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德

作者单位/ 中国医师协会

患者享有平等就医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共识。2012年印发的《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提出：尊重患者被救治的权利，不因种族、宗教、地域、贫富、地位、残疾、疾病等歧视患者。2017年最新版本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也将阐述患者平等的誓词“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修改为“我不会考虑病人的年龄、疾病或残疾、信条、民族起源、性别、国籍、政治信仰、种族、性取向、社会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将医务人员需要考虑到的患者平等因素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且不谈其他国家情况如何，就我国而言，经过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浸染，再面临现代资本经济的冲击，一句原本简简单单、表述礼仪规范的“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却难免在人心里，被多多少少地填加上了财富、地位、名望、权势等砝码。然而，在面对患者时，这些砝码，尽可以去除。

首先，古往今来，医治患者向来被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途径。历史中不乏有天资聪颖、知文晓义、博古通今、流芳千古的医者，但他们中却鲜有大富大贵者，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不够圆通，而是医生的天职不在于此。

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多次拒绝升官晋爵的邀请，在民间医治疾痛的同时，却不拒绝与朝廷合作开展医学活动，编撰了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在他心里“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因此可以做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即便是生于官宦之家、被举为“孝廉”而不得不做官的东汉名医张仲景，也摒弃地位之殊，想办法规避当时“为官者不得随意进入民宅”的要求，于每月的初一、十五大开衙门，端坐在大堂上为百姓挨个诊治——这便是“坐堂医生”的来历。

再者，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在同样的治疗条件下，疾病的发展变化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病情不会因为患者位尊或者钱多而减轻，也不会因为患者地位低下或者没钱而加重。若主观地将患者分为三六九等，对于疾病的诊治，又有何益处？

患者无尊卑。在诊治患者时，医生眼中看到的只应是病人，而不是患者尊卑贵贱的地位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