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阳

余光中去世后的几天，台湾著名画家、诗人罗青给我发来了一封回邮，他正好把为余老撰写的行状与挽联寄到了高雄，以便印发讣闻。翻开台湾地图，余光中早年落脚的台北和最终归土的高雄赫然点缀在宝岛的南北两端，它们之间的距离多么微不足道，几乎与那道浅浅的海峡等长，但在余光中自喻的“蒲公英的岁月”里，那种飘零感却凌驾于所有地理距离之上。

纪州庵位于台北同安街107号。过去此一带为余光中、王文兴住所，故亦具有文学价值，吸引无数文人墨客。随着纯文学、尔雅、洪范、远流等出版社的聚集，此处文学气氛日渐浓厚。台北市政府在这里开辟为首个以文学为主题的艺文空间“纪州庵文学森林”

这位余光中的晚学之辈也已年届七十，我问他到底什么是余老的乡愁，罗青很是激动地给我摘出他最近一篇悼文里的段落，其中一句是：“余光中的乡愁，不是对某时某地某人你的怀念，而是对‘文化地理的眷恋，对‘历史传承的牵挂，他笔下的长江黄河、千岩万壑、风流人物，全是‘文化中国大观园中的殿堂长廊、栋梁石柱、水木庭院的化身。”

厦门街的《乡愁》

1972年，旅美的夏志清写了一篇《余光中：怀国与乡愁的延续》的论文，在香港发表，专门分析了诗坛正当红的余光中：“他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共党统治下的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和兰香的中国。”那年的余光中正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是个典型的“学院派”加“桂冠诗人”的融合体，他以“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自居，除了诗歌和散文，还兼顾翻译和评论。

臺北厦门街113巷8号，余光中曾经的住所早已改造成楼房

70年代初的台湾文化界，正是“副刊”的爆发时代，在罗青的记忆里，全球的华人知识分子都在台湾那些副刊上竞相亮相，发表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文章，宛若一个小型的新文化运动。1971年，他的朋友、文化大学的学生高信疆，他嘴里的那个“愣头青”对他扬言，“我要去《中国时报》做编辑，大干一场”，于是《人间副刊》在他手上诞生了。6年后，《联合报》不屈人后，聘来现代诗巨匠痖弦（王庆麟）创办《联合副刊》。“副刊高、副刊王，每天都在对决，那时打开报纸，首先看副刊。”罗青说。

“文化中国”的概念就在那时逐渐建立起来，余光中身在象牙塔，却笔耕不辍地向塔外扔出他的现代诗评论。1972年是他从美国丹佛城回到台湾的第二年，十多载旅美任教的岁月告一段落，在台北厦门街的日式旧居里，他一边听着后院里幽沉的蛙噪和低沉的狗吠，一边编纂着《大学英语读本》。距离名噪一时的诗《莲的联想》已经有11年，那是他告别现代主义诗歌的生硬堆砌，从“虚无”走向新古典主义的11年。

当时的大陆正值“文革”的巅峰，台湾属于重点监控对象，在消息闭锁、音讯渺茫的台北街巷里，会有那种途经香港，转道而回的眷村老人，从老家包一包泥土，给排着队的老乡们每人分一小撮。有的老人颤颤巍巍中将土抖在地上，于是哭了，那就再补给他一点。就在1972年年头上的一天，余光中在厦门街写下《乡愁》，挥笔就在20分钟间，后来他说，写这首诗的时候，的确是人心惶惶，他“担心再也回不了大陆了”。

在纪州庵文学森林举行的社区活动

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颇具乡土风味的意向借助不到100字，概括了一代人的一生。这首诗在余光中的诗作里比较浅显，他不是没有写过乡愁，在他五六十年代的诗作里，它以另外一种造句出现：“渡我的梦回到大陆/在那淡淡的月光下/仿佛，我瞥见脸色更淡的老母”（《舟子的悲歌》，1951）；“就这样回到东半球/但好不兴奋/虽然我们的怀乡病渐有起色”（《多峰驼上》，1961）；“四方城的城门朝四方/我的窗却朝北/让零落的七星/饰我长方形的乡愁”（《四方城》，1961）……

