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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5日，被誉为中国“天眼之父”的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从壮年到暮年，在20多年里，南仁东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国之重器，成就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2016年9月，我国在贵州省平塘县名为大窝凼的喀斯特洼地之中，建成目前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投入试运行、调试观察。

2017年10月10日，距“天眼之父”南仁东病逝不到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布，“中国天眼”已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其中6颗通过国际认证。而对脉冲星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宇宙的起源，并为航天器星际航行提供精确导航。有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用了这样的标题：《告慰南老，“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

20多年只做这一件事，“天眼”项目就像为他而生

1945年出生的南仁东，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经历“文革”动乱，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在东北一个无线电厂，一干就10年。改革开放后，他代表中国天文台的专家，曾在国外著名大学当过客座教授，做过访问学者，还参加过10国大射电望远镜计划。这位驰骋于国际天文界的科学家，曾得到美国、日本天文界的青睐，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当时他一年的工资，只等于国外一天的工资。

八字胡，牛仔裤，个子不高，嗓音浑厚。手往裤兜里一插， 南仁东精神头十足，总是“特别有气场”。寻找外星生命，在别人眼中“当不得真”，这位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电脑里却存了好几个G的资料，能把专业人士说得着了迷。自从建中国“天眼”的念头从心里长出来，南仁东就像上了弦一样。

24年前，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坐不住了，对同事说：我们也建一个吧！

南仁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可他说：我得回国。

选址，论证，立项，建设。哪一步都不易。

有人告诉他，贵州的喀斯特洼地多，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东踏上了从北京到贵州的火车。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开了近50个小时，来来回回坐着，车轮不觉间滚过了10年。

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不少地方连路都没有，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1998年夏天，南仁东下窝凼时，偏偏怕什么来什么，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时任贵州平塘县副县长的王佐培，负责联络望远镜选址，第一次见到这个“天文学家”，诧异他太能吃苦。七八十度的陡坡，人就像挂在山腰间，要是抓不住石头和树枝，一不留神就摔下去了。王佐培说：“他的眼睛里充满兴奋，像发现了新大陆。”

“天眼”之艰，不只有选址。这是一个涉及领域极其宽泛的大科学工程，天文学、力学、机械、结构、电子学、测量与控制、岩土……从纸面设计到建造运行，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天眼”之难，还有工程预算。有那么几年时间，南仁东成了一名“推销员”，大会小会、中国外国，逢人就推销“天眼”项目。

“天眼”成了南仁东倾注心血的孩子。他不再有时间打牌、唱歌，他说话越来越开门见山。审核“天眼”方案时，不懂岩土工程的南仁东，用了1个月时间埋头学习，对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反复计算。即使到了70岁，他还在往工地上跑。为了一个地铆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放下筷子就跑去工地，生怕技术人员的测量出问题。

一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天眼”，看似一口“大锅”，却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百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

“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南仁东病逝的消息传来，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为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较劲

“天眼”曾是一个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

与美国寻找地外文明研究所的“凤凰”计划相比，口径500米的中国“天眼”，可将类太阳星巡视目标扩大至少5倍。

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不仅是研究天文学，还将叩问人类、自然和宇宙亘古之谜。在不少人看来，这难道不是“空中楼阁”吗？

“一個野心勃勃的计划。”国际同行这样评价。

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南仁东骨子里不服输。

中国“天眼”——这是南仁东念兹在兹的星空梦。“对他而言，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望远镜，他扛起这个责任，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天眼”工程副经理张蜀新与南仁东的接触越多，就越理解他。

“天眼”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每个领域，专家都会提各种意见，南仁东必须做出决策。这位“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同时也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每个细节，南仁东都要百分百肯定的结果，如果没有解决，就一直盯着，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还懂土建？

“天眼”总工艺师王启明说，科学要求精度，精度越高性能越好；可对工程建设来说，精度提高一点，施工难度可能成倍增加。南仁东要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有一次跟张蜀新说：“你以为我是天生什么都懂吗？其实我每天都在学。”的确，在张蜀新记忆里，南仁东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每天都在琢磨各种事情。

