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的方向与归属：生态诗学

2018-01-04梅真

当代文坛 2018年6期

梅真

摘要：生态诗学是所有诗学的方向与归属、初心与源头，通过探讨基本概念、美学原则、诗学特质、研究范畴，有助于从理论上建构中国当代生态诗学，从实践上推动中国当代生态诗歌。

关键词：生态诗学；概念；原则；特质；范畴

中国当代生态诗歌有意识的创作开始于1990年代生态思潮在中国兴起之时，而生态诗歌的潮流在本世纪初也已逐渐高漲起来。在这二十几年中，中国诗学界经历的最显著的改变可以说就是来源于生态诗潮，甚至可以说是诗学的革命。19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诗歌的研究和批评先是以欧美生态批评为理论基础，因为西方先于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欧美生态批评理论也在1990年代以前得到了较为丰富和成熟的建构。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生态美学在1990年代被山东大学曾繁仁教授提出，并由他领军开始梳理、规划和建构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系统，至今已取得众所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生态美学还不能等同于生态诗学，不能解决生态诗歌研究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针对性较强的问题。

所谓诗学，在文艺研究范畴的广义理解应该是指文艺理论，狭义上指关于诗歌的文学理论。“诗学”的概念和运用在西方文论史上，较早的应该算是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是一本涵盖了史诗、悲剧、喜剧等多种文体，对这些文体的起源、特点、功能、相关联系和区别，以及情节安排、体裁特征、人物性格、写作原则、批评方法等一系列文学问题进行研究的文学理论著作。他的较为系统性和创新性的诗学思想对西方诗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此，根据西方的文学理论范畴，狭义上的诗学具体上应该是指对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等创造性的活动的起源、过程、逻辑、思维、观念、方式、特点、功能、结果、价值、意义等各方面的原则、属性和规律的深入研究。“诗学”以文学理论为基础，但其外延和内涵又不同于文学理论。简单来说，它比文学理论更加有针对性，即是针对属性和规律的研究；更加有艺术性，而非功利性和实用性；更加有包容性，而非仅仅局限于文学的理论，哲学、美学甚至科学都可能融入诗学。

而本文要谈的“生态诗学”，既不是“生态的诗学”也不是“生态加诗学”，而是源生于中国古代生命论诗学和吸收西方生态思想的整体主义生态诗学。中国生态美学学科和理论体系已经建构起来，生态诗学则还没有，但生态美学是建构生态诗学的前提和美学指导。

生态美学是在国际性生态理论热潮中由中国美学家首先提出的：狭义上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而广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①而根据以上各种概念的整合，“生态诗学”研究应该是从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角度，对生态诗歌的起源、过程、逻辑、思维、观念、方式、特点、功能、结果、价值、意义等各方面的原则、属性和规律的深入研究。

中国生态诗歌有很多不同于西方生态诗歌的特质。因此也不能完全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来批评中国生态诗歌。之前我们的诗歌评论和诗歌研究，如果用到西方生态批评，实际上就只是用西方生态思想来解释中国生态诗歌里面的主题与思想，其实很难全面而深入地看到中国生态诗歌的特点。中国生态诗歌的创作当然会受到西方生态诗歌的影响，但最主要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源头还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中国的生态现状，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方式。当然由于也受到西方现代生态思想的影响，受到当下全球生态危机的影响，所以也不能完全用中国传统诗学来解释当代的中国生态诗歌。

因此，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也就是中国当代生态诗歌发展成熟的阶段，应该建构中国生态诗歌自己的生态诗学。生态诗学应该是所有诗学的源头和初心，但后来却有了变化。有学者认为，所谓新诗与传统的“断裂”，事实上就是因为新诗缺少生态诗学观念造成的。从生态诗学的角度来划分，古诗可分为政治抒情诗和农业诗（或广义生态诗）两类。因古代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因此古代诗歌很大部分都离不开自然。而现代诗歌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就越来越远了。而在生态危机和诗歌困境的严峻形势下，人类应该重新思考建立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否则人类社会也无法可持续发展下去。因此，生态诗学的建构，将是今后所有诗学最终的方向和归宿。

