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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沙夫的“青年马克思观”及其理论特质

2018-01-17王燕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8年5期
关键词:亚当人道主义

王燕

关键词:亚当·沙夫;青年马克思;两个马克思论;回溯法;人道主义

摘要:亚当·沙夫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围绕着青年马克思确立的基本问题“人的解放(即异化——克服异化)”而逻辑展开的一个连贯的有机整体。他通过从后向前“逆向回溯”和从前向后的发生学分析,既凸显了青年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又实现了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人道主义诠释。他把成熟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同时又坚持以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人本学”思想为依据来评判其成熟时期理论创作的价值和意义,采取了用人道主义来统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争论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事件,该争论的中心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之间是否存在理论上、概念上和哲学上的基本连续性。”西方“马克思学”制造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以弗洛姆为代表的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则反对“把马克思一分为二”,认为“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的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亚当·沙夫是波兰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成长起来的学者,其理论主张既秉持了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同时又有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及其本人的学术背景、理想信念等所造就的独特性。本文解析沙夫的“青年马克思观”,揭示其在具体的解释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与西方学者之间的细微差别。

一、沙夫对“两个马克思论”的态度

“两个马克思”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版的出版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齐·朗兹胡特、J.P.迈耶尔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等人提出,又在五六十年代经西方“马克思学”的阐发和论证传播开来。彼时,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清算”从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解读模式的真理性,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西方蔓延到东方,西方“马克思学”的解读模式在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迅速传播开来。沙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完成了由“正统”向“非正统”的思想转变,这一转变在其对“两个马克思论”的评判中就清晰地体现出来了。

沙夫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阶段的分析了解其思想发展的脉络,深刻体会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不断超越和批判前人思想以及自己理论信仰的成就。但是,各個阶段并不是孤立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的、发生学的分析——也应当进行这种分析,并且牢记不能离开整体而对部分进行孤立分析时”,我们就会发现:任何分裂马克思的做法都是肤浅和错误的。德曼等人把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看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把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沙夫指出,提出这种论点的人除了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过分着迷之外,“蓄意用伦理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取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其主要动机。他们“兜售极端的、道德化的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从揭示客观规律的领域转移到价值命令的领域。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改变了,而这将有利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为“当社会主义的正当性仅仅来自于某种认可的价值体系的道德要求时,只要使用别的价值体系中的别的道德要求就可以予以反驳了”,然而,如果社会主义的存在是以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为依据的,那么,反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将其推翻则是不容易的。所以,沙夫认为,所谓存在着“两个马克思”且两者之间有明显“鸿沟”的说法是“由抱有特殊目的的人所制造出来的”,这些人借助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的、人道主义的解释,“这将把我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方面全部消除。这是真正的、典型的修正主义”。就此而言,这一论点的拥护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他们有意无意地都有着由其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即使不是“敌视”也至少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和厌恶的情绪。

沙夫着重从政治动机上批判“两个马克思论”,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这场关于“一个马克思还是两个马克思?一种马克思主义还是两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论战双方对于让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相对立的政治意义都十分清楚。前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伊泽尔曼总结说:对青年马克思的赞扬和崇拜只不过是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就是把青年马克思跟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真正含义”。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凡是分裂马克思、赞成回到青年马克思的言论均被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攻击。就此而言,沙夫在政治立场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但是,在如何评价青年马克思的问题上,沙夫对德曼等人的态度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就迥然有别了。

沙夫认为:“某一思想家的政治立场并不事先规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虽然“两个马克思”论者抱着修正主义的政治目的,但“所有这些作者都同时强调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真正了解马克思所有后来著作的本质和倾向方面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一思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重要的”。他认为德曼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是“关于马克思人学的第一篇文章”,并盛赞其“是一篇完美的文章”,坦承自己从这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学到很多有趣、正确的思想。“对这些马克思学的著作的研究使我确信:那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有趣的、合理的评论常常是从那些批判甚至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作者那里发现的”。尽管这些著作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和荒谬之处,但发现并重视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则是其“最有意义”的贡献。在沙夫看来,正是得益于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对青年马克思的崇拜,才促使马克思主义者以一种新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思想中那些被长期遗忘的“真理”性的内容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和光彩。

