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查德·罗蒂不仅解构了传统哲学的方法论基础，而且也重构了其新实用主义方法论。虽然在认识论层面上罗蒂是坚定的反基础主义者，但是他在方法论层面上是典型的效用基础主义和政治（抑或伦理）基础主义。罗蒂主要通过团体中心主义和效用基础主义的思想理路来贯彻他的新实用主义方法论基本原则，最终彻底抛弃一直禁锢我们内在思想的心灵之镜。在这种无镜哲学中，真正全面彻底清算客观实在性、普适的合理性、严密的可靠方法及科学的真理性等思想残留，而转向采用重织信念之网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或评价不同文化的信念。友爱式的描述原则、谈话与启迪的良性循环、新实用主义解释学的理解模式和语言工具论这四个方面体现了罗蒂新实用主义方法论思想的基本内涵。

关键词：理查德·罗蒂；传统科学方法论；新实用主义方法论；解构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2-0005-05

科学主义批判在西方哲学史中实际上是对17-19世纪近300年思想文化状况的一种反思，尤其是对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的反思。罗蒂的唯科学主义批判涵容在他的认识论批判之中，或者说他的唯科学主义批判是其认识论批判的一个重要表现。[1]而罗蒂的认识论批判是他对西方哲学理性传统的批判。认识论的思维方式在现代哲学中长期处于中心位置。这种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自然科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正是基于这一点，这种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并导致了现代哲学自身的危机。在此背景下，一大批哲学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批判，而罗蒂属于科学主义批判阵营中的英美传统流派。罗蒂的科学主义批判重心是体现在对“科学方法”和“科学实在”的反思上，其中对传统科学方法论的批判集中体现了罗蒂知识论批判与科学主义批判相互融合的典型特征。

一、罗蒂对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解构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是从哥白尼开始的，而伽利略则是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奠基者。伽利略彻底摈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泛灵论思想，认为自己拥有新原则，即实验观察和数学方法，并坚持认为这正是其在科学事业上获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正确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2]因此，伽利略将宇宙看成是无慰籍的且与人类的关怀无关，认为通过运用数学来对宇宙作出描述将获得精确简单的预言性规律，从而能够比亚里士多德更好地把握宇宙。罗蒂认为，伽利略的观点只应被看作是现代科技文明的基础，而不是整个文化的基础，我们不应把伽利略的成功归之于他使用了所谓的“科学方法”。罗蒂认为伽利略并没有为所谓的“科学方法”提供范例予以说明，从伽利略的成功中得不出任何方法论上的哲学意蕴。在罗蒂看来，伽利略的言论似乎认为人类具有发现事物内部实在的内在天然本质，但是，“世界上的客体不包含内在地引导行为的特性”，[3]33而且，至今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尚未对这种本质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这样，伽利略那种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想一方面促使现代哲学自笛卡尔开始就一直用表象来阐述哲学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迫使现代哲学家们不得不追问“我们的表象是否恰当地反映实在？”和“我们怎么能知道实在真正是什么样？”这样一些问题。对此罗蒂指出，“几百年的努力都没能对或者是思想与事物或者是词与事物的相符合的观念作出有意义的说明。”[4]6一个人永远也无法回答我们的表象是符合还是不符合实在。

笛卡尔从伽利略的成功中注意到概念的清楚性和明晰性非常重要，因此非常重视方法问题。他说，“关于打算考察的对象，应该要求的不是某些别人的看法，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准则，而是我们能够从中清楚而明显地直观出什么，或者说，从中确定无疑地演绎出什么；因为，要获得真知，是没有其他办法的。”[5]笛卡尔认为数学中的推理最清楚明白，因此，他建议应该运用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方法来建造知识体系，把一切观念和理论都诉诸于理性，并要求把它们“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在笛卡尔看来，“全部方法，只不过是，为了发现某种真理，把心灵应该观察的事物安排为秩序。”[5]因此，“必须把混乱暧昧的命题逐级简化为其他较单纯的命题，然后从直观一切命题中最单纯的那些出发，试行同样的逐级上升到认识其他一切命题。”[5]罗蒂指出，“虽然先前的哲学家多多少少追随着柏拉图认为，只有永恒的东西才能被明确认知，笛卡爾却以‘明晰知觉（即一种明确的知识，它是通过一种分析过程得到的）代替了永恒真理标志的‘不可怀疑性”；[6]58但另一方面，罗蒂认为，“‘本质主义的直观和‘明晰的知觉永远得诉诸于由我们的前人在语言中所制定的语言习惯。于是，需要说明的是，笛卡尔怎能使自己相信他的重新组合是‘直观的呢。”[6]56