— 生态诗学的基本概念

（一）生态诗学的对象界定

生态诗学的建立，首先需要确定生态诗学研究的对象。生态诗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以生态诗歌为代表的生态文学，如生态小说，生态散文等等，但最主要还是生态诗歌。生态诗歌也可分为广义的生态诗歌与狭义的生态诗歌。广义的生态诗歌应该是，感悟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歌。这个较广泛的定义是想要把古诗包含在生态诗的范围之内，以探求中国生态诗歌的源头。而狭义的生态诗歌，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诗歌，产生于工业社会时期。作为孕生于工业社会但又从生态的角度揭示、批判、反思工业文明积习的一种文学形式和文化现象，它与通常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人的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的诗歌有本质的不同。生态诗歌把人放在整个生态系统的一员的位置，从“生命共同体”互为依存和影响的整体角度来体验和感受，并以对灵魂的反思和生命的体验来调整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关系，抗衡心灵日益物化的精神病相。

（二）生态诗的起源和历史

生态诗学的建构，第一步是探究中国生态诗的起源和历史，以此梳理出系统的生态诗歌史。中国的生态诗歌史应该在诗歌史里面有一条自己的脉络，同时联系着中国的生态思想史。因为中国的诗学是从劳动当中开始，所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诗歌，都应该在探究的范围之内。学者王建疆在《中国诗歌史：自然维度的失落与重建》②一文中阐明了“自然”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维度，他简要梳理了中国诗学中的“自然”观念和角色的变迁，将“自然”在文学史中的发展过程作了划分：原始人通过想象尤其是通过原始神话来征服自然的原始时代；人把自然景物作为比兴和比德的手段来为表现人的情感服务的先秦时代；人对自然的亲和、喜爱导致文学中景物作为对象被静观的汉魏六朝时代；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导致诗歌中情景交融的唐诗时代；理性思考压倒情景交融而导致哲理、理趣逐渐替代意境的宋诗时代；社会和民族矛盾以及市民生活导致的关注社会现实胜于关注自然的戏曲和小说发达，诗歌式微的元明清时代；随着全球化兴起而来的人与自然关系被放逐的近现代文学阶段。③

学者代讯在《走向生态诗学：中国现代诗学一个可能的突破方向》中也指出：“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特别是生态批评所特意标举的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景观，已经断绝了诗歌继续走农业诗或生态诗的古典诗歌发展之路。”④到了现当代，新诗诗学观念中自然逐渐在消失。正如刘精科在《“自然”在人类诗学观念中的变迁》一文中所述，如果按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划分人类历史的话，在人类历史的前现代时期“‘自然在文学批评和诗学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体现出一种‘自然崇拜意识。”而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人类进入到了现代文明社会，从以依赖自然的农业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变成了以工业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时代”之时，人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理性与科学得到张扬，而自然的地位就逐渐被人类忽视了。

在这种情况下，“早先人类对自然的神秘感，人类与自然之间结成的亲情关系已经荡然无存了。自然不再是人类情感依附、精神守候的家园，它已经沦为现代人控制与索取的对象。”而更可怕的是，正因如此，“文学艺术批评也开始表现出对理性、科学、原理、规律的偏爱与盲从。”⑤而到了后现代时期，也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时期，则呈现出“‘自然与诗学观念的和谐”的趋势。因为面对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学者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反思和揭示灾难产生的原因。其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破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人们开始重视有机性、整体性、系统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情关系和家园意识，“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⑥更有很多西方学者预言：即将到来的后现代是人类生态学时代。

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标志是有新的且已经逐渐成熟而系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重新确立。因此，中国生态诗学的建构是生态学时代到来的必经之路和前提条件。目前，在这方面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中国生态诗歌史、中国生态思想史的整体梳理和分析。这两项议题对于中国生态诗学史的建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生态诗学的思想内涵

建构生态诗学的第二步则是挖掘生态诗学的思想内涵。包括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比如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中的生态思想，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物我不分等等；包括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比如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深层生态学，诗意地栖居，大地诗学等等；包括中国的生态美学，比如审美和审丑；以及中国传统诗学与生态诗学的比较和取舍等等。

