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雁灵

上可医国，下可医病——“济世救人”自古就是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所著《千金要方•候诊》中有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圣张仲景和北宋范仲淹也曾提到：救世救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从中可以看出，“良相”与“良医”是相通的，一个安民济世，一个悬壶济世。医生做得好，其功不亚于“良相”。治病救人与救国救民的背后，都是使命与责任担当。

近代中国，不少志在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也是从学医开始的。例如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最近几年，更不断有医者担当政府重要官员：儿科专家沈晓明担任海南省省长，卫生经济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出身的尹力成为四川省省长，药理学专家李玛琳担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妇产科专家余艳红担任广东省副省长……

事实上，在国际上，医生从政更为普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研究过“国际名人录”中近5 000位政治家的职业背景，医生出身的领导人占了整体的8%，在所有职业中排名第8。

比如新加坡现任国防部长黄永宏，从政之前是一名医生，当选部长之后新加坡媒体还是亲切地称呼其为“黄永宏医生”；美国儿科医生卡森曾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先是一名称职的眼科医生。

纵观古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自古以来，衡量一位“良相”的标准大多是勤政廉洁、鞠躬尽瘁、不计名利。而什么样的医生才是良医呢?有人认为是“高尚情操”，有人认为是“妙手回春”，还有人干脆把具备专业性、品格性、人文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等特性通通列上。这体现了百姓对医生的美好期待。

良相、良医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其共同之处都在于将理想与抱负付之实践：当医生时，面对被病痛折磨的患者，用自己的医术竭尽全力为患者解决问题，着力于身体的疾病；从政后，用独到的政见，以赤诚之心，为大多数人服务，着力于精神领域。

学而优则仕，诚然，我们的医生代表中，有一部分成为了良相，但更多则是坚守初心，在本职岗位上践行大医精诚理念，以“良医”作为毕生追求的生命守护神。

“良医”不一定是“大医”，他们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坚守岗位，用一生在做一件“小事”——力所能及地解除病痛的普通医生，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着“良医”的丰富内涵。

老一辈医学大家，如伍连德受任全权总医官，解决了东北鼠疫问题后，回到医院担任院长，并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张孝骞年轻时认识到中国虽“穷”，需要发展工业改变贫困面貌，但“病”同样危害至深，因此，决心行医治病，此后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

我国胸心血管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曾经说过，医生这一辈子救过的人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普及心血管健康知识。他在我国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及人群防治工作，成为我国心血管病流行学的奠基人。

而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林巧稚每年生日时，都会坚守在产房一线，她曾说：“我为难产的孕妇接生，当小宝宝在我生日的时候降临人世，那哇哇啼哭声是最动听的生命赞歌，是最好不过的生日礼物了。”

范仲淹第29代崇氏子孙、江苏省人民医院范志宁教授也发来了他的故事：受范氏宗族浓郁的儒家“仁德”之风熏陶，遵循“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祖训，范志宁教授在“悬壶济世”的从医路上，已在内镜领域享有“北有郑大一院刘冰熔，南有江苏省医范志宁”之美赞。在当下，医疗行业与社会其它行业一样，受到一定冲击，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以“良医”为标准，在为患者与大众服务中实现理想与抱负，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