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2018-01-11张大勇李明忠

现代商贸工业 2018年2期

张大勇++李明忠

摘要：“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以其开放、共享、高效、便捷等优势逐渐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从沿海发达地区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了对应用“互联网+”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不错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基于对重庆联芳街道的实证调研，试图就提升“互联网+”下基层社会治理作一番探索。

关键词：“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问题；路径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02.062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技术进步，我国的社会大环境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带来的巨大影响。201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就鲜明的指出了“‘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并提出要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互联网通过将经济社会生活数据化、在线化、透明化，改变了社会资源的组织、分配方式。正因为这种改变而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互联网+”的本质是治理在线化、数据化，并实现治理的公开化、互动化、扁平化、高效化和便捷化。这既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载体，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新机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值得探究。

1“互联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作用机制研究

目前，许多学者对“互联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已经进行了诸多的探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梳理互联网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渊源，厘清“互联网+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与关系，辨析互联网与社会治理转型、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的相互作用（刘家元，2015；赵联飞，2015；王国华，2015；王帅，2016）。二是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探讨互联网对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推进社会民主、加强居民与政府间的互动等方面所展现出的作用（陈涛，2016；宋煜、王正伟，2015；黄璜，2015）。三是分析总结互联网技术在社会治理上的实践应用，给其他区域提供经验，实现更加智能与高效的管理和服务，促进社会发展（沈士光，2016；邓媛媛，2015；严健媛，2015；李颖，2016）。四是分析如何破解信息孤岛、有效利用信息资源，加强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防护，利用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李宇，2015；李传军，2015；张兰庭，2014）。

综合分析，大多数研究对“互联网+”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双向互动关系有着普遍的认同。一方面，“互联网+”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变革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因素。“互联网+”虽是一个新概念，但互联网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却已颇有时日，早先提出的电子社区、社区信息化等均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作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互联网+”催生了崭新的线上社会生态，在与社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互联网+”通过更新原有的信息获取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人际沟通形式，改变了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尤其是打破了过去由政府部门或者代理机构对公共事务话语权的独家掌握，进而影响了传统的基层社会结构和社区管理体制，不断迫使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变革与创新。另一方面，“互联网+”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基层社会治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对社会资本的掌握和对话平台的建立。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互联网+”的开放、共享、高效、便捷属性及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等，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增强信息广播渠道、搭建以网络为平台的多元对话机制，从而有效破解基层社会治理诸多难题，再造基层社会治理秩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基于“互联网+”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2“互联网+”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应用现状

伴随着学术界的探讨，全国各省市均有地区认识到了“互联网+”技术在社会治理以及政府管理领域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有的地方早在国务院颁布《意见》之前就以前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比如，上海金山区朱泾镇在“空间全覆盖”网格优势支撑下，采取“类两轴化”组织结构，将所有行政管辖区作为一个整体网格，按照精细化管理需要进行地理空间划分，并绑定单元内的管理对象和网络监督员，以实现全时段、无缝隙、精细化管理（沈士光，2016）；福建福田区福保街道运用“织网工程”，系统建立“三中心”工作架构，从源头构建“一库两网多系统”大数据平台，再造信息化多元治理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提升了基层治理新能效；河南省三门峡灵宝市以互联网发展引领和运用信息技术为载体，积极探索“互联网+组织工作”，采取“四网二终端”（党建门户网、内部办公网、基层党组织平台网、微信平台网、远程教育站点终端和智能手机终端），搭建党群服务的直通车，实现基层党务工作的信息化。对于这些案例，笔者主要通过互联网获取，缺少现场感、遗漏了许多细节，虽能理解其中梗概但却无法构建起对事件完整的认识。为此，笔者实地走访调研了重庆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以便获得更具质感的认识。

重庆沙坪壩区联芳街道借用线上平台助力精准治理也是一次踊跃的尝试。联芳街道是由原来的联芳园区于2011年撤并而来。建立初始，街道便根据对治理环境、形势的综合研判，积极推行“由精准目标、精准决策、精准管理、精准服务构成的基层精准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就是其自主研发的芳华党政服务系统，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运用实现指尖上的治理现代化。

2.1综合情况

芳华党政服务系统初创于2012年，包括联芳街道门户网站、芳华政务处理系统、各种个性化定制的手机客户端APP软件程序。开设有党建之窗、政务公开、社区建设、辖区单位、个人办公5个独立窗口，形成以街道党工委为中枢，包括8个机关科室、6个社区党组织、3个“两新”党组织、30余个社会单位在内的庞大的为民服务系统，致力于突破街道在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措施单一和建设服务型街道缺乏与公众的双向互动的瓶颈。endprint