从传统诗学中寻找生态诗学的源头，将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工作。因为传统诗学是非常庞大的系统，需要对中国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哲学美学有着博古通今的了解的学者，才有可能系统而完整地做好，或者由生态研究团队分工合作。

目前，對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西方现代生态思想都有不少的论著。而有一个重要的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就是中国和西方生态诗学的比较性研究。这是一个很复杂但是很有意义的议题。当然目前也有生态美学家在做一些相关的比较，可是系统性的比较却仍然缺乏。

二生态诗学的美学原则

（一）核心原则：生态整体主义

生态整体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主要来自以下思想资源：生态学的系统观、联系观、和谐观，还有卢梭、达尔文、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海德格尔的生态哲学，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和盖娅假说等当代整体论生态哲学。

最早阐述生态整体主义的利奥波德强调了生态整体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当一个事情有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⑦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⑧

即使目前生态整体主义还没有成为人类公认的”根本尺度“和”终极标准”，但这是所有诗学的方向和归属。目前的生态批评也都是基于生态整体主义原则。在坚持此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回答、反驳或解决很多难题。比如生态整体主义不等于生态中心主义，不等于不考虑人的生存价值，不等于人要放弃自己的合理需求和对自然界的依赖，只是要以生态整体性原则为标准，在这个尺度下进行人类社会的活动。

（二）基本关系：主体间性关系

生态美学的出现是社会历史与学术发展、思想进步的必然。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同时，在思想与哲学领域发生了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转型。

主体间性原则让人类跳出人类中心主义有了极大的可能，也是创作出真正的生态诗的基本原则。用主体间性思想，才能开启生态创作思维。生态批评的主体间性原则是指“在整体性原则之下的、同时承认并张扬自然主体和人主体、并特别强调这两类主体之间的联系的关联性原则。”⑨也就是说，人主体与自然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交互主体性关系，两主体都在生态世界之中，每一主体都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显现及其统一体。被正确经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主体间性关系。中国最早的生态学者之一的王诺教授早已指出：“破除了人类中心、自我中心和二元论以后，生态批评只能将整体性原则和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原则作为自己的核心原则。”⑩

而对于包含生态批评在内的生态诗学来说，如果整体性原则（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是核心的话，对于生态诗歌的创作和批评来说，主体间性原则应该是诗学的基础，因为不先确立主体间性关系，就没法认清人在生态整体中的位置，更没法厘清在诗歌中的位置和对于自然主体的态度了。

人类中心主义者把自己置于自然的中心。生态思想家卡森认为，人类涸泽而渔地对待自然，其最主要的根源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长达数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即：“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11那么，人在自然当中的位置应该是怎样的呢？不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生态文学。王诺教授曾指出，“如何表现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平等、朋友式的、相互交流的关系，这是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之后的生态文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12也就是说，生态文学首要的就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然后考虑怎样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生态诗的主体间性表达与梅洛·庞蒂的十分相似：“将感受到的事物写成实体，将感觉能力写成力量，而将感觉本身写成一个万物有灵的领域，为的是强调它们对感知经验积极有力的贡献。把特定的事物描绘成有灵的生命，仅仅是为了以最精确和最简洁的方式明确表达我们自然本能地感知事物，而这样的感知发生在我们所有的概念化和术语化之前……先于我们所有的语言反应，在我们本能的层面上，感官地参与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都是万物有灵论者。”13所谓“万物有灵论“，在生态哲学中绝不等同于任何宗教、迷信或是拟人的修辞手法，而是以生物学、生态学、生命科学为基础的自然理论在文学艺术中的体现。因为动物、植物、微生物等本来就与人一样是生命体，都有本能的感知能力。

这样说来生态诗学中的自然主体并不是从人的角度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因为人的同情、热爱等情感所构建出来的，而是不管在自然科学常识还是艺术本质当中都原本存在的主体。那么，自然主体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消失或者变成被人践踏、任人摆布的、供人享受、给人欣赏的客体了呢？是什么思想让人类不再尊重和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和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关系了呢？

