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云

安徽省肥东县马湖乡沙河行政村小高村境内一条简易公路的旱塘边，有12座荒坟，当地人说这是新四军烈士墓，里面埋葬着100多位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但长期以来因缺乏资料难以确认。此事经《合肥晚报》报道后，引起了一位名叫韦永章的历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笔者也应邀参与调查、考证。现将近年调查、采访和收集资料进行整理，或对存史稍有裨益。

荒坟是不是新四军烈士墓？

准确说来，当地人口中的小高村“烈士墓”是13座，路东边一字排开12座，另有一座在路西边。由于年久失修，水土流失，这些荒坟并没有多高。在当地村民口中，这些荒坟是“烈士墓”，里面埋葬着100多位新四军烈士。

采访中，时年84岁的小高村村民赵振华回忆说，自己那年大约10岁，活跃在皖东抗日根据地的罗炳辉曾率部来此战斗，“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机枪就在这块塘边的高地上，新四军就去打这个阵地，死了不少人。“打仗时村民们谁也不敢去看，后来听说国民党机枪管都烧红打坏了，阵地才被攻下来。”战斗结束后，牺牲的新四军战士就安葬在现在的位置。村民毕权成说，爷爷曾告诉他，当年新四军罗炳辉率部驻扎在这里，曾与国民党顽军在这一带交战，“那一仗打完后，有100多位新四军牺牲了，后来就埋葬在这里，可能由于太仓促，也没有留下墓碑。”在采访中，老人們说那次战事发生在1940年6月下旬，有的则更明确地说是“6月24日”，“还打死了新四军一个团级干部”。

67岁的村民毕金珍老人回忆，50多年前，他听到从这片荒坟处传来鞭炮声，就站在家后面向这边张望，看到有军车带着不少部队的人来这里，为那些坟墓一个个上坟、敬礼。马湖乡沙河村村支书周平则称：1957年前后，当时的乡政府曾派人来给这12座坟墓扫墓。这些部队和政府前来扫墓的行为，更让当地人坚信这些荒坟就是“烈士墓”。

2014年10月29日，《合肥晚报》刊载了一篇《12座荒坟是新四军烈士墓吗？》为题的报道，引起了合肥市党史爱好者韦永章的浓厚兴趣。韦永章平日里常收藏一些红色纪念物品，热衷于党史军史研究，尤其对皖东地区的革命史非常熟悉。韦永章看到上述报道后，立即着手展开调查，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采访了70多位老人。同时，韦永章还收集了不少书籍及文献资料。2016年3月，韦永章将其前期研究成果提供给合肥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并邀请研究会对“十三坟”进行调查、确认工作，笔者就此参与其中。

新四军是否激战于此？

沙河小高村在马湖乡境内，附近30公里范围内，有古城、梁兴、章广、界牌、桥头、章辉、大墅、管坝等集镇，当年这一带正是皖东抗日根据地（即后来的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范围，是日伪军、国民党顽军和新四军活动频繁、争夺激烈的区域。确认“十三坟”是否为新四军“烈士墓”，除了当地村民的记忆、口证之外，参与战事的亲历者的回忆、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不可或缺。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当年新四军的确在那一带与日伪军、顽军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冲突。

1.据《新四军第四支队组建与发展》记载：“6月上旬，滁县日伪军侵占了周家岗等地，经七团、九团连续打击，后被迫退走。6月中旬，桂顽乘日伪军对我进行扫荡之机，以一三八师主力和第十游击纵队向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进攻，四支队在古城地区与顽展开激战，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八团兼程西援，经4天激战，将敌击退，共歼顽1000余人，但四支队亦伤亡500余人。”

2.周骏鸣、赵启民、邓少东等在《挺进皖中皖东敌后的第四支队》一文中称：“6月上旬，滁县日伪军千余人，又侵占我周家岗、全椒一线……（6月中旬桂顽）派一三八师主力和第十游击纵队等部，向我路西古城集、青龙厂一线进逼，企图把我挤出路西。”“我四支队于古城集等地区与顽军激战三日。当顽军被我歼灭千余人被迫西窜八斗岭一带时，为了团结抗战，江北指挥部即令部队停止追击。”（收录于《转战淮南——新四军第二师史料专册》

