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铎

1990 年6 月，徐向前元帅因为肺病住院治疗，那天出门前，他看着自己居住的小院，轻声说：“这次去，就回不来啦……”

一位百战沙场的元帅，早已不惧死亡。面对前来探望的老战友李先念，徐向前郑重地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两年之后，李先念病逝。临终前，他也交代了自己的后事：“将来我的后事要节俭，一切按中央规定办。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

从开国元帅到国家主席，他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将壮丽的大巴山当成自己魂归之处。川东北那一片莽莽群山早已被鲜血浸染成为红色热土，那里留下了徐向前、李先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更铭记着一段彪炳史册的红军战史。

初逢巴山：“全军安危唯此一举”

青山耸立，云雾缭绕，小径蜿蜒。在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大山之中，大片行列整齐的墓碑默默竖立陵园，庄严肃穆，气势恢宏。这便是修建于1934年初的王坪烈士陵园。这里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红军为战友修建的陵园。

静卧在陵园之内的忠魂，正是当年徐向前、李先念麾下的千军万马，更是他们终生难以忘怀的战友袍泽。李先念在谈及自己骨灰撒放时曾说：“那里是我成千上万的战友流血牺牲的地方，我舍不得牺牲了的战友，我想和他们在一起。”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被迫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此时的四方面军，已来到生死关头，部队减员严重，四面强敌环伺，有人甚至提出了分散突围的主张。

徐向前

李先念

许世友

毕业于黄埔一期、历经无数战火淬炼、担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断然否决了分散突围的意见，认为那只会被各个击破。危急关头，唯有全军上下拧成一股绳，置之死地而后生。要撕开敌人重兵布防的包围圈，需要一把锋利的尖刀。徐向前选择了麾下的34团，这是一支打过无数硬仗的主力部队，也是连遭挫败的四方面军最后的家底了。34团团长，正是勇冠三军的猛将许世友。

许世友没有辜负厚望，拼死力战终于在敌军接合部打开一条通道，让命悬一线的四方面军主力得以暂时脱险。此后一段时间，敌人围追堵截，四方面军失去了根据地，向西千里转战，多次穿越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还在关中平原与敌连番恶战。虽然四方面军屡屡涉险过关，保存住了革命火种，但部队本身已疲惫到极点，形势危在旦夕。

此时，四方面军太需要一块休养生息的根据地，再这样东奔西走，将难逃覆灭的命运。最终，四方面军统帅的目光落在了四川的大巴山。大巴山地势险要，物产丰富，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正在川西一带混战，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入川的大好机会。经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立即翻越大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

这一次，打头阵的依旧是许世友。他率部快速向四川进擊，沿途的川军军阀一触即溃。许世友兴高采烈，向周围人说道：“这几个烂关，我要冲就冲，要守就守！四川人打仗不行！”

1932年12月，四方面军兵分三路，25日攻占了通江;1933年1月下旬，攻克巴中;2月1日解放南江。红四方面军入川仅一个月，就歼敌3个团，击溃8个团，解放了三座县城及其周围的大片地区。“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鏖战巴山：十个巴中人中就有一个参加红军

四方面军入川，建立起以巴中地区为核心的川陕苏区之后，无数大巴山的青年参军入伍。四方面军入川时仅1.4万人，两年后撤离川陕苏区时，人数达到8万，四川籍战士成为绝对主力。这些昔日拿镰刀的手一旦握住刀枪，立刻成为虎狼之师。无论在巴蜀家乡抑或是千里之外，巴山儿女九死一生，血染沙场。

将帅碑林

据了解，当年巴中总人口约120万人，参加红军达12万人，牺牲4万余人，每10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每30人中就有1人牺牲。

李先念晚年在病床上曾感慨地说道：“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和成功，是人民支持的结果。”他还对前来探望的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