2010年，因为索网的疲劳问题，“天眼”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风险。时年65岁的南仁东寝食不安，天天在现场与技术人员沟通。工艺、材料，“天眼”的要求是现有国家标准的20倍以上，哪有现成技术可以依赖。南仁东亲自上阵，日夜奋战，700多天，经历近百次失败，方才化险为夷。endprint

大窝凼施工现场，工棚是3栋呈C形摆放的钢板房，一点一滴都能看出工地上的生活极其节俭。每个房间住4个人，洗浴、侧所全是公用，食堂里做的是大锅饭菜。大家说，南仁东老师到现场，也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

两年前，已经70岁的南仁东查出肺癌，动了第一次手术。家人让他住到郊区一个小院，静养身体。他的学生、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苏彦去看他。苏彦宽慰南仁东，终于可以过清闲日子了。往日里健谈的南仁东，过了半晌，才说了一句：“像坐牢一样。”人们说，为了“天眼”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较劲。

他的性格里有股子“野劲”， 对世界却有一颗柔软的心

南仁东的性格里有股子“野劲”，想干的事一定要干成。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年近七旬的南仁东坚持自己第一个上，亲自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送到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在高空中无落脚之地，全程需手动操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摔下来。

从高空下来，南仁东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但他发现试验中的几个问题。“他喜欢冒险。没有这种敢为人先的劲头，是不可能干成‘天眼项目的。”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

“天眼”现场有6个支撑铁塔，每个建好时，南仁东总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人”。几十米高的圈梁建好了，他也要第一个走上去，甚至在圈梁上奔跑，开心得像个孩子。

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来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他也时常告诉学生，科学探索不能太功利，只要去干，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南仁东其实打小就“野”。他是学霸，当年吉林省的高考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工作10年后，因为喜欢仰望苍穹，就“率性”报考了中科院读研究生，从此在天文领域“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涉猎之广泛，学识之渊博，在单位是出了名的。即使是年轻时代在吉林通化无线电厂的那段艰苦岁月，南仁东也能苦中作乐。工厂开模具，他学会了冲压、钣金、热处理、电镀等“粗活”。土建、水利，他也样样都学。

面容沧桑、皮肤黝黑。这位外貌粗犷的科学家，对待世界却有着一颗柔软的心。

“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人员大部分来自云南的贫困山区，家里非常艰难，便悄悄打电话给“天眼”工程现场工程师雷政，请他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

当南仁东第二次来到工地时，随身带了一個大箱子。当晚他叫上雷政提着箱子一起去了工人的宿舍，打开箱子，都是为工人们量身买的T恤、休闲裤和鞋子。南仁东说：“这是我跟老伴去市场挑的，大伙别嫌弃……”回来路上，南仁东对雷政说，“他们都太不容易了。”

第一次去大窝凼，爬到垭口的时候，南仁东遇到了放学的孩子们。单薄的衣衫、可爱的笑容，触动了南仁东的心。回到北京，南仁东就给县上干部张智勇寄来一封信。“打开信封，里面装着500元。南老师嘱托我，把钱给卡罗小学最贫困的孩子。他连着寄了四五年，资助了七八个学生。”张智勇说。

在南仁东学生们的眼中，他就像是一个既严厉又和蔼的父亲。

2013年，南仁东和他的助理姜鹏经常从北京跑到柳州做实验，有时几个月一连跑五六趟，目的是解决一个十年都未解决的难题。后来，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我太高兴了，以致有些得意忘形了。当我第三次说‘我太高兴了时，他猛浇了我一盆冷水，提醒我，作为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保持冷静。”姜鹏说。

2017年4月底，南仁东的病情加重，进入人生倒计时阶段。当时，他的学生甘恒谦正在医院做一个脚部小手术。一天，甘恒谦突然发现老师南仁东夫妇拎着慰问品来病房看望自己，这让他既惊讶又感动。

不是院士，也没拿过什么大奖，但南仁东把一切看淡。一如病逝后，他的家属给国家天文台转达的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

“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还有几句诗，他写给自己，和这个世界：

“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

召唤我们踏过平庸，

进入它无垠的广袤。”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