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们朝夕相处的报刊亭，正在难以察觉般地加速消失，反倒是那些行动迟缓的老人最先发现了这个变化。因为经营报刊亭的大多是中老年，买报的多是暮年。报刊亭做的是印刷时代遗老们的生意。如今，这生意也进入了它的晚年。

钢铁怪兽张开巨口，铲出的泥土被不断推走。“报亭没了呀，整个儿就给吊车吊走了。”张大妈举起双手比划着。她习惯在午睡后出门买份报纸，但北京协和医院门口，那个有着近20年历史的报刊亭已经彻底消失，只留下一个浅浅的大坑。

轰隆隆的拆除声同样让永定门外买早点的邓大爷吃了一惊。最后一次去报刊亭买《北京广播》时，邓大爷问老板：“真干不下去了吗？”那时报刊亭已经贴出租兑信息。如今，蓝色铁皮围栏里只有一台沾着黑色泥土的推土机，报刊亭不见了。

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府开始将城六区报刊亭等有人设施逐步退街进社区或者商铺，并考虑引入自动售报系统。与人们朝夕相处的报刊亭，正在难以察觉般地加速消失，反倒是那些行动迟缓的老人最先发现了这个变化。

在这座城市里，经营报刊亭的大多是中老年，买报的多是暮年。报刊亭做的是印刷时代遗老们的生意。如今，这生意也进入了它的晚年。

正在消失的报亭：杂志卖不出去，读者多是老人

北京的秋雨在十月初骤然而至。和往常一样，早上7点，宋国辉拉开报刊亭铁门。这是长假后的第一天，他提前抄好预留报纸的顾客名单，贴在墙上。

一个背着花兜子的大妈走过来，红格伞遮住了半张脸，宋国辉弹簧般站起，抽出预留报纸堆里的一份《北京晚报》和《参考消息》递过去。“这大妈的花兜子都背了十多年了，我不用看脸。”宋国辉说。

一位老人手里拎着一袋馒头，将三份报纸揣进怀里，笑呵呵地说：“今儿买馒头买多了，吃么您，拿两个。”宋国辉摆摆手：“吃过啦，雨天您慢着点儿。”宋国辉说，老人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曾经站在报刊亭前和别人聊退休津贴。

宋国辉的报刊亭位于朝阳门南小街与金宝街路口，老城区还保留着旧时的邻里关系，街坊们都认识他，隔壁邻居甚至将家里WiFi密码告诉他，让他在报刊亭里也能上网。

附近的报刊亭宋国辉也熟悉，“前面那个报亭，一开始是小刘，后来是小李、老马到小吴。”只是这些报刊亭已经很少开门营业。

报刊亭只是一种旧的文化象征，即便旧的文化象征会消失，但文化并不会消失，而且会以更为丰富多彩和斑斓缤纷的形式呈现和吸引人们

宋国辉的11029号报刊亭还在艰难维持，今年已是第13年。

“一开始，《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来买的最多，后来又有了《新京报》，杂志的种类更是数不过来，比现在要多三倍……那时候晚报真是排着队买，买不到的着急，杂志都是几箱地送。”宋国辉回忆。10年前，全国两会期间还出现报纸不够卖增印的情景。那时，《北京晚报》每天进100份都不够卖，手机充值卡等最多每天可以卖一万多元。

现在，宋国辉每天的营业额只有几十元。他拿起报摊上一本新来的杂志《江南》，文学刊物，只进了一本，半个月仍没有卖出去。

宋国辉折了一份儿晚报，给一位82岁的老顾客留下。老人腿脚不方便，走几步就要歇歇。“雨越来越大，估计她今天不来了。”宋国辉惦记着。

傍晚六点半，老人步履蹒跚地出现了，宋国辉眼睛一亮，连忙递过报纸。

岁数大的老顾客如果长时间不来，宋国辉便托街坊打听。一位每天来买晚报的老人突然消失了，数月未见，宋国辉从邻居口中得知，老人去世了。如同失去一个老友，宋国辉心中空落落的。

