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芳芳

“李主任，我已经在成都上班了。过一阵打算把父母也接过去。您把贫困户的名额给其他需要的人吧！”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在四川调研时遇到的一个扶贫案例。

四川省某国土厅的李主任帮扶了一贫困户，让家中的女孩上学。2016年，她还参加了技术培训，并在成都找到月薪几千元的工作。“这就是通过教育扶贫提升人的能力，同时在思想观念上发生转变，靠打工养活自己和父母，从农村搬进城里。如果贫困户都能靠内生动力，何愁不脱贫？”张琦激动地告诉《经济》记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们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同时，三大攻坚战也是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这三大问题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解决的时刻。

“到2020年，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党的庄严承诺。既有承诺，又有期限，精准脱贫应该是2018年最大的政治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如此告诉《经济》记者。

精准脱贫更重质量

脱贫攻坚，源于2015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可以说，脱贫攻坚战是2020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政治性任务。它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底线，也是补短板的重要方面。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也就是说，精准脱贫的目标必须在3年内完成。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由高速增长向提高质量转换，脱贫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张琦表示，高质量是指要保持长期稳定的、持续性的脱贫。在效果方面，要保持扶贫和脱贫的质量。比如，在产业扶贫的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帮扶的质量等方面，应更重提升质量。就帮扶质量而言，比如对贫困村、贫困户的家庭素质提升，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对扶贫、脱贫的能力提升，现在也对帮扶质量进行了考核。

中国“十三五”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核心是“两个确保”。具体来说就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李琦认为，除了深度贫困地区，大多数地区完成收入目标的问题不大。未来还需要在“三保障”上继续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为了一同进入小康社会，私自提升了标准。比如，提高了收入指标，以及“两不愁，三保障”的指标。其中，以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为例，有些地方把高中教育也纳入其中。由于地方层层加码，提升了标准，造成了地方之间相互攀比，导致其他贫困村、贫困户也想提高标准。李琦表示，“扶贫是按照现有标准下的脱贫，保证质量，不吊胃口，个别地方提高标准，有不好的导向作用。”

另外，介于贫困标准边缘的家庭，没有享受到扶贫、脱贫政策，个别地区出现了贫困户好于非贫困户的现象。若再提高标准就会造成新的不平衡。

因此，我们要按照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中提到的“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要降低标准，也不能吊高胃口”。

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是扶贫工作的坚中之坚，难中之难。

2017年6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指出，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中央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比如，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指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主要由中央来抓，其他地区深度贫困由各地各省负总责。李琦表示，“把难度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任务作为重点。对完成2020年的目标，更有利也更快速，否则这部分人会拖到最后。”

国家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制定了很多政策和办法。比如，2017年12月，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创新国土资源管理政策方面提出，完善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管理、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创新土地利用政策、完善耕地保护措施、实施用地审批特殊政策、支持申报地质公园等措施。以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原来指标必须在省内流动，现在发达地区可以买一部分指标，用这部分资金来帮扶贫困地区。

“2018年扶贫的力度更大，过去1万元可以让一个人脱贫，现在难度更大了。鉴于贫困户脱贫较为脆弱，我们还要稳定脱贫，不能让他们返贫。”李国祥如是说。

精神扶贫提升内生动力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2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2017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1000万人以上，5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

“现在剩下不到4000万人的贫困人口，一年之内让他们脱贫，这对局部地区的影响很大。”李国祥指出，很多贫困村地处闭塞的深山里，尤其是西部地区，贫困问题十分突出。“由于长期封闭，有些地方语言不通，他们听不懂普通话，也不会说普通话。可能无法通过外出就业脱贫。”国家应该推出大扶贫格局，不仅在经济、物质上帮助他们，更要让他们转变观念，包括对外沟通、交通、信息服务、教育培训等方面跟进。“脱贫是国家的事情，更是自己的事情。”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出解决内生动力的问题。这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相吻合，未来正是要建立脱贫内生动力的机制。

当前国家、地方、各地社会都很重视，都投入到打赢攻坚战这项工作中。但对于贫困地区和人口來说，外部推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他脱贫，若没有长期的动力，还会返贫。如果不解决内生动力问题，会让一些贫困户在精神、思想、观念发生了扭曲，他会认为“贫困好，还有国家支持”，从而失去脱贫的动力，对其他贫困户造成不良影响。

“如果解决不好矛盾关系，扶贫脱贫会导致内生动力的弱化、内生动力惰性化、内生动力退化，到最后大家都不愿意脱贫。”李琦认为，扶贫重在内生动力，在教育、思想、观念、能力方面的提升至关重要。“精神扶贫是长远的，也是更加重要的方式。”

如何形成内生动力？李琦建议，在政策制度方面，要让他们参与，付出劳动，而不是不劳而获。再者，要提升能力。帮扶不是全部替代，主体要靠自己努力。“汽车可以推着走，但还要靠引擎发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调研时强调，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脱真贫、真脱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