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霄

2014年10月。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梅景秘色——故宫、上博珍藏吴湖帆书画鉴赏精品展”。展品中有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克《四体书陶诗并竹窝图》手卷一件。该手卷长十二米有余，展示时全部打开，让观众得以近距离、全面地品赏这件宋克书作。笔者在现场观看数遍，流连不忍去。其笔精墨妙，洵为宋克书作精品也。此卷宋克用四体书楷、行、章草、草书录陶渊明诗四十多首，并画竹石小景《竹窝图》，读宋克题记，知此卷是洪武三年（1370）宋克于云间徐彦明寓所期间所写作品，此卷共分三次写成，具体年款分别是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夜、十九日夜、二十四日夜。自以为宋克得意之作无疑。《展览图录》关于这件宋克书法有如下说明：“然而。近年人们发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有一卷与此雷同的‘双胞胎作品。1985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萧燕翼先生发表论文指出‘故本（下称‘故本）与‘普林斯顿本（下称‘普本）皆系伪作，并认为‘故本为钱博所临仿（金运昌注）。萧燕翼先生于1985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初论此卷即下此论断，再于2000年出版的《书法鉴识》一书中再申此论。2005年萧燕翼著《古书画史论鉴定文集》也收入此文。如此看来。这件宋克《四体书陶诗并竹窝图》在故宫博物院专家的研究之下是被判成伪迹的。

笔者关注宋克书法多年，亦曾发表宋克研究之论文。故对这件宋克长卷被判定成伪作的结论一直有所不安。于是查检萧燕翼先生的论文，见其主要论据如下：

总的感觉是，“故本”的书画水平要比“普本”略高，竹石小景的画法有出入，但陶诗的书写，虽然“故本”有乌丝栏界格，也有诗篇的多少不同，但其余的楷、行草、草書三体诗，不仅行款完全一致，用笔、结构亦丝毫不爽。其出于一人之手无疑。这就出现了问题：既然款书说明是宋克于庚戌九月问。因寓于友人徐彦明家，而为其所作，那就不可能有同时作两本的道理。第二个问题是：两本书法既然完全相同。可以目鉴为出于一人之手。如此则两本皆伪。亦应无疑议。

那么需要沿着萧先生的论据原始证据“故本”“普本”考察。虽然凭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网上公布的不够清晰的照片初步判断，这两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因为基于基本判断“出自一手”的“写本”不可能每一个字的布局位置完全相同。但仍需实地考证查看原作再做定论。为此笔者于2016年4月末探访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库房时特别仔细查看了这件“普本”。确信“普本”为临本无疑。并认为“故本”与“普本”之间有着较大不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对萧先生的“故本”“普本”皆伪的意见提出不同意见。

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本即《石渠宝笈》《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本，没有题跋。故宫博物院藏本未见著录。后有天顺七年（1463）钱溥、万历丙戌冯大受、光绪十五年（1889）费念慈题跋。

尽管这两卷文字长短不同。“普本”仅录陶诗二十九首，“故本”则如钱溥跋文所述为四十四首。而且用章草所书的十五首以及两次题记“九月望日夜宋克书”“庚戌九月十九夜书陶靖节真书、章草数纸时已三鼓矣。宋克识”为“普本”所无。两幅竹石小景画水平差距较大。虽有这些不同。但凡是所录相同内容的陶诗以及题记皆具有“复制型双胞胎”（图1）的特征。也就是说。除了文字内容一致之外。每行字数、每字位置、每字形态皆相一致。若是同一个人写同一内容的文本，不可能去苛求每一字的位置相同，因此这类双胞胎至少必有一件属于以下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双钩廓填”或“精确临写”。这两卷比较容易排除“双钩廓填”的可能性。那么只要确定这两件是否都是“精确临写”。或是确定其中有一件是母本。疑问就可以解决。

