可译”与“不可译”争辩之时，汉诗的日译在一千多年来，几乎完全被汉文训读法垄断，成为日本学者乃至普通大众阅读和理解中国古典诗词和文言文的主要方式。这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无限接近原文，向原文致敬的翻译方法。当然汉文训读法的弊端也在一千多年的演变发展中日益暴露。比如，虽然无限接近了原文的形式，然而汉字在日语的不断演变中意思已逐渐发生了变化，许多同形异义词的存在会影响对汉文的意义理解，导致最这种直接的翻译成为流于形式的翻译。

汉文训读法体现了汉字之于古代日本的重要意义。汉文训读法甚至可能与日语假名的创制相关联。在假名出现前，日本采用的仍是“文言二途”之制（即口语使用本民族语言，书写时则只能使用汉文）。 因为阅读汉文标注表音义（訓点）的汉字需要多次重复书写，又是写在字里行间的，所以很多汉字需要简化或使用半字代替，于是汉字渐渐演变成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假名的创制的9世纪也刚好与汉文训读法的时期相重合。

汉文训读法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种读解汉文的方法在无意识中为我们保留了众多的中国古典典籍。在汉籍外播的漫长历史上，似乎很多典籍并没有译成其他文字，却在数百年间得到阅读和传播。其中的奥秘便在于各国的写本以及各自创造的“训读”之中。虽然训读并非出自日本人首创，但是，日本却是中国以外的将训读坚持至今的唯一国家。这种读解方式，使得隋唐时期乃至以后传至日本的中国古籍得以完整保存至今，包括许多的敦煌遗书等。这些古籍成为现在学者们研究，对比古籍版本，古籍在日本的传播轨迹等的重要工具，而通过研究汉文训读法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可以探寻中国古籍在日本的受容轨迹。

三、中日两国对汉文训读的研究现状和意义

为了将中日两国对汉文训读的研究现状做个对比，笔者试着选取了中国的知网，日本[日本語研究·日本語教育文献データベース]（下称“日本数据库”）中的数据。搜索词选取了中日对应的四个词“汉文训读”、“汉诗训读”、“训读翻译”、“训读”。

表格数据显示，中日方文献最多的是以“训读”为搜索词的一类，因为这个词含括在了前面三个关键词里，同时还如前文所说，“训读”不单指句子的训读，还包括单个词的训读。所以这一项数据不具有可比较的代表性。“训读翻译”和“汉诗训读”这两类，中日数据上来看也不存在可比性。首先以“翻译训读”的日文「訓読翻訳」来进行搜索，显示“搜索结果0”，于是换了个近义词“訓読と翻訳”，只显示了2005年和2011年的两篇。日方数据中的“汉诗训读”这一类之所以数据这么少，是因为日本没有汉诗训读这一说法，“汉诗训读”是国内学者由日文「漢文訓読」译过来的说法，目前国内主要的主要说法就是“汉文训读”或者“汉诗训读”。日本数据库以“汉诗训读”为关键词搜索出来的唯一一篇看起来也像是中国留学生写的。鉴于此，可以将中国的“汉文训读”和“汉诗训读”合二为一，与日方数据的「漢文訓読」一类进行数据上的对比分析。

知网数据显示，所有年份的总数上来看只有55篇，不能算得上大热。

日方数据显示，日本是“汉文训读”研究的主场，检索出来的总数达到204篇，日本对“汉文训读”研究的热心由此可见一斑。

从研究方向或内容来细分，日本方面的文献涉及内容有：汉文训读与教育（汉文教育、汉字教育、教材编写等）；汉文训读的语音语法研究（汉文训读规则、汉文训读音调、具体语法点、中日语法对照等）；汉文训读在东亚（日韩越的汉文训读对比研究、各国的古典汉文献的受容和译介、敦煌遗书、汉字在日本的变迁、汉文训读与日的古典籍、汉文训读与日语的形成）；汉文训读与翻译（佛典的译介和汉文训读、翻译的细节讨论等）。

知网上的文献主要涉及以下内容：汉文训读与日本文化的发展（汉字在日本的演变、汉文训读与日文文字的形成、汉文训读规则、汉文训读与古代现代日本的文化等）；汉文训读与汉籍日译（误译、汉文学在日的受容、名著的翻译细节分析等）；汉文训读与日语语法（日语的虚词引入，具体语法点研究等）；汉文训读与翻译理论（归化异化、东亚佛典翻译观、狄生徂徠的翻译观等）。

日方相较于国内，研究内容更丰富的地方在于对日韩越汉文训读的对比研究、漢文训读与日本的汉文教育研究、汉文训读与佛经翻译尤其是法华经的翻译研究、此外还有关于记载汉文训读的木简古籍的研究。国内更乐于研究关于日本人对汉文训读的看法（翻译观）、汉文训读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关系、汉文训读对日本的影响等方面。两国之间的研究既有交叉也有拓展。

四、汉文训读研究展望

汉文训读研究是跨文学研究、语言史研究、教育研究、语言学研究的多学科研究。而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依然不发达，主要涉足汉文训读研究的主要学者有王晓平、潘均等，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国内的汉文训读研究还可以继续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汉文训读与日语的形成和演变；2.汉文训读与日本文学；3.汉文训读与日本汉文教育；4.汉文训读与“汉文文化圈”；5.汉文训读与敦煌遗书在日的文献研究；6.具体古典典籍（佛典、文学）在日本的汉文训读研究；7.汉文训读对日语语法的形成影响；8.汉文训读对当今文化外译的启示。

要开展实际踏实的研究，需要储备完善的古汉语文言语法，日语文言语法，具备能流利阅读古籍的能力。同时在搜集文献等方面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材料等，才能避免流于表面的、仅停留在脱离文献层面上的研究。期待以后国内学术界一步步，一层层充实关于汉文训读的研究内容。

注释：

①金文京.东亚汉文训读起源与佛经汉译之关系——兼谈其相关语言观及世界观[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2，P19-25.

②[日]三好，行雄，稲賀，敬二，小尾，郊一，等.新総合国語便覧[M].日本：第一学習社，昭和57 年.

③[日]石塚晴通.（总论）《訓点語辞典》.東京堂.2001.

④[日]小助川贞次.汉文训读史概说的构想[C].《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56，2012.

⑤王晓平.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4.

⑥潘均.汉文训读与日语语言文字的形成[J].外语学界.2013-6.

⑦[日]金文京.汉文与东亚—训读文化圈[M].東京：岩波書店.2010

参考文献：

[1]金文京.东亚汉文训读起源与佛经汉译之关系——兼谈其相关语言观及世界观[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2，P19-25.

[2][日]三好，行雄，稲賀，敬二，小尾，郊一，等.新総合国語便覧[M].第一学習社，昭和57年.

[3][日]石塚晴通.（总论）《訓点語辞典》.東京堂，2001.

[4][日]小助川贞次.汉文训读史概说的构想[C].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2012：56.

[5]潘均.汉文训读与日语语言文字的形成[J].外语学界，2013.6.

[6][日]金文京.汉文与东亚—训读文化圈[M].東京：岩波書店，2010.

[7]王晓平.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4.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