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英

(山西大同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0 引 言

近代以来， 农民形象一直辗转于知识分子社会诉求与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书写之中。 农民这种“被书写”的命运源于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在没有叙述可能的情况下， 本为一种职业身份的“农民”在被推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一直承担着他者的审美诉求。 无论他们是富裕还是贫困(精神与物质)， 都没有逃出被塑造成“真是个农民”的范式。[1]370学者李杨就此质疑：“我们是否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农民——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农民’本质认同缘起于一种现代知识， 或者说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其实是文学教育的结果， 甚至可以说连‘农民’这个概念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呢？”[2]138这种质疑虽然是针对文学作品， 但同样适用于影像作品。 就山西电影对农民形象的塑造来说， 有着同样的事实。

建国以来， 山西农村电影创作与国家社会变迁保持一致，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①建国十七年新旧农民对峙*之所以只谈十七年， 而不谈建国三十年， 是因为1965年之后只有孙谦、 马烽合作完成的电影剧本《千秋大业》《高山流水》《几度风雪几度春》， 但这几部作品均未拍摄完成， 故不加论述。， 以“山药蛋派”改编及创作影片为主； ②新时期的反思与重构， 这一时期影片虽然很少， 却最具批判意义， 重在表现被物质欲望逐渐侵蚀的农民行为及其心理变化； ③1990年代， 贾樟柯独立制片， 重在反思改革大潮冲击下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生存困境， 山西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山影厂)坚持主旋律拍摄， 与之形成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