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 冯广鉴

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书画刻。

闻之先辈谆谆言，书刻先须通金石。

青铜白玉石刻画，穷究深研不忍释。

跋履山川访名器，博览精鉴识宝物。

详察纹饰辨年代，纵观文字溯骨甲。

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

九千三百五十三，连首带尾腹中纳。

信手写来大小篆，史籒李斯似旧识。

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

以篆作草宗张芝，出入羲献复颠旭。

学画初学阎立本，山水独喜荆关法。

浸淫于兹年复年，怡然自得忘岁月。

—朱复戡 《白头吟》

最近，《中国书画报》登载薛军先生的文章《莫让浮云遮望眼—对林散之书法艺术价值的再认识》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政治文明、学术昌盛的今天，如何评价一个书法家的艺术价值？以怎样的书法艺术审美标准来进行评判？”文章说，我们总不能以“官本位”的思想，先入为主，看他当过什么官，在书法组织任过什么职，以所谓的“知名度”来衡量其艺术价值—“按官论价”！文章呼吁对一介布衣书法家林散之再认识，笔者完全认同！笔者由此联想到，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离开大上海，蛰居泰山一隅仅8平方米的过道南屋里20多年，晚年又回到上海的布衣书法家朱复戡的艺术价值、艺术贡献也应当再读、再认识。

1.朱复戡 学到老

2.朱复戡 等闲白了少年头

3.朱复戡 海岳双栖

4.朱复戡 龙飞凤舞

5.朱复戡 车如流水马如龙

一、研临石鼓，别开面目

20世纪初，康有为“尊碑抑帖”的书学思想影响甚广。海上书派的代表人物吴昌硕，“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朱复戡承家教，4岁起习毛笔字，6岁临习石鼓文，7岁时写石鼓文集字联，受到吴昌硕夸奖。12岁时师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总理张美翊。朱复戡缩临石鼓文全本，是由张美翊首倡，张要他“必须审定释文，不使稍有罅漏，贻笑通人”。张治艺态度严谨，对朱复戡影响甚深。直至1922年，遵张美翊所嘱，朱复戡全临石鼓文，可考的有两通。其缩摹石鼓文，每鼓皆有释文、跋语，对石鼓文辗转流传的历史十分清楚。1922年9月24日，一香居士张颐（亦湘）跋朱复戡书石鼓文，给予赞扬：

晚近书猎碣文字者，首推吴老缶，老缶固老作家，然偶有犷猂之气，欲以此炫流俗之目也。今观静龛此册，缩其结构，笔笔清劲不懈而入于古，兰者空谷，无言自芳，见识洵高人一等哉。

壬戌八月四日一香居士张颐时与静龛同客海上

张美翊1923年5月23日致函朱复戡，给予激赏：

屡展贤所摹石鼓，鸾翔凤翥，异于王虚舟、钱十兰之墨守；亦非邓完白、吴昌老之变态。今贤以容易出之，殆天授矣。然仍须加以人力。……

1923年7月5日，张美翊又题朱复戡缩摹石鼓文：

余所见石鼓文摹本，前如邓完白，近如吴昌硕。邓出秦刻石，吴参钟鼎文，皆绝作也。……朱君百行，缩摹此册，黑文者阮本，飞白者姚本。方整劲挺，纯乎不钩之钢，篆文写以飞白，尤旷古所未见，神明变化存乎？其人当于邓、吴而外，别开面目。弱冠之年，所诣至此，进境未可量也。

