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大杂院

我出生在1943年，自记事起到1949年居住在原天津市四区李公楼后街孙家酱厂18号院。由于解放天津（1949年1月5日）时，住房被炮弹震坏才移居到吴家大院12号。六十多年过去了，这里早已改建它用。回想起童年时的故居杂院，仍历历在目。这个院子居住过八户人家，东房三间平房；北房四间平房；西房三间平房。南侧是大门，进门是个影壁，其后是院内公用茅房。院子不大，南北向约二十米，东西向十五米。

东房三间，住着三户人家。东房南侧第一间住的是姓穆的老两口，由于他年长我的父亲，我们称为穆大爷和穆娘。穆大爷是一个自制“鸡蛋卷”的个体户，在临近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门脸房”，自己制作蛋卷，自制、自售也给一些店铺批发蛋卷。小本买卖做得不错，老两口吃穿不愁。穆娘是一个从良改嫁的妇女，穿戴很干净，白净四方脸，大盘头，每天只给老头做点儿饭，屋里干净利落，闲时爱嗑瓜子，整天没事儿，闲待着。

东房第二间住的耿姓一家，外地河北省某地人家，带着三个孩子，在郭庄子和大园子交口处经营炸大果子个体户，我称呼耿伯和耿婶。这个耿伯可是个大能人，他什么都干，做鸡蛋卷卖，也做各色各味块糖。由于他头发秃，别人背后都叫他耿秃子。因年轻气盛，胆子大，什么事都敢干。记得在1949年解放天津时，天上炮弹轰轰地响，他可没闲着，拿着把菜刀，在新开路上，剁下半个战死的战马大腿，背到家里吃。大号汽油桶，推家里好几个。子弹壳、炮弹药弄到家里不知干什么，整天不闲着。耿婶是个大块头，白净脸，力大无比。操劳家务，照看孩子，还每天出摊炸大果子。

东房第三间住的高姓夫妇。男的大高个，可能在家排行第二，大家都称高二伯或高二。四十多岁，一米八多的大个，黝黑的脸庞，整天敞心露怀，总看到他的褂子在肩上搭着。他在码头上“扛大个”（搬运工）。记得他不时还带回一些巧克力给孩子们，也分给院内的孩子吃。家中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叫高文玉，乳名叫喜荣。二的女孩叫大女。高婶是一个干练的女人，瘦瘦的，一脸精气神。眼一份，手一份，买东西做家务。

北房共四间，中间是里外间两间连房，东西两侧各一间平房。北房东侧住的是牛大爷和牛娘。牛大爷黑黑的四方脸，无职业，靠拾废品、“打八叉”生活。牛娘是个多病的老人，身上长着白癜风，很少和人说话。家有五个儿子，除大儿子没见过，老二叫“小漏子”，老三叫“小弟子”，老四叫“老黑”，老五叫“小老五”，这一家人没工作，儿子又多，院里就他家日子穷。解放后，一次连雨天，房子倒塌，把老四“小弟子”给砸死了。现在想起来，他家那时是怎么生活的呀！

北房中间是两间里外屋，住的是王元连夫妇。王伯在小白楼处经营缝纫机行业，戴着金丝边眼镜，白净脸说话和气，是这院里最富有的人家。王伯家有个老娘和一双儿女。儿子胖乎乎的，小名叫小宝，女儿叫小琪。王婶四十多岁，偏胖，说话爱笑，脸上长了一些雀斑。每天洗衣做饭、操持家务。

北房西侧住的是姓杨的两口人，四十多岁，男的大高个，黑黑的脸长了许多疙瘩，人称杨疙瘩。没有工作，只见过他卖糖块，做点儿小买卖。杨婶是个农村妇女，个子不高，纤弱女子，家中无儿无女。

西房北侧平房住的是位姓刘的老人，很少见他出来和院里其他人家交往。据说他念佛，还“顶仙”（某仙人附体，能治病……）他的儿子在部队工作，名叫刘景新，大眼睛、双眼皮，漂亮小伙子，偶见回家看看。记得刚刚解放不久，父亲背上长个大疮，无医无药，久日不好。多亏刘景新多次从单位拿些黄色药膏（可能是呋喃类消炎杀菌药物）擦了些日子，慢慢收敛，结痂，一个来月全部好了。这件事情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很难忘记。

