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榆晴

摘要：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不仅在内容、题材上，给中国新世纪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选择。而她的诗歌创作，也在中国诗歌的现实性、讲述性与抒情性的结合，以及“打工诗歌”专属性意象体系的构建上，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诗歌艺术性创作的研究范本。

关键词：郑小琼；诗歌；艺术性

郑小琼，作为中国新世纪“打工诗歌”的其中一位重要的领军人物，作品曾获得“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受到了学界和大众的关注。而要真正评价郑小琼诗歌在“打工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在中国新世纪文学发展中的价值，从诗歌本身来探讨郑小琼诗歌的创新和诗歌的艺术追求也是其中一条途径。在这里，我们不妨把郑小琼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学史的空间中来讨论她诗歌的艺术性，以期望在中国现实主义诗歌这个主要的诗歌链条上，找到郑小琼这个点以及她与这个传统的关联性。

一、现实性

这里我们讨论的现实性，是具有真正普罗大众的“人文关怀”的指向的。“为人生”的诗歌观念早在中国新诗初始时期，就一直把目光指向普罗大众，从胡适、刘半农等开始的对民众生活的描写的诗到后来的“中国诗歌会”，再到后来的臧克家、艾青、“七月派”，“着重大众生活的描写”一直是强调诗歌的现实关注价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诗人们开始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及个人对社会、历史的感受为素材，以一种放大了的自我观念来进行诗歌创作。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诗歌面对大众的、现实的因素大大削弱，从而导致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脱节。于是，不少的评论家开始注意到了诗歌读者群体的迅速萎缩，“诗歌在创造的时候是否需要得到圈子以外的认可。诗歌现状很重要的分歧就在这里。圈子里头的人觉得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圈子以外的人十分漠然，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1]尽管，不少评论家把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转型作为广大民众远离文学的主要原因。“这个日益壮大的社会正在摆脱意识形态而自行其是，经济实例主义实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价值准则和生活要义。……理想主义或‘终极价值不过是这个时代必要的观念祭品。消费社会正在无止境拓宽疆域，留给文学的要么是狭窄的飞地，要么是一片模糊的区域。”[2]但我们不得不认为其中仍然有相当大的原因，是（文学）诗歌也在逐渐远离现实性，远离大众生活。

而“打工诗歌”的出现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真实的一面，因为诗歌多以叙述打工者他们孤独而又苍凉的打工生活、思乡之情、繁重的工作以及寄人篱下的感觉等。如郑小琼的《铁》、《灰烬》、《月光正上升》等诗。郑小琼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最穷困人们为了讨生活所遭遇到的种种困境和无奈。《抓住》：“它抓住我的青春，一张小小的工卡/它抓住我的头发，一条长长的流水线/它抓住我的影子，一幢不说话的厂房/它抓住我的肉体，一台不说话的机器……/它巨大的手掌在生长着，在抓着/很多人在它的手掌中/找不到了生活的出口”。这就是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人们──打工者的的真实生活状态。郑小琼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为我们展现了这幅现实人生画卷的苍凉。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远离家乡，在这拥挤的异乡卑微地活着，寄人篱下，忍受着异样的眼光；为了生活，为了几张薄薄的钞票，不得不用青春乃至生命的代价来与之交换；为了生活，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在这条如薄冰般的打工路上，孤独而脆弱。他们是如此地微不足道，在这崎岖的打工路上，“在这浮世的光与影间。”与此同时，为了生活，许许多多的人们又从四面八方拥挤而来，来到这条艰难的路上，重复着这份相同的现实的苍凉。关注已经较长时间被诗歌忽略的流动的劳动大军──打工群体，凸显了郑小琼诗歌的现实价值和人道情怀，也唤起了我们思考怎样的诗歌才可以肩负起关注大众，超越时代某些局限，把人类的道义、良知、生命价值联系在一起。

二、讲述性与抒情性的结合

这里，我们仍要提到艾青，从《大堰河──我的保姆》到后来《火把》等，艾青为中国自由体新诗创造了讲述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经典性作品。然而，这种风格的延续却几乎局限在后来的政治抒情诗的范畴，很少能有创作去靠近艾青这种经典性作品的起点《大堰河──我的保姆》。当叙事性和哲理思辨的隐喻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诗歌的执着时，郑小琼的“打工诗”却较好地把讲述性与抒情性结合了起来。“生命体验与人生体验的和谐在不少诗人的创作中表现为：一方面是深入地走向自身，去啼听那生命的深沉律动；另一方面则是广阔地走向世界，走向生活。”[3]

郑小琼的“打工诗”的讲述性与抒情性的结合，形成了她诗歌中独特的体验性，是有别于许多诗人“私生活”或“走向世界”的体验性的。她作为一个打工的亲历者，既在体验着自己也在体验着一个庞大的打工群体。郑小琼的“打工诗”和其他诗人的“打工诗歌”一样，主题非常鲜明，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打工者的真实生活。“哪一处，将停留着她的眺望∕尘世那么大，生活那么小∕她站在窗口眺望一天，打卡，上班∕打卡，加班，然后夜晚的星辰与月光∕是苦涩弥漫着的加班──∕那一块小块爱情像尖硬的铁∕挤在钻孔下，露出了粗砺的棱角∕与被挤压下的空洞∕∕哪一回，可以将春天带回∕时间正穿越白色的图纸∕落下斑驳的油迹……她的青春∕站在纸上，剩下一片幽暗，模糊∕‘不会有，不再有她听见窗外的月光∕照耀一颗在奔波中安顿下的心”（《询问》）。郑小琼其他与《询问》相似的大多数作品又是有别于其他男性诗人的创作，诗人在讲述真实而又细微的生活时，注入了女性所特有的生命體验──悲叹青春的流逝，韶华不再。这种女性独特的讲述往往从小处着手，在一些片段式的感觉和感受中，释放着慨叹、关爱、忧郁、希望……

三、“打工诗歌”专属性意象体系的构建

意象表达一直是中国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诗人在完成无数伟大作品时，无论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们也同时构建了中国古代诗歌独特的意象体系。中国新诗创立后，新的时代、新的环境，让诗人们不断尝试诗歌新的意象体系的构建。如新诗的开创者郭沫若在《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等诗篇中，构建出地球、大陆、海洋、宇宙等诸多新诗意象。而徐志摩的新诗意象深受其英美留学生活的影响，大海、雪花、明星等意象大量地出现在他的诗歌中。

当郑小琼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去书写中国沿海打工者的真实生活状态时，“铁”、“月光”、“炉火”、“机台”、“货柜车”、“出租房”等，也成为了她“打工诗歌”经常出现的意象。诗中所感叹的社会事物，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所描绘的生活场景，都因为蕴含了无数打工者生活故事和生命体验，而构建起了“打工诗歌”专属的意象系列。如诗歌《月光：分居的打工夫妻》，生命欲望和诗歌意象交融在一起，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意义上关于“月光”的内涵被赋予了生命本体的理解。

当一个诗人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的代言者时，当她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诗歌技法和诗歌表达上已经成为一种创新时，郑小琼和她的诗歌能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学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参考文献：

[1]孙绍振.新诗的现状与功能[J].当代作家评论，2000（1）：13.

[2]陈晓明序.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J].甘肃人民出版，1993：2.

[3]傅宗洪.现代诗歌与歌词论[J].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78.

（作者单位：川北医学院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