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理论之对比王雨丝

2018-01-18刘建军

北方文学·上旬 2017年36期

刘建军

摘要：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理论中所强调的“客观性”和“非个性化”与中国古典诗歌所强调的含蓄蕴藉的审美倾向有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艾略特的恩师庞德——西方意象派的领袖，就曾大量翻译过中国诗词，并将这种手法带到了自己创作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现代派诗歌如意象派和象征派都创造性的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过养分，同时也形成自己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特点。

关键词：T.S.艾略特；客观对应物；意象；现代派；诗学理论

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和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的阐释有着诸多相似的之处，事实上艾略特的恩师庞德——西方意象派的领袖，就曾大量翻译过中国诗词，他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凝练和含蓄大加赞赏，并将这种手法带到了自己创作中，艾略特称赞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足可看出庞德与中国诗歌的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意象派和象征派都创造性的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过养分，这也使我们从“意象”的角度研究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理论有了一定的依据和基础。

一、“客观对应物”理论内涵阐释

“客观对应物”是由艾略特提出的一种诗歌创作方法，是艾略特诗学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 “客观对应物”一词辐射开来，我们可以更加全面的理解艾略特的其他诗学理论，从而更加完整的把握其诗学理论体系。

“客观对应物”一词最早出现在艾略特的诗学论文《哈姆雷特》中：

用艺术形式表现感情的惟一方法在于发现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就是找到一组客体，一个情景，一连串事件，它们将成为该特定情感的表达公式。这样，一旦出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该特定感情即被唤起。①

所谓的“对应物”就是诗人心灵的客观投射物，诗人不宜把思想和感情直接传达给读者，应该自我克制。在诗人的私人情感和读者之间，必须有个媒介——可以是恰当的客体，可以是合适的情景，也可以是一串恰如其分的事件。只有通过该媒介，读者才能产生共鸣。②

这一理论同时呈现出两种矛盾的性质：一方面，艾略特所要表现的主体是心理世界，即需要一种“主观性”“个性化”的艺术手法；而另一方面，艾略特又强调 “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 竭力追求一种“客观的”“非个性化”的艺术手法。

早在艾略特同一时代的评论家中，就存在类似的争论：艾肯认为艾略特的力量在于他描绘心理和道德风景的那种精确③“这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但是属于高度主观或者内省的那种，艾略特先生给了我们……一个个人对一种他自己的性格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负责任的境遇的反应。” ④因此，艾肯将艾略特的诗歌风格归为个性化、主观性、心理现实、表现主义的阵营。而庞德则称赞艾略特的观察能力和用语言捕捉客观事物的能力，梅·辛克莱认为艾略特诗中的意象的丑陋其实是现代城市的真实写照，二者都肯定了艾略特诗歌中的非个性化、客观化、后印象主义倾向，将其归为现实主义的行列。⑤

作为一个诗人兼评论家，艾略特的诗论不可避免的会对其诗歌风格产生影响，而围绕艾略特诗歌作品的风格展开的争论，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其诗论的某些特点，由此其作品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难以界定的问题也体现在其“客观对应物”理论中。

艾略特所处的时代正是浪漫派式微而现代派兴起之时，因此艾略特的诗论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两种主流文学的影响。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为繁荣期，以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强调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想象。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则反对浪漫主义夸大主观情感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产生出一系列在内容和手法上都有别于浪漫主义的文学流派，以艾略特为代表的后期象征派就是属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分支。

尽管以反浪漫主义为原则，现代主义在很多地方仍与浪漫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有人将现代主义称为“后浪漫主义”。“客观对应物”理论的“主观性”性质事实上正是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例，诗中埋在地下等待开花的尸体、伦敦桥上流过的魂灵、吐不出一滴水的荒原……与其说是对现实客观的描写，不如说是对作者心灵世界图景的反映。这种以作者内心世界和情感为表现对象的基本手法与浪漫主义的核心理念“表现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极为相似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以表现情感世界为中心这一点上，浪漫派与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其真正的冲突点在于表现情感的方式，即如何表达的问题。浪漫派文学倾向于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如拜伦 “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诗是情感的产物”。而艾略特似乎对“激情”“强烈”等词相当反感，而更喜欢“秩序”“智性”等词，与此相对应他提出了一种节制的间接的表达方式，即“非个性化”和“客观对应物”理论。

这并不是说诗人否认情感和激情在创作中的作用。在这里，艾略特讨论的其实是情感如何被处理的问题。在艾略特看来浪漫派处理情感的方式太过粗糙和直白。直陈式语言的特点是抽象和概念性，它们的含义固定明确、单一不变，而情感却是动态的、模糊的。⑥用静态的直陈性语言去描绘动态的情感，无论语言多么精致，其内容都是空洞的，因为多样的活生生的情感被抽象化和概念化，已经失去了其新鲜和活力。

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理论

“意象”一词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其内涵也不断丰富。早在周朝就有关于“意”与“象”的解释，《周易·系辞上》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设卦以近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⑦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⑧

这两段话都说明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意”指的是思想，“象”指物的表象，其间的媒介即“言”。如果把三者按重要程度排序，那么从高到低依次是：意、象、言。思想是最终的目的，言语和物象都是为表现思想而存在的，而较之言语，物象是更加优越的工具，能够表现出而言语无法表达的深意，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

这里中国对于“意”和“象”的阐述和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不谋而合。二者都讲究艺术的象征性，以比兴的手法表达思想情感和哲理，亦即以“象”达意，通过个别表现一般。⑨