西房靠南的两间是我家，里外屋，家中六口人，父亲在东车站工作，接送南来北往的火车乘客，帮人家搬运行李，收些钱财。当时车站站台上穿着印有号码的坎肩，叫“号坎”，是正式可靠的搬运工，乘客将东西交给他们，记下号码，就可以在车站出口处拿到自已的东西。如果不辞辛苦，在车站能挣不少钱，养家糊口不成问题。记得父亲一伙人，都只干半天多的活儿，挣点儿钱就完了，然后在郭庄子富兴池澡堂洗澡，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就是打麻将，直至晚上。每天回家交给母亲一点儿生活费，就是打麻将，什么都不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解放以后，组织上把他们这批人编制到西货厂做货运搬运工，在那里装卸瓦木灰沙石、机械等。工作强度大，计件工资，一天一结算，收入还不少。1950年冬天，在父亲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新官训”大街靠机务段对面的“大窝铺”的穷人们，每天都把脏水泼到大墙外，严寒的冬季，那里是一片冰场。一天父亲就被冰场滑倒将腿摔坏，不能上班，没了收入，家庭生活就成了問题。无奈，十七岁的二哥和十五岁的大姐只好辍学，二哥顶替父亲，算半个劳力，大姐就在新官训大街一副食店（当时叫杂铺）卖货，从此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挑起全家的生活担子。

居民生活杂谈

1949年1月5日天津解放，那时的人们生活非常简朴，衣、食、住、行非常简单。夏天穿衣能遮体，冬天能防寒就行。吃的是棒子面窝头，咸菜，酱豆腐，水煮大白菜放点盐就是不错的饭了。大多数家庭住一间房，晚上睡觉，一家人躺在一个大通铺，一个挨一个，像“贴饽饽”似的。出行全靠两条腿，没有车。在我居住的吴家大院附近，没有一户人家有自行车，不管干什么事，全仗两条腿。就这样的衣食住行，人们都很乐观，孩子们玩玩闹闹，青年们“红光满面”，老人们也无忧无虑维持着很低的生活水平。男人们在外“打工”，做点小买卖，有点手艺的，做点零活。女人们大多在家，看孩子，做饭。那年代，人们的寿命也短，五十多岁就很老了，小病找点药吃，大病就等死。记得那时候得个肺结核病，就是不治之症了，缺医、少药、更无钱。

在我居住的周围，有两户人家算是富户了。一户是钱福龄饼干房，另一户是王寿山带子铺，他们全是个体户。钱福龄是南方江苏人，五十多岁，家有老婆，二儿一女和一个童养媳。另外雇用四五个女工扣饼干模子，还雇用一“傻大哥”看炉工烤饼干。

老钱负责跑外，不修边幅，整天敞心露怀，穿个自编草鞋，见人嘻嘻哈哈，傻呵呵。你可别小看他，他心中可有数了，里里外外支撑个买卖，不简单呐。进货送货全靠他一个人，骑个货箱在前边的三轮车，进进出出，周围远近商店全有他钱福龄饼干卖。自制的一个“钱褡子”整天在他肚皮前吊着。闲时在门口坐着和邻居们说笑，人缘不错。老婆南方人，长得高大，话不多，老笑呵呵，给家人做饭，也做些包装工作。大儿子钱新生（当时十七八岁），在轧面机前整天轧面片供女工们扣模，不时还听他唱些小曲。他的童养媳叫玉珍，一个偏胖的女人，白白的大块头。她带领二更，大桂、桂茹三个女孩子在面案上扣饼干。大傻哥手持一个大铁铲在炉中不停地移动铁烤盘，稍有疏忽整盘饼干烤糊报废。扣模工小女孩都十五六岁，现在看来就是童工，她們每天干活，拿些工钱，个个乐乐呵呵。下班后，每人都穿戴整洁。