回首当年，李先念进军川陕苏区，来到巴中的历程，比起其他将帅更为痛苦煎熬。早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中，担任红军第11师政治委员的李先念腿部中弹，身负重伤。此后的千里西进直至南下四川，李先念都是在担架上，指挥部队翻越秦岭，涉渡汉水，进入大巴山。

那颗射入他腿中的子弹，一直未能取出，随他走过漫长的60年历程。1992年6月27日，李先念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这颗子弹已熔化成花瓣形状。

在大巴山，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李先念的伤势也逐渐痊愈。然而这一切却令反动军阀坐立不安，1933年11月，国民党川军集中了110多个团、约20万人的兵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

巴中无疑是这场大战的主战场，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与敌鏖战10个月之久，最终打破了敌人气势汹汹的“六路围攻”，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成功收复川陕苏区首府通江。

也是在反六路围攻战役中，年仅25岁的军政委李先念指挥部队在黄猫垭地区一举围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令四川军阀为之胆寒。

巴山情义：最后的一碗米用来做军粮

红军能够在川陕苏区迅速壮大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与有情有义的巴山儿女无私支援分不开，川陕苏区创建的两年多时间里，巴中投入运输力量约100万人次，提供军粮数十亿公斤。

巴中人愿意死心塌地跟着红军走，也是因为他们认定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是一家人。当初红军初来乍到，徐向前要求各部队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级红色政权和群众组织。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坚定地说：“我们红军来到通南巴，立脚生根，关键在于发动群众，要给广大群众讲清楚，我们红军是一不为钱，二不为官，是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徐向前还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

有了红军撑腰，人们敢于起来向地主老财讨还血泪债了。土豪劣绅丧尽往日的威风，被农民踩到脚下。每次开仓分粮，就像赶集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衣衫褴褛的人群，诉说着红军的恩德，欢天喜地，领回了分得的粮食、财物。

1933年夏天，驻在东兴场乡一带的工作队发现金盘、凤凰嘴村不少贫苦农民患严重的疟疾、痢疾等病，不少农户大春种不上，荒了不少田地。徐向前即令红军卫生队去给农民防病治病，还派了一个营的红军战士帮助没有种上庄稼的农户全部种上了庄稼。

最后的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正是当年巴中的真实写照。

走出巴山：“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苏区，开始长征。此时的四方面军中，大多都是巴山儿女，他们坚定地追随着自己的信仰，踏上漫漫征途。在这些巴山儿女远离故土，南征北战之前，还有一位巴中人早就坚定地追随红色理想，走上革命道路。他就是来自巴中平昌的刘伯坚，被毛泽东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刘伯坚自幼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很早就闻名于川北，保宁府尹一度要他当秘书，并任命他为苍溪县县长，但他志不在此，婉言谢绝说：“不谋高官厚禄，志在求知报国。”1920年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中共少年共产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坚在法国留学期间，多次向家乡寄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信，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巴中早期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1926年刘伯坚回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到冯玉祥部任总政治部副部长。因为这段经历，他与国民党高层人士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人，有过密切接触。

1930年秋，刘伯坚与妻子王淑振一起前往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刘伯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他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长征之后，刘伯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3月，刘伯坚突然遭敌前后夹击，左腿负伤，昏倒在地被俘。

狱中的刘伯坚面对敌人抛出的高官厚禄，大义凛然地拒绝。其实那时的他，甚至不必屈膝投降，只要肯求人相助，未必不能保全性命。因为早年的经历，他与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熟识，只要这些人出手，事情或许还有转圜。

然而刘伯坚视死如归，先后写下了气贯长虹的《帶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诗篇。他还专门寄出家书，让亲人们不必去求助国民党人士。“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指于右任）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指冯玉祥）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这是刘伯坚的志向，也是千千万万巴山儿女的选择。从巴山深处的血染红叶，到祁连山的漫天风雪，直至抗日战场的硝烟，大巴山的汉子们百折不回，百炼成钢。巍巍大巴山，养育了他们，更赋予了他们大山一般坚毅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