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12月21日，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庭审只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因被告辩护律师的退庭中止。在辩方律师党琳山破釜沉舟的拷问下，人们发现，案件调查的全部真相以及告慰逝者的公正，仍要等待多时。

戛然而止的庭審

被告辩护律师党琳山

杭州冬至时有扫墓的习俗，冬至这天，林生斌前往距家20多公里外的墓园吊唁妻儿。高架桥被拥挤的车流填满，平日30多分钟的路程用了两个多小时。林家人爬上半山腰，来到故人的墓前。孩子的爷爷、奶奶最难抵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围着墓碑放声恸哭，而林生斌蹲在每一块碑前，默默抽泣。这次来探望妻儿，他本来可以向他们多汇报一些的。

此前一天，林家终于盼来对纵火凶手的审判，审判地点在杭州中院，恰好离他家不远。开庭日期本来定在一个月前。但开庭前两天，杭州中院突然告知林生斌要延期三个月。林生斌心里刚做好漫长等待的准备，他在12月17日又接到消息，法院重新决定开庭。庭审的消息一出，大量媒体重新聚集到他面前。即使开庭前一天，他仍带着记者拍摄蓝色钱江被烧毁的家，在镜头前一遍遍回忆半年前的噩梦。林生斌始终沉浸在那里。平时接待媒体，同律师商量正事，他都是彬彬有礼的神情，只有拿出妻儿的照片，向他人讲述拍照的地点，每个孩子的个性，不论痛哭还是微笑，他的眉眼才活起来。

保姆莫焕晶夺走了他的一切，林生斌不会原谅。“莫焕晶罪该万死，我对她只有恨。”庭审之前，林生斌和律师放弃追究莫焕晶的民事责任。他告诉本刊，他们对莫焕晶的期待只有死刑。当我提及莫焕晶8月曾在看守所写的道歉信时，他不想看，也不会看。“上面的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我不想听到她的任何一个字。”

莫焕晶此时也已得知开庭的消息，在看守所里恐惧地等待审判的来临。她已经知道庭审的流程和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她的律师党琳山在12月19日下午，细细地给她讲了五个多小时。她结结巴巴地应着，却似乎仍懵懵懂懂，尤其是律师让她“扛住”的话，直到在法庭上与审判长面对面，她并不能想象那意味着什么。莫焕晶只是心怀愧疚地畏惧死亡，她最能确定的是，她将再次面对被自己害惨的雇主林生斌。

12月21日上午9点4分，被告人莫焕晶被押进法庭。早在今年8月21日，她因放火罪、盗窃罪，被杭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四个月后出现在法庭上的莫焕晶散着长发，特意穿着黑衣，被法警架着胳膊带到被告席上。林家先她进来，林生斌仍是一袭黑衣，作为受害方的诉讼参与人，坐到公诉席上。他的哥哥、嫂子，以及大舅子朱庆丰坐在旁听席上。我作为记者，在法院通过影像看不清双方的表情。这一天的法院如临大敌。早上8点出头，法院大门前便已聚集一二十家媒体，门口的警察和法院工作人员一道，查验记者的身份。媒体无法进入第二法庭，经过两道安检，被安排在新闻发布厅通过影像观看庭审全程。

人物的面容在屏幕里并不清晰，坐在莫焕晶右前侧的林生斌一直面朝前方，似乎从未侧头看她。而莫焕晶的神情虽然模糊，但她的声音和回答透露出她的紧张。她刚一落座，便被审判长叫起来回答问题。她颤抖着回答自己的基本信息。问到籍贯时她一停顿，似乎没有听懂，问居住地时，她才回答上来，又接连说错了拘留和被逮捕的时间。

虽然磕绊，但也算顺利，莫焕晶回答基本信息完毕。按照接下来的程序，审判长询问双方是否要求合议庭成员回避。没有想到，这个程序导致了庭审的停滞。轮到莫焕晶时，她表示不懂审判长的意思，要求辩护律师替他回答。党琳山在法庭上第一次获得发言的机会，他把问题引向法院的管辖权，认为杭州中院违法审理，要求停止庭审。而审判长依据犯罪地的法院有管辖权的法律，裁决杭州中院可以管辖，宣布继续审理。复进入审理流程后，党琳山便又申请停止审判。