应该说，1950年渡台伊始的余光中，就在他有结构魅力的诗作里滔滔不绝地表达着对故土的思恋，《乡愁》更是以精致的小令式的短小篇幅把乡愁浓缩成88字，阙阙是乡愁。对于那一年刚从大学毕业，欲赴美深造的罗青来说，这首诗并没有给他一种特别大的冲击。他说：“我们早就习惯了上一辈，以及上上辈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情绪。”如今，他在电话里向我分析到他为止的那三代“外省”文人：“第一代是19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的胡适、叶公超、罗家伦那一代老派知识分子；第二代就是余光中、纪弦、痖弦、周梦蝶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他们是战乱的一代，在青年时期渡台。这两代人的乡愁意识非常浓烈”；第三代也就是他这一代，生于长于台湾，乡愁就比较淡了，成长几乎与台湾的经济腾飞同步，基本没有断裂和脱节。

曾经复杂的心态

台湾当代画家、诗人罗青，认为余光中的乡愁的背后是“文化中国”

70年代初，台湾文坛的繁盛如日中天，但政坛却处于风雨飘摇的当口。1971年8月，美国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并在翌月向联合国提出两项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10月25日，联合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的提案。在有200万大陆眷属的岛上，舆论一时哗然，蒋介石落泪，疾书告同胞书：“命运操之在己，不惑不摇……必可能快到达彼岸，光复大陆。”但是海峡对岸的车轮势必脱缰而去，就在联合国投票的翌日，基辛格再度访华，登上长城。

《乡愁》写完的十天后，余光中翻看到元月3日的《中国时报》，登着基辛格和一群洋人站在长城下的照片。“而季辛吉（基辛格），新战国策的一个洋策士，竟然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亵渎的笑着。”那天，余光中以第三人稱为视角，写了一篇记叙散文，那种在中美关系复苏下，一个不能回“国”的“局外人”居于孤岛的复杂心情跃然纸上。

余光中在书桌前闷坐半小时，他决定写一封信“慰问长城”，一口气用完两张信笺，落款是“一个中国人”。走到天街小雨的外面，问邮局小姐，应该贴几张邮票？却被反问：“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这就是地址。”他指指正面的四个大字“万里长城”。“告诉你，不行，连个区号都没有一个，何况根本没这个地名……”

这篇诙谐中带苦涩，苦涩中带酸涩的小文中，余光中表达了自己复杂的情感：“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了两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眼中，霜已经降了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20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睐的少年啊！”

此刻的余光中经历了整个60年代以一种“他者”的身份闯荡美国，踏过了28个州。他写过一篇诗，叫作《我之固体化》，那是他初临爱荷华大学，在“国际写作班”上读硕士时写下的。“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60年代的台湾有句口号：“来来来，来台湾；去去去，去美国。”在和美国的蜜月期里，美国市面上充斥着“made in Taiwan”的产品，在出口顺差的主导下，虽然结汇制度规定每人只能携带3000美元离台，但赴美深造着实成了一种气候。

余光中生平第一次见到电视机是在西雅图机场入境时，后来他撰文表示，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域的逍遥之游，事实上这场逍遥游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逍遥”。余光中自认自己是个在国际文坛上的“无脸人”，他错觉自己成了“全部的中国”。这种情形下，香港成了他继台湾地区、美国后的第三站。1974年，他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成了教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

1977年，诗人流沙河（右）

九广铁路的“脐带”

香港在70年代可谓是一个华文文学交叉碰撞的窗口地带，台湾在50年代后一直处于“动员戡乱时期”，香港与大陆的文学作品进不了台湾，但是台湾的作品却可以被带到香港。香港本身的文学气候是小报小刊的天下，方块割裂的豆腐干文章充斥报端，中文教育一直不振。余光中在香港待了11年，虽然纵观他整个创作生涯，这11年的产量并不算丰厚，但被认为是其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自己也说过，若不是越海西来，《与永恒拔河》这部诗集必然面貌不一样。