老师褒奖学生，于邓石如、吴昌硕“绝作”而外，别开面目，进境未可量。张致函好友冯君木、顾鼎梅，推荐朱复戡。

由此可见，当时对朱复戡此临本评价很高。但所摹石鼓文的范本，并非善本。至1923年5月，朱复戡又刻“十鼓止载数骆驼”印，并完成石鼓文全文刻石（边款）。

1962年，朱复戡于岱麓书安国氏藏宋前拓石鼓文一通，自跋云：

宁波范氏天一阁藏北宋拓石鼓文，著名环宇，称海内第一孤本。嗣后此本竟成复刻。……一代大师吴缶庐书学石鼓，数十年来，别开宗派。逝后翌年，此拓始出，缶老未及一见，孜孜一生，所摹写者，乃阮氏复刻本也。顷加校对，乖误孔多，深资遗憾。其门徒辈依样葫芦，未能有所纠正，以误传误，贻害后人，岂浅鲜哉。

6.朱复戡 石鼓文集联尺寸不详1962

朱复戡先生对一代大师吴昌老书石鼓文未及取善本，门徒辈依样葫芦，以误传误，深为遗憾。他治艺谨严，对石鼓文的文化背景穷究深研，不迷信，不盲目，取法乎上，最终取安国氏北宋拓本为善本，不愧为大家风范。

二、精研金石，独具匠心

金石文化的学习与研究贯穿朱复戡先生的一生。学习书法，他从临习石鼓文入手，继而大篆、小篆、诏版、魏碑、隶书、行草。弟子请教先生如何写大篆，他说：“予写大篆，先写《毛公鼎》，取其藏锋，复写《盂鼎》，取其露锋，又写商器铭文，加进捺脚。如做菜一样，光是单味不好，要多加作料，得‘复味’。”他还说：“我把《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记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摹写，由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先生还用七律《答问》回答上海美专时的学生、华东师大教授黄若舟：

商周甲骨与钟鼎，大篆通称古籒文。

直下雄浑收玉著，纵横挺劲拔钢筋。

挥毫落笔锋棱藏，用墨随心枯湿分。

问我如何写大篆，别无诀窍可云云。

7.朱复戡 关于印章的发展问题31cm×78cm1964

一首诗简要鲜明地将大篆的源流以及书写用笔、用墨、结体、气韵等描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朱复戡先生精通“六书”，精通古文字，于金文，他会写又能识，在国内是少有的。1949年秋，朱先生批阅《鬲室旧藏夏商周汉彝器考释》一书（见《朱复戡墨迹遗存·论书卷》107—114页），对亚鸟觚、贝簋、白侯父盘、海马葡萄镜等青铜器中的铭文、纪年、出处、制作、归属均做出详尽的考证，并与所见其他同类器物做比较，题写释文、跋语10则，另有前言与后记4则，足见其眼界之高超、学识之渊博、功力之深厚。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增多，先生博览精鉴，考证摹写并题跋。1978年秋，《朱复戡大篆》面世，1980年香港海鸥公司又随之出版。全帖对新出土的28件青铜器上的铭文重新摹写，注明释文、出土地点，并对器物制作与铭文题写评语。一器一幅作品，或疏朗清逸，或瘦硬健劲，或朴茂浑穆，参照原铭，更有创作，尽展先生才智。

集终生研究金石之功力，应中华青铜文化复兴公司之聘请，朱先生于耄耋之年精心创作了中华宝鼎、荣氏宝鼎、九龙五凤宝鼎、震泽神鼋、诚则灵钟、虚云寺钟等青铜重器多种，分别陈列于上海、无锡、香港以及美国夏威夷等地。其器型、纹饰设计和大篆铭文撰书均出自先生之手，古穆、庄重、典雅。2000余年前秦二世《泰山刻石》，共223字，历经磨劫，仅存10字残石；《峄山刻石》仅存仿刻，且有残缺，形神全失。先生考证补齐文字，按照李斯笔意，复书旧观，乃斯后一人！1987年春，香港友人宋祥庭致函朱复戡云：“在台湾，先生被大师（张大千）指名为近代史上金石、书画、青铜器权威家。”（《朱复戡金石书画》，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版，219页。）此可谓名副其实。