钱福龄的二儿子叫钱发生，女儿乳名叫满堂，都在上学。一家人和厂房全在孙家酱厂自己的一个大院里，和邻居相安而居，和睦相处。

另一户人家是在吴家大院4号院，主人叫王寿山，五十多岁，开一家带子铺。规模不大，有织带子机械五六部，雇人操作，是一典型小作坊。织出的带子宽窄、颜色各不同，但大都是白色带子，行销各地。王老板出来进去绅士一般，穿戴讲究，一般不和邻居说话，看上去生活富裕，是个有钱人家。儿子十七八岁，乳名叫“小轴子”，在家中织带子干活，女儿叫凤英，上学。王老板的后续老婆是个从良妇女，小个子很精神的女人，在家中料理事情。这家和外人接触不多，邻居中只知道他家生活很好。王寿山有个“叔伯”兄弟和他住在一个院里，名叫王寿朋，夫妻二人有一独生女儿，王寿朋给王老板“打工”，干些杂活。他老婆也在院中织带子。王寿朋爱看书，一肚子“小说”，每到夏天晚上，街坊邻居吃完晚饭都聚坐在大院里听王老伯讲书。王老伯常讲的是聊斋，如聂小倩、画皮等。老的少的围在王老伯周围，听得入神，讲到鬼神的地方，小孩子都很害怕，脊梁骨冒寒气，谁都不动，一直听到完。如果晚上王老伯没来，人们就觉得非常遗憾，每晚都能听到讲故事，也是一种享受。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文化生活“贫乏”的表现。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吴家大院和孙家酱厂是两个毗邻的居住区，它们以一个小广场为分界线。小广场的北边是钱福龄饼干房，东面是安家大院山墙，南面是张家杂铺，这三处都属孙家酱厂。这里居住着一户张家大户，张家叔伯四个，老大近七十多岁叫张有诚，大人孩子都尊称“张大爷”。而老二老三老四为亲兄弟，分家另过，人们通称二伯，三伯，老伯。张大爷老伴早逝，有四个儿子，老大叫张世俊，人们都叫他张大哥，四十多岁，在自家前屋开了个小杂铺，卖点糖、萝卜、瓜子。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去上货，九十点钟回来，一天就经营着小买卖，维持生计。他的孩子一儿三女，儿子叫小牛。

二哥叫张世华，三十多岁，在一家澡堂做跑堂，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大马。老三叫张世文，小名叫双喜，在一家印染厂工作，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叫三羊。老四叫张世忠，小名叫“保柱”，尚未成家和张大爷生活。大哥、二哥、三哥住在吴家大院10号院，分家另过。张大爷和老四住在田家大院另一处住房。张大爷是退休老工人，有些退休金，儿子们再给点儿，足够老人家生活。张大爷没什么爱好，养些鸽子，喂养鸽子就是他一天的生活。

张大爷和老二、老三、老四是亲叔伯兄弟。老二叫张有功，五十多岁，在解放北路某印刷厂工作，大家都称张二伯，家中人口多，五男一女。人口多，生活上很拘紧。

张家三伯叫张有德，年近五十岁，是个木匠，做些零活，也给人家打棺材。他家有个后院，也种些玉米、高粱、蔬菜等等，子女也不少，三女二儿。三伯能干，日子看上去略好些。

张家老伯叫张有铭，排行行五，所以又叫张五伯。常干些白铁零活，打个烟筒，炉子，焊铜焊锡器，手很巧，据说解放桥河边的升国旗的大旗杆是他主持做的。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玉珍，二女儿叫玉福，人口少些，家中生活好些。这一张姓人家，在吴家大院是人口最多的人家，老张家总人口三四十口，如果张家全部人口站出来，那吴家大院都会站满了。在五十年代，家庭人口多，孩子多，挣钱的少，可想而知，那时人们都过着怎样的贫穷生活呀。

在大院的东面住的是安姓大院，安家老哥俩安大爷和安二爷（早逝），据说四十年代安家很富裕，自己一个院子，院内北房三间，西房三间，独门独院。到了五十年代没落了。西房两间租给曹氏人家。安大爷在铁路工作，住北房三间。一儿一女，儿子叫安锡明，女儿叫安秀清。二爷家只有二娘一个人，大儿子叫安锡朋，二儿叫安锡海（未成年早逝），安锡朋在外已成家另过，院内只安二娘隐居家中，很少出门。整个安家冷冷清清，明显衰落。

大院的南侧胡同临街一户张姓人家，自己用砖砌个小院。这户是女主人当家，男人过世，大家都叫他们“大肚脐”张家。可能是他家男人是个大胖子，肚脐总露在外面吧！这家看上去很宽裕，儿子在外做买卖，倒卖药品生意。记得那时有人得了肺结核病，需要进口“雷米封”针剂，找他儿子可以买到。女主人出来进去总是衣服整齐，油头粉面很是讲究。

再一户人家就是大院北侧孙家酱厂22号院张家。这家男人早逝，女主人五十多岁，大家都称王二姑，家中五男一女，住小院东房里外二间。据说王二姑的男人是在劝业坊二楼开理发店，生意很好，所以家底还算厚实。五个儿女除大儿子在武汉工作外，其余全在天津生活。女儿宝琴是家中的唯一女孩，家中吃穿全部照顾她。宝琴和上面说到的王寿山的女儿凤英是吴家大院两个漂亮女孩，家中条件又好，长得又漂亮，是当地的两枝花。

