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伟 董新慧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新型城镇化的中心工作就是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与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最终需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在生活方面的融合对接与同质化。转移人口的同质融合程度越高，其对区域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否则就会阻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进而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纵深发展。当前，由于革命老区大多处于偏远的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经济落后，老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推进缓慢，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阻力，主要来自其自身能力、资本和个性三大短板的阻力。下面就依次分析市民化转移对城镇化建设的相应短板及阻力：

1 农业转移人口的能力短板

在市民化转移的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必须具备能支撑他们在未来生活与工作的各种知识、技能、体能及维权与道德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是转移人口正常融入到城镇工作与生活的动力，也是农民个体加入市民化队伍的推动基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从基本形态上大致可以分为基本生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两大方面。

1.1 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生存能力的短板。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生存能力方面的短板大致包括这类群体的就业能力、收入获取能力、保障获取能力和民生获取能力等，这直接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进程，也对区域产业经济结构调整有着巨大的阻力。1.1.1 就业与择业能力的短缺。随着革命老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在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却在缓缓上升，这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们在职业选择和就业机会把握上的能力显得非常弱。因为农业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接受基础教育的年限非常短，他们的知识支撑不了他们的职业技能培训，大部分转移人口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而且其工作还普遍存在着临时性或流动性的风险，满足不了城镇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更容易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求职过程中可能会遭受到各类身份歧视或不公平待遇。

1.1.2 收入与消费能力的短缺。首先，市民化转移人口的主体还是农村人口，其教育与知识储备浅，技能低端，基本上还得靠体力来支撑生活，他们所能从事的工作大多是技术程度不高且重复性的简单化的机械性工作，报酬也是非常低微。其次，城市消费水平较高，农业转移人口的这种低收入状态导致其消费能力弱，通常也会导致其缺乏消费承受能力，使其很难正常融入于城市生活。再次，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结构也很容易导致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储蓄相当数量的收入来保障其医疗、教育等支出，他们的收入获取能力决定了其消费能力和生活保障能力，这类短板对其市民化程度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1.1.3 获取保障能力的短缺。因受制度制约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率普遍偏低，他们通常不能获取城市低保、失业救助、生活救助和住房保障等相应的社会保障，在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的获取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基本存在着不平等待遇，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权益保障渠道，这些都无形间将转移人口排斥到了城市生活之外。

1.1.4 获取民生能力的短缺。解决住房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最大的期望，也是他们对居住环境或稳定住所的迫切需求。农民也会因为住房问题困难而失去转移的内生动力，而其他诸如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使得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加大。特别是当前住宅价格的大幅上涨，许多转移人口没有购房能力和资格，还只能暂住在条件恶劣的棚户区、工棚或地下室，这些生存差距会使农业转移人口削弱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导致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困难。

1.2 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适应能力的短板。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在社会文化、生活背景等方面具有较大差距，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之后需要进一步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容易遭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融入城市生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市民化转移人口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短板主要包括他们的观念转变能力、身份认同能力和参政维权能力等的短缺。

1.2.1 观念转变能力的短缺。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生力。由于革命老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城市适应能力以及沟通交际能力都与城市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村转移人口的城镇文化观易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影响，这个群体对关系的依赖强于制度，积累强于消费，竞争毅力不强，这与现代城市的重视交流融合、遵守制度公约等观念有冲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对城镇生活的思想观念、心理适应能力，甚至于年龄较大者还会从观念上抵触城市生活或城镇文化。

1.2.2 身份认同能力的短缺。城镇户籍是区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身份的显著标志，其身份认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首先，一些城镇为了减少农业转移人口流入带来的就业、社会治安管理等压力，在其落户方面设置许多门槛，城乡户籍制度不均等，落户条件苛刻，转移人口被人为地城镇边缘化了，这些市民只能在城镇游荡而无法扎根，同时也给社会治安带来诸多隐患。其次，随着当前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农民得到的实惠也是越来越多，众多的各类补贴与资助、占地赔偿，使得农村户籍变得越来越紧俏，农籍升值预期也是越来越高，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开始出现回流，不愿意脱离农藉。

1.2.3 参政维权能力短缺。农业转移人口常年居住在农村，忙于农活，通常对国家政策不是那么敏感，其参政意识薄弱，对国家大事和参政事项漠不关心，加之缺乏必要的话语权，维权意识弱，维权成本高，维权渠道不畅，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引起农业转移人口参政维权的能力弱化。

2 农业转移人口的资本短板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要的资本通常是指市民化人口在其转变中所拥有的能够以物化劳动或活劳动方式占用的各类资源。它支撑着市民化转移进程的推进，具体主要包括在资金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短缺。

2.1 资金资本的短缺。资金资本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备的经济基础，在其市民化的转变过程中它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资金资本主要包括转移人口在农村所储备的农业收入、务工收入、政府补助和土地流转收入等。由于受贫困山区环境条件的制约，农业收入整体偏弱；同时，由于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劳动技能的限制，其工资性收入也同样显得非常低微；政府补助发放是临时性的，也只是杯水车薪；另外，我国的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土地流转收入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资金资本。面对日益上涨的城市生活成本，其资金资本短缺的困境与阻力将会越来越严重。

2.2 物质资本的短缺。农业转移人口的物质资本通常是指土地、住房、设施设备、日常必需品等固定资产。首先，由于国家制度政策的制约，物质资本的转换机制不完善，转换渠道不通畅，土地资源的交易和转让不容易确认其市场价值而变现难度大，土地资源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贡献显得非常小。其次，农业转移人口原本所拥有的物质资本通常是附着于土地之上的，随着其职业和居住地的改变，原本所拥有的物质资本若不及时转换，将失去其资本价值，物质资本的价值短缺将严重影响其市民化进程。

2.3 人力资本的短缺。革命老区地处偏僻的贫困山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无法占据优势，人力资源不易聚集形成人力资本，由于老区经济、区位、交通、信息等“瓶颈”因素限制，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既留不住存量的科技人员，也吸引或培养不了高素质、高技能的管理人才或科技人才，区域内的高职称人员比例非常小，主体还是初级或中级人才，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不高，不能及时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的缺失将导致其市民化能力较弱，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城镇化建设的一大难题。

3 农业转移人口的个性短板

3.1 个性心理特征的短缺。农业转移人口与普通个体一样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这是推动其认识社会和适应社会的独特心理特征。但是在农业人口转移的过程中，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适应能力与社会资本，导致其在城市中的意志决断力较弱，生活体验感受较差，眼光狭窄，甚至容易滋生迟疑、偏见，进而阻碍其市民化的个性倾向与意愿。

3.2 心理承受能力的短缺。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单薄，他们在城镇的经济基础不牢固，生存空间非常狭小，在市民化的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埋下各种短板和阻力，特别是高强度的工作量而低收入的职业认同容易滋生出自卑、焦虑或烦躁等心态表征，加之生活与工作中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现象也可能诱发他们心理基因的裂变，他们在城市中就会强烈地感觉到缺乏必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由此将引起农业转移人口严重的心理危机或心理裂变，使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难以适应城市的市民化生活，这对市民化转变的推进具有较大的阻碍。

总之，革命老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析是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领域的一项综合性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城镇化建设具有良性的互动的因果关系，城镇化建设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城镇化建设也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深入剖析转移人口对城镇化建设的各类短板，变阻力为动力，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的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