8.朱复戡 鲁迅诗句尺寸不详1985

9.朱复戡 临秦始皇诏版101cm×55cm1983

三、深研“二王”，以篆入草，另辟蹊径

草书是朱复戡先生书法艺术的重头戏。他以石鼓、大小篆为根底，行草书从近人沈曾植、吴昌硕入手，尤喜明末三家黄道周、倪元璐、王铎，进逼晋唐，“出入羲献复颠旭”（《白头吟》）。先生极重书函，较之大幅作品尤其上心。《朱复戡墨迹遗存·行草书札卷》与《朱复戡墨迹遗存·行草诗词卷》收录朱先生信札100件、诗词手稿126件，多为行草书，亦有草书。书写对象与内容不同，书写形式与书写风格亦不相同，既有精心严谨之作，亦有率意、轻松、性情之作。《致戴季陶书》拒绝所谓“规劝”，情绪起伏波动，字势先沉稳雄健，随之潇洒奔放，而后气势凌厉。《致冷翁（马公愚）书》，邀老友吃大闸蟹，信笔而书，收放自如，用笔用墨疾徐浓枯变化丰富，韵味无穷。《致郑亦桥书》，洒脱自如，点画灵动，方圆兼备，神采飞扬。先生笔精墨妙之作，若置入晋人书札之中也不会逊色！《白头吟》《南海康师迁葬感赋二律》《五律·别南屋》《老友刘大师（海粟）属书上严老八秋大寿》《螃蟹》等手稿也都是力作。

朱复戡先生书法由碑及帖，进而碑帖相融，独具面目。他尊崇“二王”，从青年时代开始日习《戏鸿堂》帖，于《十七帖》和阁帖中张芝、王羲之的传本作品深入研究、考证，兼学章草、颠旭的狂草。至50岁前后，先后跋《澄清堂帖》20余则，跋《馆本十七帖》30余则，并作《论二王书》。题跋中慧眼辨原帖之真伪，考证有关史实，评论其书法优劣，临帖再题跋评语，涉猎内容丰富。其书法多拟“二王”笔意，既有书卷之气，更有金石之气。他曾说：“较羲之、献之，我多活了几十年，应该比他们写得好。”“逸少沉着雄健，子敬潇洒奔放，合而兼之便当胜蓝。”可见他的自信与雄心。

积聚大半个世纪书法研究和创作的实践经验，于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创作完成了《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朱复戡草书千字文》等草书经典著作。旧本《草诀歌》字太少，内容不够全面。《修改补充草诀歌》既是草书理论著作，又是学习草书的范本，集指导性与艺术性于一体，若无旷世之才，实难完成此旷世之作也！

朱复戡先生的草书，以篆入草，用篆之笔书写“二王”一路的草书，形成了“个性独具的金石气象浓郁、苍茫浑穆、沉雄劲健、险绝夺人、法度谨严、内涵丰富、韵味无穷的草书风格”（《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第二辑》，281页）。国画大师刘海粟1976年复函朱复戡称赞：“余爱君狂草，夭矫苍劲，不可端倪。祝枝山、傅青主弗足道也。”（《朱复戡金石书画》，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216页。）

10.朱复戡 致刘海粟信札尺寸不详1975

四、取法乎上，篆刻艺术自成宗派

于篆刻艺术，朱复戡先生青少年时代受赵子谦、吴昌硕影响，“年未二十，驰誉海上”（《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第1版，208页）。其篆刻作品追仿吴昌老者，往往乱真。具有远见卓识的吴昌老让天才的后生取法乎上，力追秦汉，走自己的路。

印从书入，是朱先生变法创新的基点。他对弟子说：“刻印先写好字，写字须先通文字学。”“你的字写多好，印就能刻多好，印从书入。”（《朱复戡墨迹遗存·论书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150页、154页。）先生的书法修养极为全面，石鼓、大篆、小篆、诏版、隶书、大草、章草、魏碑，诸体皆擅，无所不精。先生精通文字学，对不同风格的古文字进行改造，为我所用，还精通金石学，于钟鼎彝盘、古玺封泥、石鼓铜诏、铁权瓦量，无所不通。