总而言之,沙夫对“两个马克思论”既有批判又有赞扬。他揭露和批评西方学者的“修正主义目的”,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他主张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烈反对将这个整体分割成各个独立的甚至是敌对的部分。他强烈反对那种肯定成年马克思而把青年马克思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部分加以取消的做法——即一度盛行于苏东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极为赞赏西方“马克思学”强调并重视青年马克思的立场。沙夫的“青年马克思观”就是围绕着如何阐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地位展开的。

二、沙夫评价青年马克思的“回溯法”

沙夫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整体,但是,要证明这一点需要正確的方法。通常的做法是:突出某个主题或术语(例如异化或人的本质),研究这个问题(术语)是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结果,正如《圣经》所说:“寻找,就能寻见。”沙夫反对这种证明方法,因为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哲学也可能探讨同样的问题,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是“有机统一”的。更何况,同一个术语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的意义。因此,这种证明方法及其所依据的语义学原则都是错误的。沙夫的主张是: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否具有统一性的问题,必须“历史地”加以考查。沙夫这里所谓的“历史”分析方法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追溯事物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进程,对事物展开动态研究或发生学研究。沙夫认为,这个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普遍联系、永恒发展观点的具体体现,不过是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他感兴趣的是另外一层含义:在研究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时,要从这种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结果”去看。沙夫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那句隐喻“人体解剖学是猿体解剖学的钥匙”的方法论含义,即:历史的全部意义只有在事后才能被把握。这也就是说,以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有在其后果中才能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要以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事后”、完成的结果)为始点,从后向前进行“回溯”,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过去事件的正确的看法和评价。

沙夫把马克思提出并在实际运思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从事后开始”的思维方法视为马克思历史主义方法的核心要义,根据“历史的全部意义只有到事后才能理解”的原则,认为必须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出发并且根据成熟马克思来解释和评价青年马克思的地位和意义。为了更好的解释这个立场,沙夫举例说:“如果我们自己在一个高原上,我们只能注意到离我们最近的景致,而对于地形的形成以及它们相互连接构成一个整体这些细节我们则注意不到。但是,如果我们爬上一个高峰就足以看到全景,进而改变我们之前对它的印象,并解释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和没注意到的低处的特征。我们爬的越高,我们的事业越开阔,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整体。”换句话说,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代表其思想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结果。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作为“过去的事件”——的意义应视其结果而定,应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观点——作为“事后”和“结果”——去揭示其早期研究的性质和作用。

沙夫主张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出发去研究和评价青年马克思,“只有反方向的路线才是正确的:为了理解这些处女作的意义和估量它们的价值,为了进入《克罗兹纳赫笔记》和《1844年手稿》这些创作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验室,我们应该从马克思遗留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出发,而且要公开说明,也应该从一百多年来在历史实践中经过考验而丰富了的马克思主义出发。”这个方法受到了路易·阿尔都塞的批评,他在《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指认沙夫的分析方法是“分析目的论的方法”:它将成熟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秘密的“目的论法庭”,让它对青年马克思的观念做出判决,以确认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的资格,从而把马克思的青年时期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加以挽救。针对阿尔都塞的指责,沙夫做了回应:“这个方法绝不是目的论的;它并不认为事件的性质是由其所要实现的目的规定的,而是说,只有通过特定事件已经充分显示出来的结果,才能对它们作为原因(causes)在整个事件链条中的历史意义做出恰当的评价。”换句话说,沙夫的方法是对事件的因果解释,即逆向溯因,“从结束(结果)向开始(原因)回溯”。他之所以主张从马克思的成熟著作开始倒叙研究,是因为青年时期的某些想法和观点的“结果”只有在成熟马克思那里才充分显露出来。所以,沙夫批评阿尔都塞严重误解了他的观点,也误解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他的“反方向”研究旨在说明:应当通过揭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形成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中所起的作用(role,所扮演的角色)去评价青年马克思。沙夫认为这是估量马克思早期思想之价值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沙夫极力说明“回溯法”在马克思历史分析方法中的重要性,并将这个方法自觉运用于分析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既展现了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又展现了他试图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努力。但是,方法终究要服务于理论的目的。根据“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论要求,沙夫得出结论:“《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成熟时期其它著作的解剖学研究是《手稿》的解剖学研究的钥匙”。就表现形式来说,这个结论确实贯彻了从“事后”和“结果”出发的方法,但是,他“解剖”《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在《资本论》中找到《手稿》——“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时候仿佛重读过他的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决定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过的某些思想融合到新的文章中去”。在这里,“猴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了“人体”的核心和精髓——“青年马克思提出的思想,既是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核心,也是激励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动力。作为《资本论》和进行全面的历史研究的作者,成熟马克思所提出的思想植根于其早期思想,认真阅读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就可以在马克思的某些思想甚至是语言中明确地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解剖“人体”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在“人体”中找到“猴体”,进而证明“猴体”之于“人体”的关键性作用,至于“人体”本身则是无关紧要的了。所以,表明上看来,“回溯法”体现了对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的重视,实际上它想要抬高的恰恰是青年马克思的地位,想要证明的是青年马克思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和意义所具有的“关键的重要性”。如果说沙夫的意图在这里还表达的比较隐晦的话,我们在他对马克思思想的动态的、发生学的研究中就看的更清楚了。