判别母本还是临写本的方法是：书写节奏、运笔速度自然的就是母本。临写本总能够看出笔法不畅、书写节奏差失、关节臃肿、线条无力的毛病。也就是古人说的“行气不顺”。因为临写者不可以做到放笔直书。因为一边要保证字形相似一边还要保证布局相同。总会流露出行笔的不自然。失去节奏。这两件正好体现了自然书写与精确临写的不同。

“普本”经我上手细看后确认，纸张曾经做旧染色。更重要的是能比较出“故本”与“普本”二者书法习性不同。“普本”的单人旁或者人字部首的“丿”，入笔角度夸张，是历来所见宋克书法所没有的，不论是41岁书写的《七姬权厝志》刻本。还是44岁写于九月望日夜为沈铉之子用四体所书的《录子昂兰亭十三跋》。都未见这样夸张的“丿”入笔角度（图2）。

比较任意两段行草，可以很明显看出，“故本”书写畅快，节奏自然，而普本虽是高手所临。但明显看出失去节奏速度后的线条软弱。以及转折关节处的臃肿（图3）。

再比较几个细节的单字，也不难得出相同的结论（图4）。

判定了“故本”是自然书写。“普本”是临写。也就可以判定“故本”是母本。“出于一人之手”的可能性即可排除。因为没有人自己临写自己的作品。也就推翻了两本皆伪的前提依据。

再看两段竹石小景。“故本”绘画水平明显高于“普本”（图5）。

宋克精于写竹，在当时也有名气，倪瓒有诗《题宋仲温竹枝》：“画竹清修数宋君。春风春雨洗黄尘，小窗夜月留清影，想见虚心不俗人。”同时代人张宪有诗题《仲温画扇上作假山棕蕉梧竹》。据徐沁《明画录》记载宋克画竹，“虽寸岗尺堑，而千篁万玉，雨迭烟森，萧然绝俗。尝于试院牍尾用朱笔扫竹，张伯雨有‘偶见一枝红石竹之句，盖自克始也”，可见宋克画竹绝非俗手，而且是朱竹画的创始者。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宋克《万竹图卷》作于洪武二年（1369）。有同时代人董昶题跋，可信为真迹，与“故本”比较，笔墨颇为一致（图6）。

萧先生在其论文中也写道：“‘普本的构图笔法皆松懈无神采，竹叶作点状，散乱浮躁：‘故本画法要精整得多，无论窠石、竹叶，其笔法沉稳，并具有一定的变化，显然，艺术水平高于普本。”而且这两段竹石小景与书法皆为相同的纸张。“故本”的画与最后的一段题记是写在同一段纸上，只是画了一道线隔开。也就排除了“故本”竹石画是后配的可能性（图7）。endprint

萧先生进一步推测。钱溥、钱博兄弟参与了作伪这两件。更指出钱博是作伪者。理由是钱博的楷书更接近宋克：“至于仿宋克书数本的做法，也许是居心作伪，也可能是一时游戏之作。当时已身为高官的钱氏兄弟。为了避嫌，又故意卖了个破绽：倘观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

钱溥（1408-1488）。正统四年（1439）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钱博，钱溥弟，正统十四年（1445）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钱氏兄弟华亭人，皆年轻中进士，书法皆学宋克。晚明詹景凤评其兄弟书法“未免烂熟之讥”。

且不论钱氏兄弟皆年轻即中进士。难有作伪之嫌。萧先生显然忽视了。若是“钱博仿宋克书数本”，不可能会每字位置完全相同。其实在明朝初年，许多人的楷书都与宋克相似，因为宋克影响了这一代人。不止是钱氏兄弟，还有杨荣、沈度、沈藻、钱溥、于谦等人的楷书都与宋克有几分相似，这样没有确实证据推理。不免有些随意发挥而难落到实处。

