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

摘要：渔翁不仅是古代社会的一种职业，还是古诗中常见的一类人物形象。他不是简单的打渔谋生者，而是以垂钓为乐之人，象征着古代士人的某种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联系前代的渔翁形象，能够了解到唐人对前人的继承情况。结合唐代文人的心理情感、社会面貌，可对渔翁形象及意义做进一步的分类归纳，从而领会到它所凝聚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渔翁；隐逸；出仕；江湖

渔翁在成为经典的文学意象前，有其历史原型。如姜太公钓渭水，范蠡游五湖，严子陵隐居垂钓。而在文学史上最早描写渔翁并赋予其超越性意义的是《庄子·杂篇·渔父》和《楚辞·渔父》。前者塑造了远离尘俗、高蹈神秘的渔翁形象。后者中的渔父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魏晋间隐逸之风盛行，诗歌多写隐居生活，寄托遥深，体裁多为古风。渔翁形象本身就有的隐逸色彩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放大。“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阮籍《咏怀》其六十二）“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渔人本身是一种职业，可在陶渊明笔下却成为审美的化身，有着高雅的情趣。其次，南朝山水诗从侧面丰富了和渔翁有关的意象。“水乡访松石，兰泽侣樵渔。”（《和六府诗》孔鱼）南朝时隐士生活蔚然成风，风景优美的山水林泉是文人的首选隐地，由此带动了山水诗的兴起。于是渔父意象和山水林泉等自然景物互相辉映。

虽然前代文学中渔翁形象的隐逸含义已经固定化，但南朝山水诗中的渔翁仍只是一个简单景物，常被当成诗人山水的点缀。直至唐代，渔翁形象才成为经典的诗歌意象。“渔人”“渔者”“渔父”及“钓”“舟”“渔”等词语大量出现，诗人有意识地将思想情感寄托在渔翁身上，让渔翁意象成为众意象的核心。相比前代，唐文人是比较自由的。唐代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开放的文化环境，贬谪、入幕、宦游、读书山林等生活体验使得文学题材多姿多彩。除科举制度外，军功入朝、荐举征辟、荫庇封官都是文人入仕的途径。但科举考试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应举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政府所需的职员数量，再者即便是科举考试被录取了，也多为下层官吏，很少有平步青云者，因此借科举之途实现理想者，实在甚少。许多文人仕途不成，于是就隐居终老。另外荐举制仍然是朝廷选拔人材的重要手段，卢藏用就有“终南捷径”之事，许多文人纷纷效仿，隐居名山，等待朝廷征辟，再施展才华抱负。皮日休《鹿门隐书》就说：“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1]这样一来隐逸生活便成为文学的热门主题，而典型的隐逸方式就是渔樵耕读，故唐诗中有大量关于渔翁的描写。另外还有些文人虽然身处仕途，但是久经官场心力憔悴，羡慕渔樵的自由生活，往往写诗表达归隐江湖的志向。由于官宦身份，所以他们笔下的渔翁全无贫寒之气，举止高雅，连渔翁身处的江湖之地也是世外桃源。到了中晚唐，政治黑暗，战争连连，多数文人为了全身远祸，也选择了渔隐之途，但这类型的渔翁多发不平之声，身怀傲岸之气，具有反抗精神。

根据人物的形象特征，可将唐诗中的渔翁意象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崇尚自然，生性淡泊的渔翁。写这类渔翁的诗人酷爱自由，仕途无望，也有的不愿或不宜为官，还有先仕后隐的。如孟浩然，仕途不顺，于是寄情山水。虽然诗中并未出现渔翁二字，但人物行为方式与渔翁无异，所写之物多为溪河、落日、清风等，这些都与渔翁的生活环境相关。陆龟蒙也是终身不第，转向隐士，热爱山水，歌咏渔樵。“柳下江餐待好风，暂时还得狎渔翁。”（陆龟蒙《和袭美松江早春》）卢纶、方干，郑谷等虽中过进士，但要么没有入朝为官，要么为官短暂，职位低微，其诗主要内容是自己的隐居生活。“未甘明圣日，终作钓渔翁。”（方干《山中》）崇尚自然、生性淡泊的渔翁实是道家思想的化身。道家最重天人沟通和自然本真。热爱自由、淡泊名利是人的天性之一。所以统治者应该无为而治，普通人应该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选择自由的生活。

第二类是人在朝堂、心在江湖的渔翁。张志和、高适、岑参等就是这样。“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父歌》其一）“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高适《渔父歌》）“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岑参《渔父》）张志和历任翰林待诏、左金吾卫录事参军。高适虽然早年坎坷，但后来官至节度使，再封侯爵。岑参官至嘉州刺史。他们虽然身居高位，但在诗里通过对渔翁形象表达的却是不慕功名向往洒脱的愿望。这类渔翁诗仅仅是诗人一时兴起之作，不能借这些诗来看出他们的人生理想。诗中的感情固然真实，但毕竟是艺术的真实，艺术是精神的产物，只要达到精神层面的满足即可。在现实中这些诗人积极进取，追求不懈，即使不第贬谪仍未放弃从政理想。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但二者并不冲突，物质生活的满足提升了艺术品味，艺术上的慰藉可弥补现实中的痛苦，二者相互补充。唐人开拓进取的生活态度与高雅闲适的艺术品位有机融合，生活丰富多彩！

