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国古代法律权威性的根源，是法律价值的重要取向，也可以说是法律的灵魂。法如果丧失了信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商鞅变法时“立木为信”，以示法必行。对此，宋人王安石大加赞誉，他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法家的诚信法律观在实践中的主要表现是信赏必罚。商鞅变法期间，力主“赏厚而信，罚重而必”，无论赏与罚所重者在于“信”。他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韩非也认为“信赏必罚”将会带来所期望的社会效果，他说：“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力矣。”“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

法家还认为要做到以信行法，务在去私。早期法家管子说：“私情行而公法毁。”邓析也说：“夫治之法，莫大于使私不行；法之功，莫大于使民不争。今也立法而行私，与法争，其乱也，甚于无法。”商鞅更尖锐地指出释法行私，国家必乱。他说，“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战国策·秦策一》盛赞商鞅施行赏罚无私无畏：“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

唐太宗时，为惩治假冒资历的官吏，曾下敕后犯者处以死刑。不久，温州司户参军柳雄诈冒资历事发，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