居住在吴家大院南面一户门脸房是个六十多岁卖鱼虾的老两口，人们都叫他卖鱼老头。他家姓李，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李宝珠，三十多岁，因腿有残疾，一直未结婚，但他有一手做鞋的好手艺，自己开个鞋铺，走街串巷自食其力。二儿子叫李宝忠在外做搬运工，结婚后自己另过。女儿最小，有点傻乎乎的，人称傻闺女，后来不知嫁到何处去了。

童年的游戏

五十年代，我的童年，那时人们都住平房，周围邻居几十户人家都很熟悉，相互走动串门，谁家要是有个大事小情，街坊们都很热心帮忙。小孩子们各家乱串，和现在的单元住户不同，相互不认识，老死不相往来。那时的小孩子们都很“凑群”，闲时一起玩，女孩子在一块儿跳皮筋，跳房子，砍籽儿……男孩子们玩的就多了，比如弹球，逮木头，磕边，打扑克牌，翻毛号，踢罐儿，打鞋庄，踢小皮球等等。为了让现在孩一子们了解过去的孩童生活，把一些孩子们的玩法简要介绍一下。

跳皮筋：一条用橡皮筋结成的四五米长的皮筋绳，两边由两个小女孩抻着一定的高度，一个孩子在中间跳，口中还要唱着歌谣：“一二三四五六七，马莲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唱跳完一段，两边的皮筋要升高一块，一直到跳的孩子腿够不到皮筋高度的位置，另换人再跳。

跳房子：这一运动是那时候女孩子们经常玩的游戏。在地上画上十个方格（两个五联格并排），另一道具是一个小珠子圈。一个孩子先玩，把珠圈扔到1号格内，用单条腿把珠子由1号格踢到5号格，双腿可落地。由5号格再踢到6号格，也是双腿落地。再从6号格向10号格用单腿慢慢踢，一直到踢出10号格。在整个踢格中，珠圈压线或出格就输了，换另一个人再跳。如顺利通过，再投2号格以此类推，直至10号格全部顺利通过算赢。

砍籽儿：三个以上女孩玩，在约五米左右画上两条平行线，一个孩子“上庄”在线里面，另外两个孩子在线的外边用一个小布沙袋向中间孩子身上“砍”，“砍”到的孩子就下庄，换胜者孩子上庄，再玩。

踢毽子：两个以上孩子可玩。踢毽子谁踢得多，谁赢。

“抓籽儿”，找四张麻将牌和一个小布沙袋，两人以上可玩。每人每次需将四张牌的牌面翻成一样后，再改翻另一面，直到把四面全翻过一遍后，手里的小沙袋不掉地为赢。如掉地，就换人。麻将牌也可用羊膝盖骨头代替更好（羊肉铺可以买到）。

那时候男孩子玩的更多了。为了传承这些游戏，下面依次介绍——

弹球：这个游戏有小赌博性质。两人以上全可以玩。每个人手里都须有玻璃球。在空地上相距三五米处一边画个斜井字，另一边画一条横线，玩者每个人要在井字里放一个赌球，再从井字处向直线方向扔一个叫做手球，谁離直线最近的球作为第一个开球，依次排好。每个开球者要从线方向把自己的“手球”向井字赌球处弹去，只要弹到赌球并弹出井字处，这个球就是你的啦。然后再继续弹球，若弹不到时，那么第二个人再开球。弹球者除弹赌球外，还可以弹任何一个人的“手球”，弹到的“手球”者就出局。胜者必须待井字中无球，还要把所有玩者手球全消灭，这一局才算完。

逮木头：游戏两人以上可玩。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木头，一般都是小块木头。在空地的一方划一条线，玩者从线处向另一方向扔木头块，由离线近者先开始。所谓投木头，那时叫逮木头，即用自已的木头块去逮玩者的木头块，逮过线时，玩者的木头块就归你了。若没被逮过去，玩者用他的木头块再去逮你的木头，直到见输赢。输者再取另一块木头，从线处扔到另外处，由赢者再去逮，反反复复进行木头的小赌博。

磕边：玩这个游戏的孩子每人必须有一个过去用的铜钱。玩者依次在砖墙上将这枚铜钱从墙上反弹到空地上，反弹远者用该铜钱去砸近者的铜钱，如果砸上，被砸者要给赢者一些赌品如毛号、三角、玻璃球等。若没砸着，就重新再开局。

