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津涛

循 着作者的思路，读者会发现袁世凯称帝前后一系列的外交误判，尤其是对日本敌意和野心的错估，很可能是导致他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最为关键的一个。

当时，北洋政府唯一的外交隐患，就是日本。1915年9月，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演说，称中国国情还不能适应共和制度，即使恢复君主制，大多数人也不会反对；他还称赞袁世凯是“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这番话被袁世凯及帝制派视为日本政府的官方表态，备受鼓舞，当年10月正式启动了改制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驻日公使陆宗舆在同北京的往来电报，一再警告袁世凯，日本各界对帝制问题意见不一，且“大隈好作无责任之密语”，称帝之事必须谨慎，可惜没有得到袁世凯的重视。另外，由此很容易联想到一个故事，说袁世凯被假袁克定造的《顺天时报》欺骗，误信日本支持其称帝。现在我们知道，袁世凯要了解日本政府动态，有来自陆宗舆的汇报，及其他专业人士的分析，并不需要过多依靠媒体报道。

大隈对袁世凯示好的演讲发表后，日本军部、大陆浪人激烈反对，他们通过历史——袁世凯驻朝期间，阻碍日本侵占朝鲜，以及“二十一条”交涉中和日本的刻意对抗，判断袁世凯不会听任日本指导，要控制中国，必须“倒袁”。这些人希望看到，欧美各国不承认中国改行帝制，引发中国动乱，使日本得到在中国扶植亲日领导人的机会。

日本政府在反袁势力的影响下，决定游说欧美各国，发表联合声明，劝告中国缓行帝制。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私交极好，认为此时干涉，不仅不能阻止帝制，反而会动摇袁世凯政府，影响中国安定，无奈在英日联盟的约束下，只能附和日本。俄国急需日本武器援助，也同意参与劝告

三国劝告后，中国朝野震惊，只是箭在弦上，已无路可退。唐启华道出此中无奈，“袁世凯对日绝不示弱让步，日本则一定要中國屈服追随日本”，双方矛盾不可化解。北洋政府一边宣示，恢复帝制是民意要求，并非政府推动，无法中止的同时；一边施展“以夷制夷”的手段——通过参加协约国，换取欧洲各国支持，迫使日本在帝制问题上妥协。由于日本不愿中国获得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收回被其侵占的利权，因此一贯反对中国参战。英、法、俄和中国之间的相关谈判，只能背着日本，在暗中进行。

谁知消息还是走漏，日本兴师问罪。英国为维持和日本在远东的合作，否认曾和中国有过秘密谈判。袁世凯高估了中国对协约国的重要性。协约国固然希望中国参战，一方面驱逐德国在华势力，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在中国建立兵工厂，为俄国生产步枪，但是在远东地区，日本才是协约国最为看重的盟友。在中、日之间，协约国必然倾向后者。

在发动全面“倒袁”后，日本开始援助中国境内宗社党、革命党、护国军等反袁力量。其实包括护国军起义在内的各项反袁行动，影响都相当有限。但这些内乱的发生，使日本有了干涉借口，也让欧美各国对“中华帝国”的态度，从倾向立即承认，变为暂时观望。

袁世凯决意称帝的原因很复杂，同他的个人野心及对共和的误解都有关系。清楚的是袁世凯贸然称帝的后果——给了日本干涉借口，日本趁机在中国制造动乱，并确立了东亚霸主地位；他本人的迅速败亡，更导致中国彻底陷入割据局面，错过最后一个没有外敌入侵的发展期。无论动机怎样，袁世凯恢复帝制，终究是不可原谅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