在沙田山居，他不但研读朱自清、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等，体认那些民国散文里的文白流转之妙，更是每天沉浸在古典诗词中。由于教学生涯从外文系转到了中文系，他自认，直接乡愁国难的东西减少了，代之以对历史文化的探索。所以“香港时期”的余光中被评论家认为有一种为中国文化造像的野心。他说自己是“对中国的执着趋于深潜”了。

港中大宿舍楼那火柴盒般层层垒垒的白色小楼出没在山色中，从校门口盘旋步行到他住的第六苑，足有一公里，当大片楼宇被山阶上的脚步遗落而下，人越来越接近景物稀落的青天，吐露港就跃入眼帘。对他来说，这犹如“文明的末站，诗的起点”。台北来的航空件在空中只要飞一小时，到他的信箱却要一个星期。他的书斋有一个朝北的阳台，而正北的八仙岭背后，山岭绵延，通向大陆，“一抬头就照面苍苍的山色/咫尺大陆的烟云”。

那时，《明报月刊》总编潘耀明还是一个文学青年，主持着一本叫《海洋文艺》的民间刊物，他第一次读到余光中是一篇叫《咦呵西部》的散文，一篇写落基山脉的文章，却读到这样的结尾：“有一条海船在洛杉矶等我，东方，有一个港在等船。九命猫。三窟兔。五分尸。因为我们不止生活在一个世界，虽然不一定同时。因为有一个幼婴等待认她的父亲，有一个父亲等待他的儿子。因为东方的大蛛网张着，等待一只脱网的蛾，一些街道，一些熟悉的面孔织成的网，正等待你投入，去呼吸一百万人吞吐的尘埃五千年用剩的文化。”

“就是那只蟋蟀”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谈话，使得香港主权移交的序幕正式拉开。

上世纪80年代时的在港台湾人，看待《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订与香港本地人也有视角上的差异。后来，香港一些“余学”评论家翻出他当年的一首《鱼市场记》，内中悲切的情绪油然可见。他先是在市场上看见一条砧板上的鱼，见到它赫然身首异处，一半被卖走，却能比附到自己撕心裂肺的离情：“我的心也猛地一抽/感应你无头的绝望/远来的江湖客啊/你再也回不了故乡/已经剖腹又断肠/痛心你的恨事/血淋淋无可隐藏”。此时的余光中，对于大陆的印象比较刻板，政治时局的改变令他内心惶惑。他追寻抽象的“祖国母亲”和“文化中国”的理念未变，但是对于具体的时局，秉持的仍然是作为台湾人拘谨的传统立场。

同一时间的中国成都，一位刚刚年过五旬的诗人回到了四川省文联已经有三年，那就是从“反右”运动开始做了20年锯木匠的流沙河。那时他的《星星》诗刊复出了，他每天看稿选稿，但他实际上已经20多年未碰新诗。社会上还是传颂着艾青、郭沫若等正统派的爱国诗，朦胧派萌芽了流沙河还戏谑过，那“两三新秀诗友”，言必称艾略特，言必引现代派，“又爱用我从未听过的新名词，跳跃、移情、通感、默示”，“我们的诗人都是饭桶吗？”

2008年10月7日，余光中在夫人的陪同下回母校南京五中（原青年会中学）与校友们交流

流沙河在1983年的一本《隔海说诗》里讲过，有个跟风现代派的人跟他讲起台湾诗，他听了反感。他的旧作在香港《天天日报》的副刊上连载，一位叫刘济昆的编辑也来信，劝他读一读台湾诗，顺便给他寄了些在港出版的臺湾诗集。那本《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介绍的第一位，就让他蹙眉，那就是台湾现代诗“宗师”纪弦，他也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活跃过的少数现代派诗人之一“路易士”。流沙河当然不知道这些，当他读到“载着吠月的犬的列车滑过去消失了”，不禁扑哧一笑，“写的是什么哟！”

