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珍

2018年，无论是大企业家、小微企业主，还是个体工商户、普通的职员，普遍的感受都是“难”。“难”的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增速放缓甚至是下行的压力。撇开国内内需不足等内因不谈，就外因而言，中美间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和逐渐紧张的贸易关系无疑是造成“难”的重要因素。

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势，摩擦激烈程度不断升级。除了惯常使用的“双反”措施外，美国启用了一些新措施，包括基于“国家安全”对钢铁和铝进行“232调查”并加征关税，对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发起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并加征关税，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的相关做法进行“301调查”并对从中国进口的2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自主发起铝箔反倾销调查并公布认定中国“非市场经济”报告，拒绝履行《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规定取消反倾销“替代国”做法等。这些新措施实质上并不“新”，如“232调查”、“301调查”均源于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只是在WTO成立后迫于多边规则的约束已经很少使用，特朗普政府只是重新启用了一些“古老”的法条，以扼制中国的崛起。虽然表面看中国对美贸易存在较大逆差，美方采取的加征关税措施也貌似是针对贸易逆差问题，但从其公布的相关报告中可以清晰看出其直接指向中国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运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

美方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中国外贸和经济发展形成极大的困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破解中美贸易摩擦需要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三条途径分别努力：首先，在单边措施方面，我国一方面针对美国的贸易霸凌做法依据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维护国内产业的贸易利益;另一方面，积极采取各种主动扩大开放措施，包括降低关税、减少投资限制措施，表明中国坚决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决心和信心。其次，在双边途径，始终不放弃通过双边磋商解决贸易摩擦的努力，保持与美国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商。第三，在WTO多边体制框架下，对美国单方面采取的贸易制裁措施提起WTO争端解决案件，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采取措施的合规性进行裁决，以澄清多边规则下的孰是孰非，实现其监督与“纠错”的职能。

十七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来自开放市场、遵守多边国际规则的压力对中国的法律体系、政府执政、企业经营等各方面构成巨大的挑战。“入世”十七年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说明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激化使我们面临再次“入世”的挑戰，如果将其视为一次以外部力量倒逼改革的过程，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