尽管笛卡尔认为通过运用“心”的精神怀疑法使得所使用的概念清晰明确、所使用的语词由于不带形而上学的慰籍，从而能更接近“绝对的实在”。但罗蒂认为，笛卡尔这种“绝对的实在”似乎不仅反映在人类的表象中而且反映在实在自身的表象中，并且可以审视自身和描绘自身，然而概念怎样才算是清楚和明晰的这本身就不清楚。在罗蒂看来，像笛卡尔“探索绝对实在的概念”这种观念根本不像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我们对知识本质的一种直觉”，而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我们关于什么才算作哲学的直觉”。[7]

罗蒂随后对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思潮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实证主义哲学家一直试图用“客观性”“严密性”和“可靠方法”等观念把科学从其它领域中离析抽取出来。在罗蒂看来，正是上述所谓“科学性”观念促使实证主义哲学家一直努力去发现科学之所以成功的背后秘密（诸如普适性可靠方法等等），这些实证主义哲学家有着一种坚定的信念：正是由于遵循了一整套严密的规范方法，才使科学家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来发现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律。

罗蒂认为如果“采用库恩和杜威的思维方式，则根本提不出科学方法的观念”。[7]在库恩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就完全没有那种外在的客观实在的观念，他认为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常规→危机→革命→常规这几个阶段的循环往复，其中没有一个是指向终极的客观实在。而对“常规科学就是解难题”的认识具有很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其目的是解决当下的难题，方法只不过是寻找一个当下适用的工具。客观的科学方法问题在这里失去了提问的可能性。费耶阿本德在吸收了库恩的思想后，更是举起了“反对方法”的旗帜，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口号。但是对客观科学方法的追求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呢？虽然罗蒂认为“绝对的（‘客观实在）概念，和‘科学方法的传统观念既不清晰也无用处”，[7]但是，他仍然认为伽利略的话语体系真正摆脱并超越了当时的宗教意识形态，这也使得自然科学能代替宗教成为欧洲人思想或生活方式的中心。尽管在罗蒂看来没有通达客观真理的普适性可靠方法，没有供文化其他部门进行学习的唯一的科学方法，并不等于科学知识生产没有较为适用的方法，只不过这些方法并不是达致客观真理的桥梁。endprint

二、罗蒂新实用主义方法论的两大基础

罗蒂在解构了传统哲学方法论基础之后，力图倡导一种不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思想。虽然在认识论层面上罗蒂是坚定的反基础主义者，但是他在方法论层面上是典型的效用基础主义和政治（抑或伦理）基础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方法论以“信念”（准确的说是“我们的信念”）为纽带，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对世界的描述方式是亲和性的，哲学依托于一种解释学的理解模式，应采用谈话-启迪式的生活方式。

（一）效用基础主义

传统哲学方法论强调的“客观性”标准被看成是具有普适性的准则和规范，但是，罗蒂对这种被绝对化的“客观标准”表示怀疑，认为普适性的客观原则是不存在的。在他看来，“一个标准之所以是一个标准，是因为需要某些特定的社会实践来封住研究的道路、阻止解释的回归，以便做好某件事情。因此，严格证明，即为求标准、中止点的一致而采取的做法，同封锁研究道路一样，都不是值得普遍期望的。”[4]18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曾称，“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8]罗蒂继承了詹姆斯和杜威的这种方法论观念，即认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实践对理论或主张等的评判既不是要跟已有的学说一致，也不是去符合经验证据，而是适当性。因此，在其新实用主义方法论中，他和旧实用主义者一样，强调后果的可能性而不是事先的确定性。他坚持效用基础，认为标准只应被“看作是为了某个特别的功用主义目的而构造的暂时支点。”[4]18

罗蒂在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批判中就已经揭示了寻求使语言或表象“与实在相符合”的“科学方法”这种观念的欺骗性质，在他看来，“实用主义者愿意放弃关于人类要为一种非人类力量负责的看法。”[4]82在罗蒂看来，以往人们往往根据具有还是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评价理论的优与劣，他则是根据说服与强制之间的区别来对理论进行评价。他认为，跟强制相比，说服才是最为有效的。他认为共识的达成不应靠强制而应靠说服。只要与我们的信念一致，使我们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得到提高，那这种理论就将被视为（小写的）真理，其方法就是有效的、可取的。“现代科学不是因为其方法客观使得其与实在符合而使我们能够应付世界，而是因为它符合我们的信念，使我们能够应付世界。”[4]60通过说服而不是通过强制来达成的（小写的）真理才具有最大效用。因此，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方法论带有很明显的效用基础主义的倾向。