“不要回答任何问题！”经过四个回合的拉锯，审判长决定直接进入下一程序后，党琳山宣布以退庭抗议，随即向莫焕晶大喊，之后拂袖而去。审判长立即询问莫焕晶，是否另要其他辩护人。被告席上站着的莫焕晶被旁边的法警扶住，她终于知道了“扛住”的意思，带着哭腔说道：“我就要党律师。党律师会给我辩护的。”审判长随后宣布庭审延期。

莫焕晶离庭，一场似乎即将告慰死者的审判，却以看似闹剧的形式中止。

破釜沉舟的一场戏

2017年12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杭州保姆纵火案，受害人家属林生斌抵达法院，走进审判庭

“时间从一天一天地临近，变为一小时一小时地迫近。我就感到铡刀即将降下。”庭审“闹剧”的主角党琳山律师是前一天夜里才下定的决心，他说自己情非得已。拿到律师资格证已将满10年，党琳山非常清楚退庭不是小事，他知道必有处罚，预料事后被吊销律师执照的可能最大，甚至还设想会因扰乱法庭秩序被判刑。但他在事后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还是决定非如此不可，“我不能配合他们‘杀人”。

开庭一早，党琳山进入法庭前就已十分不满，辩护律师没有换衣间姑且不论，他拿着律师服进入法庭时，安检员还拿仪器扫了他两下。“辩护律师是不需要安检的。但我不在意了，大戏还在后头。”前一晚夜里两点做出决定后，他连夜写就辩词，没工夫打出来，就存在电脑里。电脑已先他一步，放在辩护席的桌上，他开庭后对着念即可。

他连应对之策都准备好了。审判长向他问话后，他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6条，认为浙江省高院和最高法院有管辖权，可以另外指派杭州市其他法院审理此案。当他打算继续陈述观点时，审判长扼要地问他，是否在申请异地审理。他便拉出早已想好的说辞，搬出领导讲话，逼迫审判长继续听完他的讲话。接着，他和盘托出自己的真正理由，案件调查证据不足，申请关键证人出庭又未得准许，如此仓促审理，于人于理都不公。

党琳山告诉我，因为一直口腔溃疡，庭审时他的上堂还肿着，发言稿又写得仓促，他只是担心自己的表述不清。因为他的发言其实既是案件调查、审理中的问题，也是自己近半年来种种挫败的回顾。

7月1日，莫焕晶被拘捕，即将面临公诉。当莫焕晶的弟弟四天后找到党琳山，想请他做辩护律师时，党琳山干脆地应下。保姆的家人找他前，他在网上了解了整个事件，认为它具有社会意义。“这不光是保姆放火，死了四个人，然后把保姆杀了那么简单。它牵涉到物业和消防的问题，我希望在还原事实真相，厘清各方的责任之后，这个案件能够推动物业、消防的改善，也能推进人们的消防意识。”

在拿到警方提供的案卷前，党琳山已经对救援过程有了自己的疑问。“蓝色钱江小区离消防中心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如此现代化的城市、如此高端的小区，超过300平方米的豪宅里过火面积50平方米，灭火却用了两个多小时？”他期待在案卷中寻找答案。8月10日，他接到杭州市公安局的电话，莫焕晶将于次日移交检察院。转过一个周末，他立刻赶赴杭州，到检察院拿取案卷的电子复印件。虽然之前料到案情调查可能会有疏漏的地方，但打开案卷，他仍然大吃一惊。案卷前后混乱，没有页码，且充斥大量重复但不十分重要的信息。

“当时天已经亮了，有许多人报警，连江上打鱼人的报警记录，他们都收录进来。”而与之相反的是，消防救援部分极其模糊，2000多页的案卷，消防员的证言只有一页多，提供口供的消防员只有两名，还是第二批进入火场的队员。检察院提供的资料中，也没有事故责任鉴定报告。不但之前的困惑难以解答，又生出越来越多的疑问。

党琳山说，通话录音的记录显示，朱小贞曾在报警中明确告知自己在屋中的位置。“这说明屋中有人，但消控室的报警记录显示，消控人员说‘没有人，是谁告诉她没有人的？”被告的辩护律师独自取证的空间极其有限，他怀揣这样的问题，期待检察院的调查。被告人移交检察院后，在检察院提起公诉前，是检察院的审查取证阶段，辩护律师有权提交法律意见书，要求检方对证据不足之处再做调查，若有必要，要把案卷退回公安部门重新侦查。这个时间的期限是一个月，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如果需要补充侦查，可以补充两次，每次最长一个月。

