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百新

1977年，30岁的我以一个孩子父亲的身份，与全国几百万考生一起，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这距离我准备参加1966年高考，已经11年了。

11年前，即将高中毕业的我，满怀对大学生活的憧憬，积极复习，准备迎接全国高考。那时，我在大别山鄂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山区小县城——商城读高中。学校不大，三个毕业班，加起来不到90人，但那是全县唯一一所高中，是我们的“最高学府”。能到这里读书的学生，都是全县的学习尖子。刚刚入校，校长就在大会上鼓励我们：要为商城高中争光！未来的大学生，就在你们这些人里产生！到了高中三年级时，学校将最好的任课老师、最好的班主任都放在毕业班。同学们怀揣大学梦，刻苦学习，希望能考进一所理想的高等学府。

1966年6月，距全国高考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同学们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学校开会，言必称為国争光、为校争光；走廊里贴满励志标语；同学们争分夺秒，暗中攒足劲儿要大显身手。

那时，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常常考满分。老师经常鼓励我：考不上清华、北大，至少也要到上海交大、北京理工这类大学。

然而，6月13日，县委忽然派来工作组，召开由全校师生参加的动员大会，集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工作组要求学校先停课，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特别强调反对只专不红的办学路线，要求教师和学生做又红又专的时代楷模，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奠定基础。

由于当时并未明确高考是否如期进行，因此我们毕业班的复习丝毫没有放松。学校根据同学们的成绩组织辅导小组，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还将阅览室、图书馆及学生餐厅腾出来，为毕业班同学的复习创造条件。工作组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学校安排的毕业班复习，但要求必须保证开会学习时间。我们心里不敢公开反对，但私底下都想方设法与工作组“打游击”。

有一天，学校组织我们毕业班开会学文件，我和另一位同学打算溜到外面复习，结果看见大门有人把守，急中生智，我们爬上学校高高的围墙，翻到后面邻山的红麻地里，躲在那里复习了一整天。这一天又闷又热，出汗出到衣服都能拧出水来。中午我们不敢出去找饭吃，合伙吃了一个早饭省下的馒头。

该来的终归躲不过，7月6日清晨，学校大喇叭里播出了“推迟1966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消息，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三年的努力在最后时刻化为泡影！刚开始时，我们还自欺欺人地怀疑消息的准确性，证实确有此事后，老师安慰我们：是“推迟”，不是“停止”，复习不要放松。我们抱着幻想，一刻也不敢丢下书本。但到年底，北京的学生陆续来校串连，一个又一个造反派组织粉墨登场，学校全面停课，教室内外贴满大字报，校长和老师成了被批斗对象，恢复高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1968年冬天，正是“文革”轰轰烈烈开展之时，我随全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县城北边的河凤桥乡刘围孜生产队插队。虽然到农村当了农民，一年四季“战天斗地”，但我们这一批“老三届”高中生始终没有放弃大学梦。

1971年，全国高校终于恢复招生，青年队的同学个个跃跃欲试，谁都想趁机跳出“农门”，去大城市读书。我心想，自己是66届高中生，青年队里没几个同届的，如果拼成绩，上学应当有把握。与我要好的同学说我有希望，甚至私下向我表示祝贺。后来才知道，这时的高校招生不需要考试，而是由贫下中农“推荐”。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父亲又是右派，只能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报名。

虽然政策上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视同仁，但后来我还是名落孙山。一打听才知道，所谓“一视同仁”不过是一个幌子，就算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招录，也只是一个点缀而已。这年，青年队里与我一起下放来的低年级高中同学中，有两三个人上了大学，而我这个66届的高中生却无缘读书。形势如此，无可奈何！

后来，青年队的同学们或是去读书，或是去当兵，或是被招工，陆续都离开了。再后来，包括我在内，只剩下三个同学。另外两人和我一样，家庭出身都不好。直到1972年底，河南舞阳钢厂招工，经过争取，我才得以离开下放五年的农村。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炼钢工人，在熊熊的炉火面前，大学梦就像投进炉中的焦炭，化作缕缕轻烟。我娶妻生女，一心考虑如何努力工作，怎么与远在家乡的妻女早日团圆……

1977年8月，家在北京的工友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们，邓小平又出山了，今年有可能恢复高考。当时，我刚刚被调到工厂子弟中学教初中物理，虽然恢复高考的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确认，但在我心里，大学梦已像初春的草芽，渐渐萌发。与此同时，我也十分担心：像我这样已经30岁、结婚成家的人是否还有资格参加高考？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其中特别提到，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婚否不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由于时间仓促，前后只有一个月，我只是简单看了看资料，就于12月8日，与一批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年轻人一起走进了考场。

考场就在我任教的子弟中学。虽然已经很熟悉学校的环境了，但那天我还是起了个大早，担心会出什么差错。当我带着文具盒走进学校大门时，看门大爷热心地问：“你今天是来监考吧？”我没敢告诉他我也是来参加高考的，害怕万一落选，在学校里传开，在学生面前影响不好。

这次考试我报的是理工科，考试科目是语文、政治、数学和理化，外语只是测验，不计入总分。11年前，我的数理化在班里总是前几名，虽然十来年没有再摸过高中课本，但我在农村担任过半年的初中物理教师，又在工厂子弟学校里教了半年书，早已遗忘的知识多少又捡回一些。我的语文、政治考得一般，但我感觉数理化不会差到哪儿去。

考完试后，刚好学校放寒假，我就回到几百里外的家乡商城，与母亲、在县医院工作的妻子，还有不足一岁的女儿团聚。假期还没有过完，厂里教育处打来长途电话，说我过了高考分数线，已经初选上，通知我赶快回厂里参加体检。

体检的过程并不顺利，也许是由于心情激动，加上长途跋涉，我的血压总是超标。给我量血压的是位女医生，她大约看我脸色赤红，便在一边不断地安慰我：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可是，她越安慰，我心里越着急，担心身体过不了关，影响上大学。后来还是女医生手下留情，给了个合格。

很快，我任教的子弟中学开学了，高考的最终结果却迟迟没有传来，我又回到学校代课。同事们都认为我这位“老三届”的高中生一定没有问题，分配课程时叫我不要再代课了。我却担心录取过程中有变数，一再坚持继续代课，校长最终同意了，但不让我代主课，因为他担心我随时可能离开学校。岂知到了1978年3月，厂里与我一起参加体检的几位初中毕业的年轻人先后接到录取通知书，而我望穿秋水，也没得到任何录取消息。后来才知道，这年省招生办规定，凡年龄超过25周岁的考生，要比别人高出100分才能录取。

得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十分懊丧。之前，挑灯夜战，本来有把握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结果因为一场“文革”，大学梦断；下乡期间，因家庭出身问题，屡屡丧失求学机会；粉碎“四人帮”后，终于有机会重圆大学梦，也达到了大学录取分数线，结果又因为年龄问题名落孙山。学校同事看我情绪低落，纷纷过来劝我，说还有几个月又要高考了，不如再试一试。

我想，再试一次吧！如果仍旧时运不济，我就“认命”了。1978年6月，我又参加了全国高考。结果出来后，毫无悬念地过了分数线，还高出几十分。汲取上次教训，填报志愿时，我没有选择全国重点院校，而是报了家乡新开办的一所师范学院——河南信阳师范学院。

1978年9月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走进了信阳师院数学系。31岁的我，带着妻子和女儿的希望，带着始终不渝的梦想，重新回到明亮的教室。同桌是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年轻人，看着他嘴唇上毛茸茸的胡子，我仿佛看见了12年前的我……（编辑 叶松）

作者：信阳市政府机关党委原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