（二）政治（抑或伦理）基础主义

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一直苦苦思索“人是什么？”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事物（无论是人还是自然）均有其本质，而对自然界本质的探究使得哲学家们总是认为我们的知识和理论能够反映实在，使其相一致或相符合。罗蒂已经指出，这样一种探究事物本质的思维模式使得传统的哲学家总习惯把问题放在认识论的视野中来进行考察，并错误地从实验自然科学的成功中寻求方法论意蕴，结果漏洞百出，成了一张越织越破的网。羅蒂认为，“人是什么？”这种寻求本质的问题永远也无法得到清楚的回答。对于不可能获得答案的问题，我们的追问就不存在任何意义和价值。因此，罗蒂拒绝像几千年来哲学家们对“人是什么？”和“自然界的本质是什么？”这类问题进行不断地追问，建议我们应该放弃对有关本质或者本原问题作出无谓的探究，而应考虑变换一种思维模式。为此，罗蒂给出的建议是思考“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将它放在政治视野或伦理视野的范围内来加以考察。[9]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但又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罗蒂认为，“我们是谁”跟传统的哲学问题“我们是什么？”的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后者跟康德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相类似，罗蒂认为“什么”这种提问方式是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而以“谁？”提出的问题往往属于政治的抑或伦理的。[9] “我们是谁？”是一种团体中心主义的观念。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可能提出“我们是谁？”这个问题，这种提问强调了道德同一性，使共同体获得共同的信念，从而增强团体的凝聚力。罗蒂的这种团体中心主义不仅跟通常的哲学探讨本质的方式不同，而且和旧实用主义也不完全一样。旧实用主义者只是谈跟信念相符合的态度，但未界定主体的范围，没有像罗蒂那样直截了当地强调“我们”。罗蒂很可能是首位强调应以“我们是谁？”这一前提性问题为基准点，将其它各种问题都纳入政治或伦理视野中去考虑并解决的哲学家。

“我们是谁？”体现了罗蒂哲学特有的团体中心主义方法论原则，也体现了罗蒂与其他新老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区别所在。罗蒂认为，我们想超越自己，即超越我们在其中进行思考的共同体，并把我们自己与某个绝对的东西相比较，是不可能的。我们对任何一种理论或观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看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我们是谁”这么一种潜在的共同体认同意识所决定的。我们自己的信念决定了我们怎样使用“真理”“客观性”“合理性”这些词的信念，正是通过重新编织“我们”的信念这种途径，罗蒂彻底转换了传统认识论的问题框架，可见罗蒂是想用政治（抑或伦理）的基础主义来代替传统认识论的基础主义。

三、罗蒂新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涵

有破往往就有立，罗蒂在对传统科学方法论进行激进批判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思想：新实用主义方法论。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方法论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一）友爱式的描述原则

罗蒂指出，在使自身生活与更广阔的领域相联系时，人类一直有追求客观性和友爱的两种愿望，并主要以这两种方式来对其描述。他甚至认为“实用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友爱哲学”。[3]33罗蒂认为，那种寻求客观性描述方式的方法“使自己远离了周围实际的人，不把自己看作某个其它实在的、或想象的团体中的一员，而是使自己和不与任何特定的人有关涉的事物联系起来”。[3]21那些使友爱以客观性为根据的人（罗蒂称其为传统实在论者），也将“不得不把真理解释为与实在相符合。于是他们必须建立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将考虑信念与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客体将会使真信念与假信念区别开来。他们还必须主张说，存在着证明信念真伪的方法，这些方法是自然存在的，而不只是局部适用的。”[3]22罗蒂主要通过团体中心主义和效用基础主义的思想理路来贯彻他的友爱哲学基本原则，最终促使我们彻底抛弃一直禁锢我们内在思想的心灵之镜。在这种无镜哲学中，真正全面彻底清算客观实在性、普适的合理性、严密的可靠方法及科学的真理性等思想残留，而转向采用重织信念之网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或评价不同文化的信念。endprint