师法秦汉，上溯两周，治古玺而自立门户。步入中年的朱复戡脱离了赵子谦、吴昌硕的路子，直入周秦、两汉，于周秦古玺用力至勤，熔铸百家，逐步形成直追三代，高古、挺秀、浑厚的鲜明风格。1950年前后，为上海的收藏家汪统精心创作了众多篆刻作品，集成了《复戡印集》，拟秦模汉，规模古玺，出神入化，超越前贤。“他的模古玺作品，朴拙恣肆，大胆残破，笔断意连，天真烂漫，拙中求巧，厚中富秀，既得古玺气息的古气盎然，又得其章法润泽之自然。”（《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142页。）沙孟海在《朱复戡篆刻》跋中惊叹：“《复戡印集》（指早年《静龛印集》—笔者注）中，多拟玺之作，峻茂变化，殆欲雄视一世！”20世纪70年代在致朱先生函中盛赞：“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并非面誉。”（《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211页。）

以书入印，以画入印，在边款上做文章，机杼独出。朱先生极富创造性，将书法艺术、绘画艺术、装饰艺术与篆刻艺术融为一体。款识文字于甲骨、金文、诏版、魏碑、行书、大草无所不及，纵刀如笔，尽现笔情墨趣，俨然一幅幅微缩的书法神品。刻画人物、佛像、山水、龙凤、龟鹤则惟妙惟肖，富有生机，又俨然一幅幅亦工亦写、形神皆备的图画。而其于青铜、古玉、汉画、晋砖，亦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巧妙安排，异彩纷呈。

篆印艺术为朱先生之独创。先生80岁以后不再操刀，但笔力至终不衰。他善动灵机，一改篆刻先篆后刻的常规，只篆不刻，以笔代刀，以纸代石，以篆写的手法表现刻的神韵，获得印蜕效果。先生的“篆印作品，即使一字之偏旁部首甚至一个点画，皆追根求源，以三代钟鼎、兵器和秦权等形制纳入篆印；以商周铭文、秦汉刻石图纹为边款；将英文古篆化，旁围云纹，中西结合成印；以青铜纹饰设计印纽；以精确之考证改动古玺印；以严谨务实的态度自改印作。造诣之深，令人叹服。”（《朱复戡篆印墨迹》后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11.朱复戡 自作诗调济南赋别岱岳94cm×34.5cm1985

朱复戡先生的篆刻由继承至发展创新，其艺术成就虽不能与一代大师吴昌老相侔，但他“雄视一世”（沙孟海语），“度越前人”，“自成宗派”（马公愚语），因而确立了他在20世纪印坛开宗立派的大家地位。

朱复戡先生极重修为，教育弟子：“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势利观点我从来反对。”他学识渊博，诸艺兼修，其绘画以深厚功力的书法为根基，融合了八大山人的简洁、石涛的洒脱、吴昌硕的浑厚，擅作人物、山水、花鸟，题材广泛，技艺精湛。

作为文人的雅好，又有丰厚的国学修养，朱先生善于吟诗填词，或自咏自叹，或抒情述志，或友人唱和酬赠，或赞美祖国山川，或题绘画作品，或评论书法艺术，或教诲弟子，涉猎广泛，且有高深的造诣。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先生的一些作品堪称传世的佳作杰构。

综观朱复戡先生的艺术人生，身为一介布衣，却神驰珠穆朗玛，醉心于艺术，于金石、诗、书、画、印诸艺皆擅俱精，匠心独运，开一代宗风。他无疑是一座艺术丰碑，是一部尚未读透的艺术巨著。再读朱复戡，进一步研究朱复戡艺术，对于确立书法艺术的评判标准，对于求实客观、公平公正地评价书法家，对于书法艺术事业健康发展和进一步繁荣昌盛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