后来的他就掩卷不看了，只是刘济昆多次从香港来信总是谈到余光中，“他言之谆谆，我听之邈邈，总不相信资本主义罪恶环境能孕育出大手笔”。再翻开那本集子，是从成都至南昌将近52个小时的列车上，邻座婴儿的索奶哭叫、车棚下的广播相声中，他一下子翻到余光中，是一首写于1966年的《当我死时》：“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此刻的流沙河应未及想到，这是一个彼岸诗人当年在密歇根大学做英语系副教授时，对中国刚开始的“文革”的一种空谷回音。

“其深沉的故国意识抓住了我，使我开始明白彼岛的诗并非都是‘琐碎不足观。”翌年，流沙河开始在《星星》诗刊上每月开一个专栏，介绍台湾诗人，一年凑足十二家，汇编成《台湾诗人十二家》。这本集子现在看来，其中的评论语境也颇有违和感，他把十二家冠以各种称号，纪弦是“独步的狼”，洛夫是“举螯的蟹”，痖弦是“忧船的鼠”，但是余光中却是“浴火的凤”，他在附录里收录了包括《乡愁》在内的20首诗，超过了多数诗人，可见他对余光中的青睐。

他评价余光中的诗有种古色古香的国调：“他不赞同泯灭自己的传统于欧风美雨，不赞同台湾现代诗之‘横的移植。”这份评论寄到了余光中手里，流沙河收到了回信，他记得，信中的钢笔字方正不苟，其中说道：“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余光中信上还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应和着余光中的那首《蟋蟀吟》，流沙河隔空写了一首《就是那只蟋蟀》，至今还是一段佳话，也开启了两人30多年的友谊。

就在1983年底，已经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执教的青年诗人干天全，收到了这本流沙河亲笔签名的《台湾诗人十二家》，当时，这位青年诗人能接触到的西方诗歌也就是海涅、普希金、叶赛宁，其时直承西方现代派的朦胧诗派正在走向衰微，慢慢有了“令人气恼的朦胧”的说法，若是普罗大众，能读到的就是艾青、郭沫若，偶尔有几首何其芳的早年诗。他读到《乡愁》后，这首诗就刻在他脑海里了。

如今已是教授的干天全向我回忆，他当年的确也看到过一些来自洛夫和纪弦的回应，大意就是“流沙河不懂诗”。隔着30多年再回首，他认为这也是意识形态所致的评价语系上的差异问题。

隔岸无妨动心弦

也是80年代初，在厦门海边的厦大校园里，刚研究生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徐学被分配到刚成立的台湾研究所。从白城的海滩东望，30多公里海路之外的金门岛被烟雾笼罩得若有似无，他听了30年的大喇叭广播，天天对阵喊话，这边是“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彼端是“一定要反攻大陆”。但是1979年叶剑英的《告台湾同胞书》，实在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阵春雷，也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对台研究机构的成立。

徐学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余光中，现在他已是厦大台湾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教授。他并不是十分推崇《乡愁》，往后余光中频繁来大陆，徐学总是和他朝夕相处，也邀请身边的文学圈朋友参加。“有的朋友就想到了《乡愁》，说那只是统战的工具，我再把余光中别的诗寄给他们，他们一看才说的确厉害。我常说，你如果只读《乡愁》，就等于读李白只读‘床前明月光。”

台湾是在1987年7月取消戒严的，三个月后，国民党通过开放探亲决议，登记回大陆探亲犹如洪潮。1988年2月底，在台湾红十字会登记的探亲人数已经超过10万，每天平均800人前去排队，到10月，已有20万人从中国香港、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日本涌向大陆。余光中住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宿舍，南部的风光多了木棉和鹧鸪，他住的四层红砖小楼，阳台外可见“桅樯密举”的高雄港，是一派明丽的漆彩。流沙河的信到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探亲。

