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

开庭审理案件，不管是刑诉、民诉还是行政诉讼，都少不了对证据真伪的鉴别，而为自己的主张“举证”，也是检察官、原告、被告、代理律师等在法庭调查阶段的主要工作，那些“呈堂证供”对于当事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判断，全看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及其指向，如果“证据链”不完整，有缺失，据其做出的裁判就难免有瑕疵，就可能造成冤假错案，所以对证据的采信与否就须慎之又慎。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证据的种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往闻所未闻的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在信息化时代，经过必要的手续或程序后，也已跻身证据“家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法律最终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无论时势如何变迁，相关的“证人证言”对于几乎所有的案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那些情非得已的例外，证人出庭作证就成为庭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只有在对质、质证过程中，才能揭示和发现案件的真相，特别是当一个人的证言对他人的定罪量刑起着关键作用的时候，更应该在法庭上“当面锣、对面鼓”地叮当一番，证言的真伪才能得到有效地鉴别，在港剧、美剧或英剧中，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才会成为最精彩的片段，而对伪证者的惩罚，其目的也正在于此。反观我们的诉讼法，虽也规定了强制出庭的一些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却依然偏低，法庭上经常是关键证人缺位，只宣读其证言。这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中，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造成证人出庭率低的原因不一而足，有的因证人确有特殊情况而无法出庭，有的因证人嫌麻烦、怕浪费时间而不愿出庭，也有的是因为怕打击报复而不敢出庭。现实中，像马路上那些表示愿意为搀扶跌倒老人而作证的人委实不多。其实，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今天才有，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几乎什么事的发生都是“有传统”的，证人不愿出庭作證也有其渊源。台湾学者刘馨珺先生在其《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一书中，提到了有关证人的情况及“待遇”，为我们了解古人不愿作证的原因提供了参考。

南宋时期的县衙在处理刑事、民事诉讼中，都会涉及对待证人的问题。比如，在已发的命盗案件中，除了追捕罪犯外，还要“勾追取问”那些与罪犯相关的证人、关系人和原告，这些关系者又被称为“干连人”“干系人”“干证人”或“干照人”等。北宋徽宗时曾立法限制拘禁干连人的时日，如无罪干证人不能无故关留超过两天，而被盗的告发人留置官府的时间不得超过5天等。南宋绍兴四年时，当高宗了解到州县多将无罪人和正犯人一样拘禁“动经旬月”时，要求“鞫狱干证人，无罪依条限，当日责状先放”，这些事居然都“惊动”了皇帝，可见其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过，即便有皇帝的诏令，政府也经常发文“不得长期禁留”干证人，但当时将其拘系实为常事，有的竟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将干证人尽行拘系，破家失业，或至死亡”。而对那些被劫的倒霉的当事人，也就是劫案中的受害者，也要在牢房里待着，只有到官府捕获“真盗”以后，完成“对证”的程序才可释放。一些我们今天称之为“目击者”的证人，也会遭到狱吏的拘押，因为“独是事发之处，或在邸店，或在道路，一时与相逢之人见其斗殴死伤，便为证左，相随入狱，虽供责已具，狱吏或以无保识，或以别州县，虑其再追不至，例皆同拘牢户，同解本州，直侯结案，无番异方得释放。”即狱吏从便利自己工作的角度出发，担心那些在邸店或路途中的干证人，因其非本辖区之人，不易追回官府，所以不让他们依法办理保释出狱，甚至使之与罪人同牢拘留，直到结案后犯人没有“翻异”即翻供，干证人等才可释放，因此，在古代当一个围观的“吃瓜”群众也是有风险的。宋代的平民百姓因作证而滞留牢狱，可想见一般人不甚乐意为证人。

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做诉讼中的证人是要冒风险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危险，所以明代吕得胜编选的《小儿语》中，就认为“当面证人，惹事最大”，劝诫人们“是与不是，由他说吧”，从小即养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不要出庭作证以招来是非。当下我们正在进行法治社会的建设，证人的地位早已不复当年，被告人有被告人的权利，证人也有证人的义务，将证人作为犯人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可为何人们还是不愿出庭作证呢？这大概就得从其他方面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