“但像这样影响重大的案件，一般审查取证会比较迅速。我拿案卷时，检察院告诉我，这个阶段半个月到20天之內就会结束。”尚有半个月时间，党琳山正细细地书写律师意见书，却突然接到8月21号已向莫焕晶提起公诉的通知。“从移交检察院到提起公诉，只有10天之间，当中还有两个周末，审查时间只有5天，简直是闪电办案。”

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党琳山能做的便是在法庭上还原真相。8月29日，他到法院查阅纸质的案卷和证据，发现消防部分的内容仍然模糊。他拍照取证，又着手向杭州中院提交《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既然报警记录证明屋中有人，为什么最后救援的时候没有发现人，现场到底是如何指挥的？”他告诉我，在《申请》中既有指挥救援的指挥员和第一时间进入火场的消防员，也有那个报警说“屋中没人”的消控室工作人员。这一次《申请》顺利寄出，但他从9月一直等到在11月初，在庭前会议上，他提出38名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中包括19名物业人员、9名消防人员、5名邻居，还有5名社区主任等其他方面的人，但被法院全部驳回，理由是“没有必要”。

辩护律师对于法院认为证人没有必要出庭的决定，并没有过多的申辩方法。“一审的证人都出不了庭，二审时就更困难了。”党琳山认为本案受到当地的司法干扰，便想到了异地管辖的办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条，上级法院可以指定下级法院将案件移交其他法院审判。”党琳山也知道，之前没有这个先例。但“法不禁止即可为”，他看到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涉黑涉腐的大案为排除司法干扰，上级法院指派异地审理是常见的措施，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上级可以指派，我为什么不能申请？”

开完庭前会议，他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了《管辖申请书》，恳请指定浙江省外的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显示收到他的申请书后，他将此信息告知杭州中院，并向法官、陪审员呈上亲笔信，要求在没得到最高法院明确答复前不要开庭。“我已经在亲笔信中给他们打了预防针。”他把亲笔信的照片发给本刊，上面写道：“我下定决心，哪怕此生只办这一个案件，此后再不当律师，我也要竭尽全力办理本案。”

12月17日，他突然接到四日后开庭的通知。这次与以往书记员律师商量开庭时间不同，法官亲自打来电话，直接告知他开庭时间。原本党琳山在21日需要出庭另外的案子，他把另一个案子的开庭时间推迟，火急火燎地赶到杭州。直到此时，检方提供的证据也几乎只有莫焕晶的口供和死者的死亡鉴定报告，退庭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但他仍没有下定决心，会见莫焕晶时，仍详细地把审判流程告诉她。不过他也知道，一旦自己决定退庭，尚不足以中止庭审，若法院当庭指派辩护人，莫焕晶也接受，审判仍能继续。“如果当庭给你换律师，你就骂他！”他告诉莫焕晶要死命扛住，“这世上没有比死更可怕的了。你本来就面临死罪，换了律师，你就是死路一条。”

休庭的下午，他来到看守所打算再与莫焕晶见一面，让她顶住。这一次他没料准，“我证件齐全，莫焕晶又没有解除委托，按理说不能不让我见。但看守所说杭州中院已经告知他们，我已经不是她的辩护律师，死活不让见”。党琳山只得作罢离开，莫焕晶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物业消防责任不明，审判遥遥无期

“为什么庭审延期了半年，受害者家属一句话没说就结束了？”庭审当天，莫焕晶离庭后，一直低着头的林生斌从公诉席上站起，质问法庭工作人员。在家属“不服”的吼声中，新闻发布厅的庭审信号中断。朱庆丰休庭后对我，他们既为自己没说上话觉得憋屈，也对法庭没有准备充分感到恼火。对他们来说，莫焕晶纵火行为已足以判处死刑。“这是典型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林生斌的律师何向阳向我介绍庭审如果正常进行，他们将陈述的理由。“从动机上来看，她是故意纵火，而且社会危害重大，后果严重。”

莫焕晶的纵火行为已经调查得比较清楚，6月22日清晨4点55分，她在客厅点燃书本，扔在沙发上，引发屋中大火。“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对抗侦查的经验，口供一直很稳定。”党琳山告诉我，案卷中她的口供与自己找她谈的内容基本一致。不过他觉得莫焕晶的动机和行为仍有可商榷之处。“她是在女主人快起床时点的火，而且是在客厅点的书本，说明她不是故意纵火杀人。她还报过警，出事后也很后悔。”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大火救援中物业与消防的责任如果调查清楚，则可能形成“多因一果”的局面，“主次责任分清楚，虽然死刑的概率仍很大，但或许还有一些减刑的概率”。