2.2运行方式

首先，以面向社会公众的联芳街道门户网站为引流源——了解民众诉求，将需要办理的事项、投诉建议等链接至芳华系统；其次，以芳华系统为核心处理器——实现政府服务领域、办事过程、工作状态的“可视化”；第三，再以联芳街道门户网站为结果显示屏——實现“三位一体”多种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完成政府行政与民意的无缝对接。同时，以各种个性化的手机程序为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层面，达到双向互动共同参与。

2.3主要做法

（1）优化再造各种业务流程，所有人员在同一界面下工作，防止传统办事“人情”因素引发的行为失范；与社区全面联网，实现惠民业务网上传输、审批，为百姓提供“一站式”服务；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在门户网站上设立企业、居民频道，链接至芳华系统相对应的企业、社会居民空间，建立内外贯通的开放平台。（2）建立一个内部管理规范、透明，廉洁、公开的办事机构。利用芳华系统实行单位内部“晒账亮权”，全面公开预算内外收入、各项支出、科室预算经费分配及使用情况；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招投标结果、“三公经费”、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明细。（3）构建一个增强参与的沟通平台。开发制定适应不同服务对象（如针对孤残老人、辖区企业等）的个性化手机程序，整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民超市、教育培训机构等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了解群众真实诉求，提供有效服务。同时引导辖区居民参与民生类建设项目的选址和功能确定的讨论及投票，提高参与程度，培养自治意识。

3“互联网+”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要实现善治，就是要让公共利益最大化。从理论角度出发，互联网技术对这一进程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但在具体实践中，互联网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用时间并不算长，可以说仍处在初始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许多困难。结合前述的案例，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四个主要问题。

3.1治理内容与服务需求存在差距

一方面是供给不足。当前“互联网+”社会治理领域仍有观念固化现象，多数主导者们对这一进程的认识并不深，尤其是对“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缺乏正确的认知，要么就是沿用过去总体社会下的管控方式、消极对待，要么就是盲目的把“互联网+”视为“万能钥匙”，以为只要把过去的管理与新技术简单结合就是实现了新要求。这些均表明，当前大部分地区的探索并没有改变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没有充分践行以适应社会大众需求为主导的服务理念和方式，导致基层社区没能够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服务供给，尤其是针对个性化需求的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是需求不足。首先是居民与治理者之间有着知识鸿沟，互联网技术对居民的知识水平要求较高，这就导致如老人、低知识水平人员无法通过这个平台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其次，受过去管理模式影响，部分居民并没有养成把自身的个性化需求投射到街道或者社区的习惯，仍然选择其他渠道或者规避需求；再次，部分居民没有正确使用互联网，而是通过其虚拟性，进行一些情绪宣泄、舆论煽动等非理性表达，造成了无效需求。

3.2治理载体建设不够科学、便捷

过去政府积极推动的社区信息化建设，为“互联网+”社会治理打下了不错的基础。但是互联网技术更新换代十分迅速，街道、社区在紧跟发展浪潮上显得力不从心。一是基础设施不足，“互联网+”其本质是建立“中心——客户端”的信息链，对各类信息设备的需求较大，以联芳街道的实际为例，由于政府投入不足等因素，基础设施仍较滞后，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目前已投入的设备在日常管理和维护方面做的也不是很到位。二是各类新技术工具应用层次较低，目前多是以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群、QQ群等来实现，但是总体来看，其功能不够丰富，资源整合度不高，提供的服务较少，效能不够理想。要想真正使互联网技术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还需功能更加强大的技术工具，比如综合性的APP或者深度嵌入其他优质媒体等。三是信息化、网络化程度低。在信息采集方面，各个部门标准不一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且效果质量不高，没能针对治理所需而形成一揽子的数据库。在信息运用方面，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街道（之间）沟通协调不够，碎片式的资源没有得到强力的整合和共享，信息孤岛现象较为普遍，大量的数据和信息系统被闲置。

