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庆民

摘要：曹植遵循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与现实环境的激烈冲突造成了一生的悲剧，他的辞赋创作便是这种生命意识的表达，尤其是叙志赋和述愁赋，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于生命意识的追求和绝望之后的变迁。曹植作品中生命意识的主题也是他回归屈原赋的根源所在，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两位作家在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学美感。

关键词：生命意识；叙志；述愁

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钟嵘曾说“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诗品》），当日文学创作的繁荣可见一斑。由于儒学的衰微，文学观念的自觉，魏晋六朝文人普遍冲破了汉代文人以歌颂讽喻为主的政教功利主义文学观，转而重视作家个人情怀的抒发，情感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标准之一。[1]（p.17.）曹植提出“雅好慷慨”，潘岳“信其缘情”，陆云推崇“深情至言”，萧绎倡导“流连哀思、情灵摇荡”，都反映了注重个人情感的时代倾向。其中，曹植不仅首倡“雅好慷慨”，而且身体力行地在创作中贯彻这一原则。在他的作品中，“情”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了作家的个体生命意识。此文仅以曹植的辞赋为例，来简略分析这一问题。

一

文学即人学，优秀的文学作品表现的是创作对象的情感和灵魂。“魂”之所至，作品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曹植的辞赋创作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建安是一个英雄辈出、慷慨苍凉的时代。它打破了汉帝国的大一统，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统一帝国。呈现在文人面前的，一方面是哀鸿遍野、人民流离失所的惨景，另一方面却是生逢乱世、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契机。当时的文人无不希望在这一乱世中建立功业，从而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这正是“建安风骨”的主要内容。曹植贵为皇子，“几为太子者数矣”，[2]他与普通的封建文人一樣，也希望自己在乱世中能够有所作为，甚至因为自己身为高层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而抱有更迫切的功业愿望。这一人生理想在其所作的《与杨德祖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曹植对其个体生命价值的设计，完全遵循了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生命观。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选择，仍旧是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个体生命理想的归宿所在。个人的特殊身份与时代精神理想的感召，使得这一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在曹植的人生观、价值观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立嗣斗争的失败是曹植生活的转折点，由此，开始了他成为“圈牢之养物”（《求自试表》）的后半生。在残酷的现实中，曹植时常感到“俯仰惭惶，五内战悸”（《封鄄城王谢表》）、“忧惶恐怖”（《谢初封安乡侯表》）。此时，生命都可能难以保全，遑论拯时济世的的理想了。由胸怀大志的最高统治阶层中的重要一员，沦落到“思为布衣而不能得”[3]的境地，这种强烈的对比，必然引起诗人感情上剧烈的矛盾冲突。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的压迫感之间的激烈矛盾，造成了曹植一生的生命悲剧，又进一步引发了孤独、遗憾、慷慨、悲凉、哀怨等个体的生命意绪。

曹植的辞赋创作就是各种生命意绪的宣泄和表达，他自言辞赋是“触类而作”（《前录序》），也就是说，作品是现实中的景物和事物触发了心中的生命情绪的结果。换言之，景物和事物只是载体，长久以来郁积在作家心中的生命意绪才是作品的真正主体。刘勰评价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这种充沛的“气”——由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形成的情感力量，正是曹植作品的灵魂所在。

二

曹植一生颇好辞赋，自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前录序》）。其辞赋作品不仅在数量上是同时期作家中最多的，从内容上看，也包容众多。大体而言，曹植的辞赋可以分为三类：叙志赋，述愁赋，咏物赋。无论哪一类，都明显地表现了作家对于个体生命意识的追求。

叙志赋顾名思义，主要描述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表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追求。最能体现曹植“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莫过于《七启》，此赋约作于曹操建安十五年发布《求贤令》之后。它通过两个虚构的人物——玄微子和镜机子——的对话，借镜机子之口，批判了玄微子“轻禄傲贵，于物无营，耽虚好静，羡此永生”的消极遁世观念，以积极用世的高昂情调呼唤士人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中，弘扬大义，匡扶社稷，从而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其中有云：“君子不遁俗而遗名，智士不背俗而灭勋”，“君子乐奋节以显义，烈士甘危驱以成仁”，其情调的高亢激昂超出于时。可以说，这篇赋集中代表了曹植前期生活的核心理想，描绘了作者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理想状态，唱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最强音。

然而，这种理想境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个人价值难以实现的愤懑和愁绪。这就形成了曹植辞赋创作的另一大类——述愁赋。在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中，前期的高亢激昂消失了，愤激、悲凉、抑郁、感伤成为作品的感情基调。曹植有时凭借节候的咏叹抒写自己的苦闷和怨愤。如《临观赋》和《秋思赋》，前者在春意盎然、万物欣荣的背景中描写作者进退维谷的苦闷，后者把自然之秋和人生之秋浑融一炉，抒发了在压抑中虚度年华的伤感。[4]（p.59.）当伦理价值的追求被否定后，生命就失去了主动进取的精神。所以，当曹植在《七启》中表述的理想和价值在严苛的现实中无由实现时，就出现了与《七启》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篇赋《释愁文》。这篇赋通过虚构自己与玄灵先生的对话，深刻地揭示了作者生命意识的变迁过程。其后半云：