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报刊亭消失了，但它承载的记忆和情感无法被拆除

儿子总劝宋国辉关掉报刊亭，找个稳定的营生。宋国辉心里不是滋味儿。光靠报刊亭每月不到2000元的收入难以生存下去，但他割舍不下这些老邻居。

两个月前，宋国辉将转让信息贴在报刊亭门口。偶尔有人打听转租价格，都是想开早点摊、食物便利亭。

按照媒体的说法，报刊亭的兴废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纸质媒体的发展。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的数据，截止2014年年底，中国邮政报刊亭数量为30506座，比2008年减少2万座。

在北京，最大的变化从三年前开始。2014年8月，北京市朝阳区72座合法报刊亭被拆除。人民网发起的相关话题一天之内阅读量超过7000万，讨论超过5000次。

在此之前，郑州已经成为第一个没有报刊亭的省会城市。2012年4月郑州市政府实施“退路进店”政策后，遍布于郑州街头的报刊亭被陆续拆除，421个报刊亭无一幸存；呼和浩特原有100多座报刊亭，近几年不断萎缩，今年3月，当地媒体称政府将全部拆除城区内现有的报刊亭，未来如何规划暂时没有确定。

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报刊亭消失了，但它承载的记忆和情感无法被拆除。得知宋国辉要租兑报刊亭，一位常来买报纸的老人说：“隔壁街都给拆喽，要不您还是留下吧。”

报纸发行人岳子砚有着十多年的发行经验，他从事的《北京青年报》发行工作这些年也发生了变化：从前是早报早投，早上8点前三环内完成报纸投递；而现在改为“享受慢生活”。“现在的生活太‘快’了，我们应该停下来，‘慢’一些。报刊文化与纸质书不会过时，只是载体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岳子砚说。

“报刊亭的意义是要留给后人评判的”

报刊亭的生意在金融危机后开始骤降，微博时代开启后，报刊反而成为了报刊亭的“副业”。宋国辉妻子的报刊亭租金一路降到560元，最后还是倒闭了。以前需要排队买的《北京晚报》，因为不接受退报，卖不出去砸在手里，只能当废纸出售。

蒲黄榆物美超市门前的报刊亭老板拿出四期文学杂志《萌芽》，“四个月了，一本都没卖出去。”《知音》与《读者》本来都是不愁销量的热门杂志，但近三年都遭了冷落。报刊亭里堆满了过期刊物，靠里墙的小柜上一堆，脚后的架子下好几堆，角落里还有一堆，全部8毛钱一斤按废纸处理。

一位母亲拉着儿子到报刊亭前：“妈妈给你买本《读者》吧，你看这里面都是好文章。”儿子嘴一撅，拉着母亲的胳膊喊：“妈妈咱们回家吧，我要玩iPad！”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宋国辉回忆，以前《法制晚报》的大案头条出来后，街头巷尾都拿着报纸议论，如今儿子更喜欢拿着手机念叨App推送的新闻。

很多报刊亭只能靠卖食品维持。但一个月前，东城区与西城区开始报刊亭整顿。国庆假期前，报刊亭老板陈林收到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知，报刊亭必须在10月8日停止并撤掉食品买卖。这等于断了陈林的生路，“指望卖报纸赚钱，能吃上饭吗”？

岳子砚说，一份报纸的印刷成本在三块钱左右，而报纸只卖一块钱。单一的靠广告盈利的模式让传统的报刊零售模式难以为继，报刊亭也应该谋求新的出路。

宋国辉的老顾客里，有位北大中文系的退休教授于老师，他眼睛花了，但每天都来买4份报纸。“报刊亭的意义是要留给后人评判的，早晚有一天，人们会知道，报刊不只是传播信息的载体，更是一种历史的心声。”于老师说。

雨天的黄昏来的更早一些。宋国辉目送附近放学的学生，偶尔有接孩子的老人顺路过来买份报纸。夜幕降临，一盏微弱的灯光在报刊亭前摇曳，老人们睡得早，晚上没有人来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