（二）谈话与启迪的良性循环

罗蒂试图通过谈话与启迪的良性互动这一思想启蒙方法来实现从严密的体系哲学向对话式的启迪哲学的根本转变。启迪哲学不再预设客观实在、终极真理及生命本体等形而上层面的“再现对象”，而是一种持续不断创造新语汇的平等友爱式对话活动，从此哲学学科本身也真正走向属于人的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人们通过平等对话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场域之中，从而使参与谈话的每个人都能从中得到个体性的启迪。启迪哲学永远是全方位开放的，它将冲破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各种束缚，并持续不断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动态演进发展。作为一种文学式的诗性活动，启迪哲学是一种真正复归自由的活动，面对不同的文化场域，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解释、自由地平等对话，通过这种自由平等的友爱式交谈，促使人与特定的文化共同体联系起来，最终使自己在这种文化共同体的语境中不断涌现出新的创造性语汇并得到开放式的启迪。因此，启迪哲学是一种真正创造性的催生新语汇的诗性活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充满个性的创造性语汇去描述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这样使世界变得更具有生命灵性的活力，同时人们也在这种富有創造活力的文化场域中持续地得到启迪。

（三）新实用主义解释学的理解模式

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摈弃了那种认为哲学提供了“可使一切话语的公度性得以成立的主要语汇”这么一幅经典镜像的镜式本质概念，认为“真理是关于实在的写照”实际上是人们追求的一个幻影，而实际上每一个共同体都提供了一个视角，从这些视角出发，一些重要的现象可能会得到有用的或启发性的见解，但是，没有一个视角可以做到获取实在本身。[10]基于此，罗蒂特别提到了“解释学”，他在《哲学和自然之镜》的第三篇“哲学”中对认识论和解释学作了特别的对比，其目的是想表明，解释学为哲学提供了一种比认识论更好的模式。罗蒂认为，哲学应该是一种类似解释学一样的东西，即它只具有伦理功能，而不具有任何认识论特权。在罗蒂看来，解释学提供了一种跟认识论截然不同的知识和理解的态度：在认识论模式中，我们是通过从主要的原则中推导出结论来获得知识，但这种模式包含着对质和限制；而在解释学的理解模式中，则不是对质性质的而是谈话性质的、无限制的。[6]315罗蒂把这种新实用主义解释学作为清算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到分析哲学思潮的传统西方基础主义哲学的重磅利器。他的团体中心主义认为，我们与其他文化共同体成员的对话虽然是从自己所属的文化共同体的信念系统出发，但我们与他们谈话的结果只是重织双方的信念系统，彼此的谈话并不是朝向一个预先确定的目标，这种谈话也并不是为了通达所谓的“真理”或“客观实在”，而谈话只是以不断涌现新的语汇并使参与谈话的每个人都能从这种自由创造性的文化场域中持续地得到启迪为目的！[11]

（四）语言工具论

在罗蒂看来，语言并不是外物的表象，语词的使用始终不能脱离“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仅仅借助语言是无法描述出客观实在的，况且我们根本无法确信此种描绘的真实性。如果像杜威那样“把语词看作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不是问题内在本质的表象”[7]，也就是说把语言仅仅看作是人类活动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描述客观实在的主客体间的媒介物，将会避免很多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麻烦，“这种戴维森主义看待语言的方式，使我们可以不像笛卡尔的认识论传统，特别是以康德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传统把思想实体化那样把语言实体化。”[4]8另外，基于语词“仅仅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这种语言工具论原则，我们就不会像传统哲学那样纠缠“说明”和“理解”、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与解释学的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了。

参考文献：

[1]杨艳萍.“后哲学文化”还是后科学文化？——论罗蒂的科学主义批判[J].江西社会科学，2004（02）.

[2]伽利略.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翻译组译.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4]理查德.罗蒂.黄勇编译.后哲学文化[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笛卡尔.管震湖译.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6]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7]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M].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8]威廉.詹姆斯.陈羽纶等译.实用主义——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M].商务印书馆，1979.

[9]罗蒂.第欧根尼，萧俊民译.我们是谁——道德普遍论与经济优先分配[J].1997（01）.

[10]Kolenda Konstantin.《American Pragmatism and the Humanist Tradition》，In Robert Hollinger，David Depew （eds） Pragmatism： From Progressivism to Postmodernism，London Westport，Connecticut，1995.

[11]李刚.理查德.罗蒂的另类科学哲学思想论析[J].理论月刊，2012（09）.

作者简介：李刚（1976-），男，湖北黄梅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朱希良）

基金项目：2016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为2016SJD71002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众与境下科学公信力的危机与重塑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CSH0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