第三类是以隐求名，向往入仕的渔翁。虽然隐居容易做到，但想要让自己成为著名的隐士，被朝廷征用，还需其它方式。那就是以异于常人的行为引起社会的注意成为公共人物，而后与官绅相交，得到援引。于是诗人一边隐居，一边写诗，又通过各种途径把诗歌流传出去，让自己的风流文采得到大众的关注和称赞，或者直接写诗干谒显贵博得好感。无论是写给大众还是权贵看的，展示文采、求取功名都是真，但意思要表达得委婉含蓄，于是就在诗中以渔翁自喻，暗示待机而出的心态。如李白《梁甫吟》：“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可见这些隐士并不是真的忘却俗世，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变化仍然敏锐关注，并且等待机会的到来。

第四类是被贬在野，虽隐尤怨的渔翁。文人入仕之后被政治风向所左右，权力体制束缚了个人的行动自由，残酷的权力斗争迫使他们做出违背心愿的事。当他们遭遇到迫害时，内心承受著痛苦和恐惧，一方面要把痛苦表达出来，把社会的黑暗面揭露出来，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委婉含蓄。柳宗元《江雪》就代表了这一类人的呐喊之声、幽愤之情。在“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没有实权，永州环境恶劣。被贬永州以后，柳宗元的内心无比痛苦，于是创作诗歌将政治失意之情和孤独幽愤之情寄托在山水景物和渔翁身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画面是一片死寂的世界，“万径人踪灭”代表着多数人的沉默，独善其身。两者都是诗人怒骂的对象。“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诗人傲岸人格的写照。渔人驾着一叶孤舟，凌霜傲雪，在万顷波涛中自由行驶，这是诗人失败后的初衷不改，志向依旧的传神写照。“独钓”目的不在得鱼，他向往的是渔翁的一种姿态，一种甘于寂寞，敢于抗击风雪的姿态。巍峨的雪山和茫茫的冰湖是恐怖的，天地间惨白得没有生机和出路，这时渔翁以弱小的身躯出现在绝域中央，用一支纤瘦的鱼竿试图钓出新的生命，打破死一般的沉寂。这仿佛是个人意志与命运悲剧的抗衡。历史上只有真正的志士仁人才会走向渔樵超脱流俗，反思社会的理乱，唱出与世俗相反的别调。

唐诗中的渔翁意象具有丰富意义。第一，渔翁意象是一种超尘绝俗，高尚自由的人格象征。名利场上追名逐利，蝇营狗苟，身处体制之中，总要牺牲自由，或使自尊蒙羞，这些是正直文人所不耻的，也是他们想改变却有心而无力的。于是在野文人在那样一个局限时期，所能做的就是化身渔翁，远离朝廷，坚守节操，呼唤正义。在朝文人虽然爱惜官爵，但也借渔翁形象来表达对官宦生活的厌倦，取得功名只是手段，用权势去兼济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所以功成名就以后理应安然归隐，这样才能有所操守，彰显人格。

第二，渔翁意象所体现的隐逸現象透露出唐文人的政治情结。唐前期政治开明，不少功名未果之人，或是恃才傲物，不愿走科举途径，或是科场不得志，但内心都希望建功立业，于是效仿“终南捷径”。正如霍松林、傅绍良所说：“如果说科举和军功最具有盛唐时代特色的话，那么‘终南捷径—隐逸则可谓是传统入仕方式在盛唐的发展……当时不少山林之士多以此为入仕之途，尽管这种身在江湖心在魏阙之举不足嘉，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入仕手段，由隐而仕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2]化身渔翁临水垂钓，钓的不是鱼而是一种政治理想和生活追求。但是中晚唐社会混乱，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导致官员大量被贬，甚至丧命。生活在其中的文人倍感生命的脆弱、人生的虚无。如何苟全性命已成当务之急。于是便选择了隐逸来保护自己。悠闲自在、特立独行的渔翁生活成为生活于乱世中文人的理想模式。诗人描绘的渔翁生活，反映出了政治的残酷和压迫。

第三，唐诗中的渔翁意象表达了古人的哲理思考，即人向自然和自身的回归。唐代以道教为国教，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道家思想在文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也透露出这种思想。如郑谷《鹭鸶》：“闲立春塘烟淡淡，静眠寒苇雨飕飕。渔翁归后汀沙晚，飞下滩头更自由。”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的最高哲学理想，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观念不同，古人热爱大自然，把返归自然作为精神的慰藉和享受，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常以自然为题材创造艺术作品，在艺术作品中又喜欢把自然事物当成人来写，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份子。和谐是永恒的一种审美追求，回归自然以达到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这正是和谐至美的艺术境界。

第四，渔翁意象富含人文关怀。隐逸文化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由于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导致其它文化处于边缘位置。儒家文化虽有舍己为人的大我情怀，但重伦理秩序，强调集体主义，缺乏对人性本真的关怀，抹杀了个性气质。并且强求功利，致使人们在创造功名的同时出现虚伪，欺诈，冷漠麻木等现象，这些都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恶劣影响。而隐逸文化重视人的价值、尊严和意义，启示我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需要心灵的自由。

参考文献：

[1]（清）董诰等.全唐文（卷798）[M].北京：中华书局，1987：8367.

[2]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57-158.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