打派司：这个玩法两人以上即可以。用扑克牌八以上到老K，再加上大王、小王共二十六张牌。开始玩者必须先在“锅”里下一点小赌注，由一人做庄家，每人发三张牌，看完牌后扣上一张，亮出两张，由牌面“点”大的先说话，再加多少赌注。玩者若“跟”，也要加上同样的赌注，若不“跟”就“跌”了，即弃权。跟者继续再发一张牌，由“点”大的再加赌注，以此类推直至每人发到五张牌。由于每个人牌底扣着一张牌，所以露着的四张牌不能比出高低，这时由牌面“点”大的再发话，加注还是保留不加。“点”小者还可以反加注。若玩者“跟”就亮出每个人的底牌，谁“点”大为赢，“锅”中赌注全拿走。若大家全不加注，亮底牌比点，大“点”者为赢。

翻毛号：那时马路上小贩卖一种彩色的“毛片”，一大张有各种图案，大约有二十多种。孩子们把毛片剪下来，并自然分出大小，大家都共认。比如：航空母舰的设备为一号最大，其次是巡洋舰，战斗舰，重型轰炸机，轰炸机，高射机关枪……这些设备相互都有制约的设备。比如：航空母舰一号最大，但水雷就炸它；轰炸机可炸水雷，高射炮可打轰炸机，而手枪又可打高射炮……没有绝对大的毛号。这样玩者每人手里拿一摞毛号，依次从上面翻一张，大家比“点”，谁大就将小“点”者翻过的毛号都赢过来，放到赢者毛号下面，再从上面依次翻，再比点。直至输光或不再玩为止，输者在这里还可用钱买毛号，也就是小赌博。一分钱可买几张，再继续玩。

踢罐：空地中央画一个小圆圈，中间放一个破罐头盒，玩者由石头、剪子、布决定输赢，输者即“上庄”。开始由一人踢罐后大家全藏起来，上庄者先去拾罐，把罐摆在圈里，然后他可以在周围找其他人，看到一个喊一个人的名字，这时，他还必须要看守罐。喊到名字者就要出来。如果在找人的过程中，没被找到者把罐踢了，此时喊到名字者全解放。再藏起来，再玩。如果罐没被踢，又把人都喊到，那么第一个被喊到者替换上庄，游戏再重玩。这个游戏在黑天玩最有意思，玩者还可以“化装”真假难辨。

打鞋庄：这玩法是在空地中央钉一个钉子一头拴一条约一米左右的绳子，另一头由“上庄”者手里攥着。另外由各家拿一些没用的破鞋（约十来只）堆在钉钉子的旁边。玩法：由石头、剪刀、布决定，输者为“上庄人”，其他人分散在四周，想方设法把中间的鞋踢出来，而又不被上庄者踢到。外围者还可以用已踢出来的鞋去逮里面的鞋。由于上庄者有绳子制约，只能在半径一米的圆周围跑“护着”中央的鞋不被拿走，来回奔跑。若被上庄者踢到者，由被踢到者“上庄”游戏重玩。若鞋被外围者拿光，上庄者要挨罚，这个罚有点残酷——把挨罚者的脚扳起来，脚底板向上，由玩者每人用破鞋打几下，全打完后，挨罚者继续上庄重新开玩。

踢皮球：玩者两队人数一样多。在空场地两边各摆两块砖头为门线，两个门一样大。玩者每边至少四五人，由一人守门，和现在的足球一样，但踢的是小皮球，文具店里有卖。每个球上都印有球的商标，有“上”字牌，有“永”字牌，以永字皮球质量最好，球的售价大约四角钱左右。在中心线处开球，谁先开球以扔铜钱反正为证。开球后双方踢起来，以踢进门球为赢。进球后在中心线处由赢方再开球，继续比赛，直踢得双方球员满头大汗，协商结束为止。在原四区（现河东区）复兴庄、李公楼、靶档道、灰堆一带，儿童踢小皮球盛行，再大一些踢小足球、足球。所以后来这些地区出了许多有名的足球运动员。

还有一些孩子们玩的游戏如“抖风葫芦”“打尜”“斗蛐蛐”“撞拐”“拍毛号”“弹球顶箱子”“丢杠””捉迷藏”“顶窑”……都是孩子常玩的游戏。

作者简介：何景秋，1943年生人，1964年天津工学院化工系大学毕业；1964-1971年在天津化工学校任教；1971-2007在天津医药工业研究所、天津药物研究院从事药物研究。2007年退休。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