今大道既隐，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缨弹冠，谘取荣贵。坐不安席，食不中味，遑遑汲汲，或惨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华薄，凋损正气。吾将赠子以无为之药，给子以澹泊之汤，刺子以玄虚之针，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携手而游，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生为子具养生之馔，老聃为子致爱性之方。趣遐路以栖迹，乘青云以高翔。于是精骇魂散，改心回趣，愿纳至言，仰崇玄度。众愁忽然，不辞而去。

可见，道家的无为淡泊已经成为曹植消解政治不遇之哀愁的主要思想武器，道家的自然哲学生命观已经成为了作家个体生命意识的主导。这一变迁对曹植具有重大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曹植还有一部分辞赋也属于述愁赋的范围，虽然看起来只是泛泛描写哀怨愁思，但背后蕴含的却是作者对于生命的感悟。最著名的就是《洛神赋》。历来对这篇赋的创作众说纷纭，我个人以为理解这篇赋的主题可以参考《诗经·蒹葭》。正像在水一方的“伊人”代表了人生中各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涵容了生命中的种种怅惘之情，“洛神”代表的是个体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理想境界。曹植对于洛神风神超群、资质绝伦的描绘，其实是对生命理想境界的向往和钟情。最终人神难以遇合、不得相恋的结局，则可以看作是作者的生命理想在残酷现实面前的破灭。在追求、遇合、幻灭的过程中，体现了作家的种种复杂多变的生命意绪。

曹植对于辞赋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咏物赋的创作。虽然有些作品难以确定具体蕴意，但其中所包含的浓重的愁思却是显而易见的，《白鹤赋》、《蝉赋》、《离缴雁赋》都是其中的佳作。这些富于情思的赋作，往往渗透了作者自我遭际的感受，表现了作者内心的追求。

综上所诉，在曹植的辞赋中，伴随着个体生命价值的能否实现，始终体现了作者自主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当诗人在现实中的追求道路被阻遏后，就转而向内心世界探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向外追求接近现实的通道越是受到阻遏，向内的追求也越是强烈……这种向内的追求以扭曲的主观形式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促使人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地觉醒。”[5]（p.83.）

三

清人刘熙载云：“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遒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此種尚延一线。”（《艺概》）建安辞赋正是以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独特风格，超越西汉辞赋而向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回归。这种回归是基于两位作家创作的一个共同点——“气”，或者说，是作家在追求个人生命价值实现过程中所积淀的浓郁情思。

战国后期也是一个战乱频仍、建功立业的时代。屈原作为楚王的同姓之臣，“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具备了这样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良好基础，屈原又坚持“正道直行”，坚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现实最终阻碍了诗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屈原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楚国和楚王的领路人自居。对自我价值的清醒认识和现实中无从实现价值的痛苦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激发了诗人不可遏制的生命情感，进而构成了作品的内在生命力。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赞序》）王逸则认为：“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三位学者对“离”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都认为“骚”的意思是“忧愁”。这“愁”正是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在情感世界中的集中体现，是作品的灵魂所在。可见，曹植和屈原在相似的生活经历中走过了相似的心路历程，为了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都曾经勇敢的对抗现实，承受了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孤独感和痛苦，最终在文字中宣泄内心的悲愤和追求失意的苦闷。[6]

曹植赋向屈原赋回归的根源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但两位作家毕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因而在相似中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色。

首先，屈原生活在南方的楚国。虽然当时楚国已经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楚辞毕竟是在楚歌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楚地盛行的“信巫觋、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的巫风深深地影响了屈原。表现在作品中，诗人营造出一个与现实迥异的神话世界来寄托自己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钟爱以及爱而不得的愤懑。那里众神云集，烟霞环绕，弥漫着奇花异草的幽香。这就使屈原的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几百年后的建安时代，则是一个注重理智和现实的时代，“建安风骨”主要就是指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和由现实出发的拯世济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热情。这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文化氛围决定了曹植辞赋的现实主义风格。所以，同样强烈的生命追求，同样丰富的精神意绪，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时代中，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其次，屈原和曹植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美感上也是有区别的。屈原虽然在政治理想上遵循着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在表达自身强烈的情感时却是从心所欲、不遵矩度的。班固、朱熹等正统文人一再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过于中庸”，恰从反面说明了屈原表现个体生命意识、抒发个人情感时无拘无束、痛快淋漓的特点。曹植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残酷的现实决定了曹植写作时不能直抒胸臆，而只能采取比较幽微曲隐的态度，以兴寄的手法来曲折地表情达意，从而形成了“情兼雅怨”（《诗品》）的风格。从作品的美感来看，大体而言，屈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体现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刚”性之美；曹植选择以道家的无为之方来化解追求的痛苦，更多偏于哀婉的“韧”性之美。

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样一位才高八斗，当世目为“绣虎”的诗人，一生却是郁郁不得志的。曹植遵循着古人“立功、立德、立言”的观念，一生追求个人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最终却落得“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我无法轻易地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但当曹植对君王和政治完全失望以后，终于“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薤露行》），为文学留下了芬华绚烂的篇章，我想，这确是诗家之幸。

参考文献：

[1][4]王琳.六朝辞赋史[M].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3]陈寿.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汪大白.曹植与屈原：历史性距离[J].九江师专学报，1999（2）.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