“意象”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出现于梁代刘總的《文心雕龙》，但此时的“意象”理论尚不完备，其概念和内涵较为模糊，故在此不作细述。明代意象理论臻于完善，诸多论家都以“意象”论诗。李东阳提倡诗歌意象的暗示性和象征性，用比兴的手法写诗：“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⑩王廷相也认为“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之而咀之，感而契之，邀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这种强调含蓄蕴藉，广用象征的艺术手法正和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理论中所强调的“客观性”“暗示性”相对应。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客观对应物”与“意象”最大的契合点就在于对情感思想的表达方式——即含蓄间接、形象具体。中国诗歌重感性与直观，少抽象与议论，这与自古以来“意象”观念的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李东阳“意象具足，始为难得”，王廷相“诗贵意象透莹”@，陆时雍“诗之致在意象而已”#等均将“意象”上升到诗歌本体论的高度，将“意象”看做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即使是如李白、苏东坡一类的豪放派作家，其抒发情感也并非是直抒胸臆、一览无余的，而是以意象为基础，注重比兴和形象性。这些将情感形象化、具体化的努力都与“客观对应物”反对直抒胸臆、强调寻找情感的客观对应物的观念不谋而合。

三、“客观对应物”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理论

虽然“客观对应物”和“意象”理论对于情感的表达方式有着相同的见解，但对诗人的个性在“意象”或“客观对应物”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古典诗词有着深厚的抒情传统，强调“意”与“象”的浑融，这里“意”为象中之意，“象”是意中之象，“意象”成为经过审美主体情感熏陶浸染的艺术，不可避免的会融入诗人的个性。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中就指出：“在诗的国度的诗的历史上，绝大部分名篇都是抒情诗，叙事诗的比例和成就相形之下实在太小。这种异常强大的‘诗骚传统不能不影响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只要想挤入文学结构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鉴‘诗骚的抒情特征，否则难以得到读者的承认和赞赏。”$陈平原认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都是抒情诗的典范之作，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诗词“言志抒情”的基本特征和深厚的抒情传统，这种抒情传统不仅对中国诗歌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对整个民族的审美倾向和文学史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可否认，在中国漫长的诗歌史上也产生过一些具有客观性特点的作家，其意象绝少个人情感的浸染，但这毕竟只是中国众多的诗歌流派中的一个支流，并不能构成文学史的主潮。中国诗词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大家，都具有相当鲜明的主观性特征，其意象都浸染了作者的情感色彩，如陶渊明之冲淡平和，王维之清远空灵，李白之飘逸洒脱……我们从他们的诗歌意象中都可以读出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中国诗词抒情传统之必然。

而在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中，诗人的个性则成为了一种在诗歌中所要竭力避免的东西，诗人沦为一种媒介和工具。他认为“诗人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只有一个特殊的工具，只是工具，不是个性，使种种印象和经验在这个工具里用种种特别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来相互结合。”%

艾略特隐藏叙述者的手法容易使人联想到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事实上一些学者也曾将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手法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做过对比，最终的结论大都倾向于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审美体系，不存在本质上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意象”与“客观对应物”理论的对比中得到论证。

王国维曾将中国古典诗词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夕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所由分也）。^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追求的并不是“意”与“象”的分离，而是“意”与“象”的浑融，是真正的物我合一。如陶渊明《饮酒》中的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王国维列为“无我之境”的代表句，然而在看似客观的意象背后是一个无比清晰的叙述主体，意象的客观性只是中国文人对虚静状态和物我合一的老庄思想的文艺实践，而非为了刻意回避诗人的个性，事实上这首《饮酒》一诗反而是最能体现陶渊明淡泊恬静的个性特征的作品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客观性并不是中国诗歌意象理论的自觉追求，中国诗人之所以喜用意象与其说是看中了意象的客观性特征，倒不如说是源于意象的暗示性和间接性符合中国诗词含蓄蕴藉的审美传统，源于意象的直观性对表现主观感情和作者的情志的巨大表现力，中国诗歌对意象的使用最终不是为了达到客观性的目的，而是为了回归到“抒情言志”的诗歌传统中。如果说中国诗歌中的“意象”与“诗人”最终要达到的境界是浑融一体，那么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与“作者”则始终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使得“意象”与“客观对应物”在诗歌实践中形成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

隨着中西方文学交流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与中国”意象”之间的联系，关于两者之间是否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在我看来，我们在20世纪的现代派诗歌理论中，找到了如此多与中国古典诗歌相似的地方，这一结论本就值得我们的兴奋，那是因为这种遥远的相似性提醒着我们中西方诗歌存在着更多可以交流融通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前景。

注释：

①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王恩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②李梅英.“新批评“诗歌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10.

③陈庆勋.艾略特诗歌隐喻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④Aiken，Conrad，Divers Realists，Dial 63（8 november 1917），pp.453---5，in T.S.Eliot：critical assessments，vol.11，P.12

⑤陈庆勋.艾略特诗歌隐喻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⑥彭少健.情感形式化——意象派诗歌美学的核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7月第4期

⑦周易译注[M].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第259页

⑧[明]王弼《周易注》[M].北京：中华书局.第415页

⑨王松林.彼“意象”非此“意象”中西意象论比较[J].世界文学评论

⑩[明]李东阳《懷麓堂诗话》[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2册，第539页下。

！[明]王廷相.王廷相集[M].北京：中华书局.卷二十八，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