萧先生并不怀疑“故本”卷后的钱溥题跋的真，若观钱跋，可以看见钱溥与宋克的明显差距（图8）。其中“陶靖节诗”“宋克仲温”数字可以与前面的宋克书四体陶诗相同的字比较，笔力结字皆有不同，一代宗师与“好而乐之”的追随者之间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图9）。钱溥题跋说明此卷的得到经过后云：“吾甫冠酷爱其书。及得是卷携之展玩不释诸手，至老虽无成，然亦不失其体，盖好而能乐者也。是用珍袭以殆后云。”讲明自己弱冠即酷爱宋克书。至老虽然书法没有成就总算仿得其体，只能算是个“好而能乐者”，知道自己与宋克的差距。“故本”前后中间都钤上“钱溥私印”可见对此卷的珍爱。

钱溥题跋于天顺七年（1463），说此卷原藏于霍砂“富昺家”。被其儿子质押酒钱于京师，钱溥的儿子钱岐“用重价购而得焉”，据万历十四年（1586）华亭冯大受题跋，钱溥之后此卷藏于华亭曹时中（定庵，1432-1521），后归戴玉台又顾从义又潘完斋，冯大受又从潘完斋儿子潘汝贯手中购得此卷。从徐彦明到冯大受，皆华亭人，此卷明代皆在华亭人之间相传。晚清费念慈题跋此卷。又有吴湖帆题跋称此卷曾归过云楼顾文彬再归孙邦瑞，吴湖帆称此卷比宋克《万玉图》（即前述《万竹图卷》）精美十倍，“精彩尤在《七姬志》之上”。

以“故本”与其他公认的宋克书法相比。则找不出任何笔迹学上或者文献学方面的硬伤。唯一可议的是，宋克在卷中前后两处提及他在云间寓居于徐彦明家，而前后两次中有一字不同，前书“徐彦明”，后书“徐彦民”，萧先生认为宋克没有将朋友名字写错的道理。“徐氏，字介庵，为宋克好友，前所述草书《唐宋人诗》，亦为徐彦明所书，宋克当不至将友人的尊名书错。而钱博用意则分明告诉观者，此非宋克真迹，信不信由你汝，他是不负责任的。”萧先生考徐彦明号“介庵”但未注明出处。本人也未考出徐彦明更多的生平信息，尚无法核实，若徐彦明字“介庵”，宋克当书朋友字号而不会书其大名。

只知道宋克不止一次访云间时住在徐彦明处。至正二十年（1360）书写《唐宋人诗》即为徐彦明所书，此卷现藏上博。除此之外，未发现更多有关徐彦明的资料。最后的上款是写错了还是徐氏自己改了名？尽管无从揆度。但是确有一种可能性被萧先生忽视了。那就是，入明以后，徐氏将“彦明”字改成“彦民”是为了避“大明”之讳。关于明初将国号列为禁讳一事，目前学界研究不多，学界常见例举是洪武年间“明州府”因避国讳而改成“宁波府”，但这是地名避讳，还不能说完全对应我们此外的人名避讳。据笔者所知，明初人名避国讳的情况目前仅王崇武、陈学霖等学者有过讨论。其中王崇武在《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一文中曾引宋濂所作墓志铭为例，如宋濂所撰《元故处州路总府经历祝府君墓铭》，墓主为祝大明，墓志云：“府群讳大明，后避国号更之为大朋。”还有画家元末明初赵元入明后自称“赵原”。也是自己改名以避前朝国号或朱元璋名号也是一例。祝氏在明初可将其名由“大明”改为“大朋”。徐彦明为什么不可以因避国讳而将“彦明”改为“彦民”呢？如此推之。则萧先生所说因后人仿作而故意写错的说法是很难完全成立的。万历十四年（1586）冯大受题跋也称“盖为予乡徐彦民赠者”而不称“徐彦明”。说明冯大受對乡贤“徐彦民”并不陌生。这种类型的避讳。并非官方要求，而是一种自主的行为，可避可不避，有人避了，不能以此作为辨伪的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故本”《四体书陶诗并竹窝图》是一件符合宋克书写、绘画特征的作品，若根据虚构的依据判定其为伪作。则有可能会演出一出真伪倒置、明珠蒙尘的错案。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