三、沙夫论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地位

沙夫既主张从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形态开始向前俯瞰,同时又按照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顺序“从前向后”对其展开动态的、发生学分析,以此揭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按照沙夫的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是这样的: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异化是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人处于异化的世界之中,他所创造的东西——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特别是宗教)、社会生活(特别是家庭的)各个领域内——都具有独立的特性;它们不从属于个人的力量和意志,而是相反,开始统治人、束缚人。”因此,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马克思也把个人及其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并在具体表述中接受和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术语(人道主义、异化)。但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理论沉思,“他主要关心的是找到克服异化的方法”。马克思发现经济异化是所有异化的基础,于是就为自己设定了克服经济异化的任务。为了同经济异化作斗争,马克思必然要将其智慧努力的范围集中在经济学方面,而经济与政治、社会问题又紧密缠绕在一起。这样,马克思就着手研究经济问题,并且越来越重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这个转向“不仅是马克思对于人的兴趣的逻辑结果,而且也使其更加巩固”。因此,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他的确改变了研究的问题,但是,对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的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只是实现中心目的——人的解放——的手段”。沙夫所说的“人的解放”就是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即消除异化。在他看来,“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这个目的是青年马克思有意识地提出来的,“青年马克思的任务是克服经济异化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后果,以此来确保为个性发展和个人幸福提供最好的条件”。它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轴心,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和实践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并不是說它在各个发展阶段都使用同样的术语或者都必须探讨同样的问题,而是指其“基本问题的连续性”,即它的理论主题始终保持不变,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

经过沙夫的“再现”,马克思思想发展轨迹就变成了一个围绕“异化——克服异化”的逻辑展开过程。这样,早期阶段和成熟时期在“发生学上”就联系起来了:青年马克思提出了其一生都致力于追求的问题,而成熟马克思则是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它是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沙夫指出,尽管马克思将其一生都献给了经济学研究,但是,人的解放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之所在。假若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同其“哲学人本学”割裂开来,马克思集中研究经济学这一做法就是难以理解的,其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那些创造性成就也会丧失价值和重要性。同时,马克思之所以接受共产主义也是出于消除异化的客观需要,共产主义纲领也应当被看作是其人本学理论的一个结果,“共产主义就是致力于推翻一个建立在经济异化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运动”。总之,在沙夫看来,马克思终生的理论任务就是回答其青年时期就提出的核心问题:把人从全面异化中解放出来。无论其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有何种区别,这个基本问题始终保持不变。正是出于对人的问题的关心才促使马克思“在理论上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上走向共产主义”。沙夫认为,这样一来,“不仅清楚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含义,而且使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阐明其晚期著作变得可能了”,即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全部创作都是从青年马克思那里“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在这种意义上,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可以被认为是理解他的经济学及其整个成熟作品的一把钥匙”。这就是沙夫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生学研究的目的。这种研究方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McLellan,David)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借来证实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要理解一件事,必须研究它的起源”。