3.郭述申、周骏鸣、赵启民等撰写的《驰骋淮南的第五支队》中写道：“6月中旬，顽军一三八师和第十游击纵队等部，进占全椒以西我古城集、青龙厂等地……我军被迫反击，6月下旬，四支队在古城集同顽军激战，我五支队八团和十团一营在栏杆集配合四支队，打击顽军。这次战斗共歼顽军千余名。”（收录于《百年征程——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

4.新四军老战士、现年百岁的胡炜同志也曾将1940年6月的战事写入其回忆录《征程纪事》中：“在日伪军连续对我进行进犯‘扫荡的情况下，桂系顽军集中一三八师和第十游击纵队4个团的兵力，于6月19日，向我路西地区大举进攻，四支队在古城地区与敌激战两天后，转移到纵深继续打击敌人。罗炳辉司令率八团兼程过铁路西援，于22日赶到梁兴集附近地区。……（罗炳辉）令八团分三路突袭桂顽后方，以调动进攻之敌。23日夜，我营插入到大墅头和古河之间地区，横扫了敌人一个区公所、三个乡公所及其武装，摧毁了一个弹药物资仓库，爆炸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24日晨，我营回到梁兴集附近罗的指挥所。”

从上述多份重要文献及老战士的回忆材料不难看出，当年在古城、大墅、梁兴、周家岗等地确发生了大规模战事，尤其是胡炜的叙述更为精确、具体。胡炜时任八团一营教导员，当时跟随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参加了1940年五六月间的反顽斗争。胡炜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梁兴集”与沙河小高村近在咫尺，且小高村恰好位于“大墅头和古河之间地区”。这些文献资料及老战士的回忆录与小高村村民的说法高度契合，这说明“十三坟”与新四军、与那场战事是有密切联系的。笔者近日偶读张劲夫《悼刘政委树藩同志》及《刘树藩小传》（该文收入1943年10月由新四军政治部编撰的《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发现文中叙述新四军第五支队八团政委刘树藩正是“6月24日在路西战斗中壮烈牺牲”。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村民口中那场战事的惨烈，也说明“十三坟是新四军烈士墓”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那场战事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1939年4月，中共中央电示东南局指出，“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7月，新四军江北部队进行整编后，第四、第五支队就向皖东敌后挺进。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尚能积极抗战，安徽战场也是国共双方合作较好的地区之一。但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便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了。尤其是1939年底继任的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秉承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旨意，不顾此前达成的分区抗日的协议，下令属部积极推进，争夺对皖东地区的控制权。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皖东，在藕塘等地一连三次召开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建立皖东民主政权和根据地”，“为了坚持抗日，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要打鬼子，而且还要准备反摩擦，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

刘少奇来到皖东后，短短几个月时间，新四军部队就有了很大发展，主力部队“由7000余人发展到1.5万人”，路东、路西还发展了一批地方武装。这一切，使顽固派感到十分惶恐。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中地区，蒋介石把重点放在淮南，他密令安徽、江苏两省主席李品仙、韩德勤以春季反攻为名，东西夹击淮南地区的新四军主力部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英勇作战，先后取得了定远反击战、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县级政权——定远抗日民主政权，此后，新的民主政权不断建立。顽军遭到多次失败，不但没有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企图趁淮南军民忙于抗击日伪扫荡之机，再次调集重兵向根据地进攻，从而达到重新控制淮南地区的目的。

“十三坟”所涉及的小高村战斗，正是在如此复杂背景下发生的。小高村战斗，虽没有定远反击战、半塔保卫战、郭村战斗那样有名，但就其在打击顽军、巩固根据地的艰难斗争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其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责任编辑 李赞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