3.3政府推动与社会联动的机制缺乏

“互联网+”社区治理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平台化，通过各种平台把党建、公益服务、居民信息等与各个参与主体紧密连接在一起，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治理涉及的各个方面融合到一起，共同参与完成。但目前各参与主体与参与领域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缺乏形成多元主体协作治理良好局面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政府推动力度不一。“互联网+”社会治理不是短时间就能建成生效的，虽其前景十分美好，但是需要长时间的跟踪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需要长时间的持续推进，需要长时间的密切关注互联网技术动态，需要长时间协调好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参与方式、参与领域，换句话说，需要政府放下暂时的业绩，抱着巨大的毅力和决心去一步一步扎实推进。这其中各地政府表现出的具体态度就各有千秋，有些地方是迫于上级压力，有些地方是有心无力，联芳街道就在推进其芳华政务系统中几经波折，甚至一段时期内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参与主体的作用发挥不一。一个基层社区，其居民结构十分复杂，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千差万别，因此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也高低不一。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绝大多数的社区都存在居民参与程度不高的问题。另外，就是辖区的社会单位，往往也无暇顾及当地社区事务。情形乐观一点的就属各类社会组织，因其自身性质，能够深度参与到“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当中。

3.4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推进“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懂信息、会技术的人才是关键。就目前的社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来看，适应“信息化治理”、“智慧治理”发展趋势的跨界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基层社区事务繁重、待遇普遍偏低，很难吸引、留住高素质的人才。根据沙坪坝当地的一项统计，近年来平均每年约有130名基层社区干部离职，离职人员平均年龄31岁。这些中坚力量的大量流失，导致了基层社区队伍年龄结构老化、水平普遍不高，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技术在社区治理上的应用及深化。endprint

4“互联网+”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升路径

4.1加强认识，以问题为导向，实现个性化需求与大众化需求的有机统一

要树立对“互联网+”的正确认识，形成“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的关键是共享、共创、共赢，是以对象为中心，尊重客戶的需求，强调彼此之间的互动。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社会治理当中，更应当注重形成这种思维，即以居民需求为中心，以发现、解决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好“互联网+”便捷、高效、精准的优势。过去政府提供服务，主要是一般性的、公共性的，而很少顾及个性化的需求。运用“互联网+”思维，就是要既坚持共性又强调个性，实现个性化需求与大众化需求的有机统一。比如，联芳街道在下一步APP的开发过程中就应该深入分析居民的需求，如民生类、民主类、文明类等。设计上要简洁合理，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针对性的设置相应的功能模块，增强易用性。要提供畅通的需求反馈渠道，建立快速的需求处置解决机制，充分收集、仔细分析、及时解决居民的个性化需求，最大化发挥“互联网+”对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巨大作用。

4.2加大对新技术载体的建设和投入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互联网+”社会治理对技术载体的依赖程度较高。各地各级政府要在财政上给予足够的保障，形成长效的投入机制，不仅要紧密结合最新的技术加大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移动终端、运营平台、智能硬件等，还要注重包括微博、微信、社区APP等在内的各技术工具的创新开发，更要注重各种功能的统筹联动，做到设施联通、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条块互补，形成统一的政务服务数据平台，真正实现互联网技术对社会治理的全覆盖。互联网相关硬件设备均是易耗损器材，要加强维护和保养；而具体的软件，则需要专门技术人才加大后续研究力度，定期更新和升级，不断完善系统功能。同时，在互联网信息系统建设中，要注重科学规划，统筹协调，完善各项工作标准和流程，尤其是要规范信息采集和信息安全标准，实现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及时处理、安全保存、快速流动和有效利用。

4.3加快多元社会主体培育与协同治理机制建立

良性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现市场、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这其中的一大难点，就是不容易正确处理市场、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推进“互联网+”社会治理过程中，很难把握住市场、社会对治理的参与“度”，哪些可以参加？哪些需要参加？哪些能发挥正面作用？这就需要要建设与“互联网+”相适应的、切实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完善的运作模式，其中包括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民主决策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权益保障机制等，从制度层面保障治理系统的运行。要加强宣传教育，构建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和平台，增强居民、社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能力，增加信息透明程度，促进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后单位制”时期的公共事务参与秩序。

4.4提升队伍整体素养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人员如果跟不上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其推进效果将大打折扣。在基层社区治理队伍中，需要有能够驾驭新技术的人才。一是要重视现有人员的成长，积极采取外出培训、参观学习、互动交流等方法，强化其对“互联网+”技术的认识、掌握和使用，增强其用新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二是要积极吸引、招揽高素质优秀人才，丰富队伍层次。要加大对基层社区工作经费的支持力度，建立财政补贴为主、其他来源为补充的经费保障体系。同时要畅通人才上升通道，完善激励机制，建立适当的补贴制度，增强工作岗位的吸引力。三是要注重提升辖区居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关键还在于居民的接纳程度、使用频率。要加强宣传教育，缩小居民与互联网新技术之间的“知识鸿沟”，真正让“互联网”接地气，让居民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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