四、沙夫“青年马克思观”的理论特质

在20世纪重新评价马克思的热潮中,“青年马克思”是关键。对青年马克思理论地位的认识不仅涉及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不同理解,还关系着对马克思思想总体性质的认定——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沙夫曾经在苏联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功底。他不仅谙熟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深知它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他对“两个马克思论”的“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动机的揭露中体认到这一点。他反对用“道德原则和我们对违反道德原则的义愤”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认为“只有对客观社会关系的分析,即科学的分析,才能提供这样一种证明”。这禁不住让我们对沙夫作为一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身份”产生了怀疑。

与弗洛姆等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比起来,沙夫的理论立场不够“鲜明”。他从未放弃唯物史观,且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有着相当透彻的理解。这种态度与西方那些否认、歪曲唯物史观,或者直接将唯物史观人道主义化的理论家完全不同。他既反对早期西方马克思学一味抬高青年马克思而贬损老年马克思的做法,也不像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那样对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尤其是异化观)表现出高度的认同,相反地,他毫不掩饰对青年马克思的“不满”,一再申明自己不是“青年马克思的崇拜者”。沙夫认为,青年马克思的著作是卓越的、天才性的,同时也是不成熟的,既不能与其成熟时期的思想割裂开来而独立存在,更不能与成年时期的著作享有同样的地位。沙夫断言,如果马克思在1845-1846年就停止写作,不管有人如何坚称青年马克思是“真正的马克思”,他也不会在历史上留名,“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构成了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如果说必须要在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沙夫宁愿要老年马克思。沙夫提醒那些误以为他是青年马克思的崇拜者、要求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保持一致的人注意这一点,即“我所谈论的是人们知之甚少且极不了解的成熟马克思;他才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个人、异化等理论的提出者”。

换言之,在沙夫看来,人道主义、个人、异化等问题并非青年马克思的专属品,成熟马克思不仅探讨这些问题,而且比年轻时期更科学、更深入。他指出,青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模仿甚至直接采用了黑格尔的写作风格,而黑格尔最令人恼怒的地方是用词不准确。因此,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不仅让人读起来十分费力,最糟糕的是思想杂乱、不够确切,而“19世纪50年代以及以后的马克思的思考和叙述方式更合我的口味”。更重要的是,成熟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探讨个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不仅使青年时期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使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成为一种“以对事实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与西方学者表现出来的对青年马克思的显见的重视和热情不同,沙夫更多地表达了对成熟马克思的偏爱,他也承认成熟马克思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较年轻时期发生了改变。但是,沙夫重视的“成熟马克思”与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中获得认同的那个“成熟”马克思不同。他认为,在作为“主体”的那个成熟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的问题(尤其是异化问题)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成熟时期的思想能够而且应该根据青年时期有意识地阐述出来哲学人本学的思想予以解释”才能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主体”实际上并不具有独立性。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之所以有价值,乃是因为它是早期思想的发展——它提供了研究人的问题的科学的方法以及克服异化的解决方案。所以,无论马克思一生中的研究内容如何改变,他至始至终都是一个人道主义哲学家。人(个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中心问题,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这种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样,沙夫以“个人问题”为中心巧妙地抬高了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地位——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提出并确立了这个中心问题,既实现了“两个马克思”的统一,又实现了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人道主义诠释。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能够理解沙夫对青年马克思既“否定”又“肯定”的那种看似矛盾的态度了。作为一个注重术语精确性的语义学家,沙夫只是不满于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思考和叙述方式,而不是其思想或主题(人的问题)本身。在他看来,正是这个问题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轴心,马克思一生的全部理论创作就是沿着异化——克服异化这条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确立的思路合乎逻辑地发展的。因此,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开端,青年马克思构成了马克思后期所有思想的“胚胎”。由此看来,在肯定青年马克思对于了解成熟马克思以及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上,沙夫与西方马克思学者、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高度共识。他一方面强调自己更加倾心于成熟马克思,另一方面又坚持用青年时期的人本学来解释其成熟时期的所有“专业化”内容(经济学、社会学),最终还是以“人的解放”的名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合乎逻辑地归结为一种“人的哲学”。所以,沙夫坚持的依然是用人道主义来统一马克思主义、规定社会主义的理论立场。只不过,沙夫所说的不仅是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而是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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