真到了那一刻，他的心态是复杂的，从他作答的一首诗里可见一斑：“乡情怯怯，只怕一下子/五千年和十万万/从东山半岛到天山/甸甸都压上肩来/承受得起吗/……只怕是/找得回蒲扇也找不回萤火/找得回老桂也找不回清芬”。直到1992年，他回到了大陆，第一站给了北京，在68岁时首次登上长城。从这一年开始，余光中觉得自己的创作就进入了中国游阶段，就像古人天涯题遍影墙字，他也是每到一处都游兴盎然，要留下墨迹。

余光中曾说，旅行也好，定居也好，这个地区你还没有写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就不是你的。就像三峡属于杜甫，黄河属于李白一样，所以写作对他来说像是把那些地理乡愁收入彀中，“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有人评论他驱遣文字犹如开车，刚猛迅速中带着风度翩翩。

大陆的“余光中热”：“ 《乡愁》遮住了我”

一生留下千来首诗的余光中，并不乐意大陆读者言及他必称《乡愁》，他曾经这样对媒体说：“《乡愁》就像我的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他觉得在大陆，他几乎和《乡愁》画上了等号。潘耀明曾说，他的诗里乡愁无处不在，那是指《乡愁》之外的乡愁，正如很多“余学”研究者所寓意的“乡愁的第二层境界”，那就是文化乡愁。余光中有个喜好，那就是画地图，他收藏了一幅1948年带去台湾的残破的地图，“就像凝视亡母的旧照片一样”，后来打开老地图，发现当年四川一条客运铁路都没有，只有运煤的轨道。地图和经典是他的乡愁诗的两条脐带，缺一不可。他说，这几年他不写乡愁了，写还乡。

但是“余光中热”从90年代后逐步达至顶峰。到了2000年以后，余光中和一些港台学者来到西安，被一位随行记者用万字记录下来他受欢迎的程度：“出机场后，金圣华感到非常吃惊，闪光灯对着余光中照个不停，‘我想着，只有那位来自星星的都教授才会有这样的待遇。”

2000年时，余光中首度回到出生的地方南京，从文字里看，那种疏离是深刻的：“胡教授左顾右盼，为我指点街景与名胜，不断问我以前是什么样子。他问的我大半答不出来，一切都在真幻之间，似曾相识，可惊又可疑。”绕过雨花台、跨过秦淮河，身为南京之子，处处相顾两茫然，当玄武湖“回过脸来”，刹那惊艳，“有如童年跟我捉了半世纪的迷藏，遍寻不见，忽然无中生有，跳出来猛跟我打个照面。一惊，一喜，一叹，我真的是回来了”。

在高雄的西子湾畔，余光中度过了生命最后的32年。“高楼对海，长窗向西”，穿过一个寿山的隧道，20分钟就到了市中心。他喜欢开车，在中山大学里有他的车库，80多岁了还独自开车上下课。据说，2016年中山大学的校长郑英耀投其所好，赠送了《速度与激情7》里的Lykan Hypersport模型车，余光中非常喜欢。有一位友人开保时捷911家族的经典款Carrera跑车接他兜风，他兴奋地回忆起在德国高速路上飙车，速度开到160迈。

余光中后期的作品里，屡次出现过速度与高速公路。台湾在80年代中期进入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的环境污染和社会病开始涌现，正如他描述的“日渐浇薄的社会和迅趋憔悴的自然”。这时，他的一支劲笔犹如蜜蜂的蜇刺，不断在各种现代的物象之上回转停留，但是他总能思接八荒、贯通古今，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古典主义的磁场。罗青说，总的来说他糅合了现代派、浪漫派和古典派，纵观余光中一生的创作，这也是他风格演进上的脉络，当现代文明的洪水猛兽真正卷向台湾社会，他能够在其中出入自如，很快地找到苏辛李杜。

余光中说过，流亡、迁徙、移民或者长期旅行和侨居，都不能说是本国文化的流失，而是本国文化的扩大、延伸。他的乡愁和他对地理文化的热衷是相辅相成的，而最终使他立足于学术圈的，是“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緊、义山所织、曹雪芹所刺绣的中文”。

（本刊记者傅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文献：《余光中全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浴火的凤凰，恒在的缪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望乡的牧神：余光中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