党律师能想到的，林家的律师何向阳也已想到。但何向阳认为即便承认“多因一果”的事实，单单纵火就足以判处死刑。“纵火本身就是重罪。它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很多纵火案不是一家着火，往往都是整栋楼都着火，死伤无数。”

林家也自始至终表示，真相本身就是在还家属公道，其他环节的责任也必须追究。“这就好比有人在自來水厂投毒致人死亡，投毒的人固然有责任，但如果自来水厂在水质监测时发现问题，及时截断水源，可能也不至于造成死亡。”林生斌看到案卷后，曾两次向杭州市消防局申请调取事故调查报告。“其中应当包括，起火场所概况、起火经过和火灾扑灭情况、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统计情况、起火原因和灾害成因分析，以及防范措施。”他认为，依照公安部颁布的《火灾事故调查规定》，这个报告必须提交。但杭州市消防局在给他的回信中表示，该案已定性为刑事案件，已经移交刑侦部门调查，他们只是提供技术支持，并未制作调查报告。

“为什么四年前的案卷中就有，这次就没有？”党律师了解到林生斌提出申请受挫，向我举出2013年元旦萧山纵火案的例子，那是一起公司女员工为报复仓库班长，引燃仓库内的纸箱，导致仓库起火、消防队员救援时牺牲的案件。“那个案件也是在杭州中院审理的，案卷中就有事故调查报告。”

相比于单枪匹马又肩负被告方辩护人身份的党琳山，林生斌的律师团队在取证时渠道更多，他们在悲剧发生不久便开始取证。“我们去找物业要证据，等于是去拿他们的把柄，他们始终消极应对。物业的问题本身就需要通过相关部门的调查来认定。”没有事故调查报告，他们梳理警方提供的案卷、证人证言的录音，搜集媒体的报道、邻居的证言、视频，并向杭州市规划局要来蓝色钱江小区的规划图，试图来明确物业的责任。何向阳告诉我，规划图上显示，小区南侧本有个水泥的登高台，物业把那里改成花坛。草坪支撑不住消防车的重量，导致无法搭起云梯直达火场。因尚未庭审完毕，他不便向我透露更多的疑问。

不过，本刊透过党琳山揭露的信息，发现从报警到救援似乎都疑点重重。“物业的问题在案卷中已提及，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说，他们5点40分才去启动消防泵。”党琳山在阅读案卷后发现，他对消防队出警的安排十分疑惑，消防队5点4分接警，当时天刚蒙蒙亮，路上几乎没车，结果消防车5点16分才到达小区门口。“最终现场来了14台车，只有1台是喷水的消防车，反倒来了4台泡沫车。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火灾？”

党律师提及的情况，林家一方在案卷中也能看到。“我们与绿城物业是合同关系，要追究他们的民事责任。消防救援属于公共服务，他们的问题是行政的问题。”何向阳告诉我，林生斌要分开追责。莫焕晶的刑事案件结束后，他们打算向绿城物业提起民事诉讼。已有的案卷和消防部门的判定，物业确有责任，但责任的大小、赔偿的多少，仍需要调查报告提供依据。消防的问题需要另外的部门调查，而事故的调查报告能反映消防人员是否渎职。“现在看来，林生斌肯定要一追到底。”何向阳向我诉说时，难掩疲惫，他们如今仍在筹备莫焕晶的刑事案件和针对绿城的民事诉讼。对于可能向消防局提起的行政诉讼，还没有放上日程，那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

党琳山的退庭把这份期待又推远了一分。“我对林先生感到十分抱歉。但本案复杂，一定要按法律规定来还原真相。我希望他身边的律师能够劝导他。”我与党琳山见面时，正是广州司法局发出对他立案调查消息的时候，他尚未接到任何通知。采访期间，朋友和网友发来的问候接连不断，他一一表示感谢。只有在与妻子、母亲的电话里，他表现出些许不耐烦，以此来冲淡她们的担忧。他告诉我，没有法院“视为”他拒绝辩护的说法，他不会主动拒绝辩护，而只要莫焕晶不解除委托，他就有为她辩护的权利。而如果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辩护的资格消失了，他也留了最后的方案。“我倒下了，还会有律师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