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韬

自现代国家形态确立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始终在一国的基础政治与法律架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论断“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有过精辟的总结：“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这对于当下我国金融风险治理工作中如何进一步处理好央地关系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金融管理的“中央事权”

在我国当下以“条块分割”为特征之一的经济体制格局中，金融管理体系传统上而言可谓是“条”的典型代表。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的金融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尽管在早期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地方“割据”，但资本的流动性本能使得金融市场较我国的其他要素市场（诸如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更易形成（也更有必要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交易系统。尤其是，国务院办公厅于1997年7月2日正式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通知》，将沪深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并明确两家交易所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都由中国证监会直接任命（1997年11月修订之后《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在法律上确认了“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