美国学者格里芬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就此而言，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14德国学者韦伯也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祛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15可以说，人类因为自己的欲望而蒙蔽了双眼，不再在乎自然，也不想了解自然，直接给自然袪魅了，狂妄自大地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主体和世界的主宰，自然是没有思想的客体和人类活动的对象，人作为主体可以掌握和控制一切，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对抗（天灾）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关系……这种祛魅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是“科学的”、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已经被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创造力）的无数次进步、胜利冲昏了头脑，被金钱权力等欲望迷惑了心灵。

而事实上真正科学的思想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人在生态整体中只是其中一员，和生态系统中其它生物是一样的，在人类产生之前大自然就存在着，在人类灭绝（好像其他物种灭绝一样）之后，自然还会继续存在。

关于主体间性原则有一些目前还存有的误解和争论，有必要在此阐明：（见下页）

中国当代生态诗的主体间性有一个明显的体现就是人与地域的主体间性，即有意识的地域感。正如辋川之于王维、瓦尔登湖之于梭罗、沙乡之于利奥波德、岩手之于宫泽贤治、塞拉山麓之于斯奈德，不仅是地域标识，更是生态诗人的灵魂栖息地。到了创作成熟时期，生态诗人甚至常常用地域为诗作或诗集命名，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地域感的表达，正是生态诗人与他的栖居地的主体间性关系的表现。正如格雷戈里·卡杰特所指出的那样：“人之内在存在与人之外的存在有着一种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有赖于我们较长时间地居住在某个地方。我们的物理构造和心理特性，是在特定的气候、土地、地理和当地生物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16

（三）自然性原则：非拟人手法

此原则看似最容易达到，但也很容易被曲解和误用。比如山水田园诗似乎也符合此原则，而其实并未达到标准。自然性原则的标准应该是：审美对象为自然，而不是人文景观；审美过程是融入自然并体验和交感的过程，而不是人化自然，旨在表现自然本身之美；审美内涵为和谐的、循环的、健康的、有规律的、有生机的、原生的自然，而不是拟人化的、带有人的情绪的、因人的主观意识而变化的、物化的自然。正如有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生态文学家在进行自然审美时，目的不是自然命名化、自然抽象化、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自然本身的美和对这种美的感知过程。”

正如中国生态诗人华海已经明确意识到的那样，如果仅用人的同情和理解去设想自然物是危险的，很容易再次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因此华海在《静福山》中更加明确地表明：“你说，花开是打开寂寞/鸟鸣是鸣叫寂寞/其实寂寞是你的寂寞/静福山自有它的热闹”。17（《静福山系列之六》）“静福山伏在那里/你说他回忆或者等待/那是你的感觉/它只用风的嘴唇/和草木的手语说话”。18（《静福山系列之十六》）

以华海生态诗歌创作为例，中国生态诗中用到的文学技巧，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拟人手法。不是将自然万物的经验、感受模拟成人的经验、感受，恰恰相反，真正的生态诗是人要将自然物当作与人一样的主体，与他们交互感应，因为自然万物都与人一样是生命体，都有自己的生命经验。

生态诗只不过是用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语言，从人类的角度去阐释这种“活”的生命共同体，华海运用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想象、联想和拟人，而是运用了“事物间永恒弥漫的感应”（《天湖》）他在这些生态诗中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生态思想：人是自然的一分子，与其它生命之间有着密切的相通之处（永恒感应）；人与动物、植物、山川、河流、泥土、空气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只有保持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完整和健康的系统循环，才能保证包括人在内各种生命的长久存在。

生态诗所谓的“写活自然”也绝不是拟人手法或者“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拟人手法的本质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是把自然物比作人，以寄托人的感情、人的思想，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物，而自然物本身只是人利用的客体，它没有生命价值，没有主体性。而真正的生态诗是建立在人认识到并承认自然物的生命都是独立个体的基础之上，建立与世界的主体性关系。

（四）交融性原则：交互感应

这一点与前面所说的两项原则——主体间性和自然性都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交融性原则更侧重于强调生态诗歌审美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交互感应方式和状态。人不是把自然当作远远欣赏或者是放松享受的客体，而是全身心地投入自然，甚至是忘掉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无我”的状态并不是真正的没有人存在的状态，反而是人与万物一样共生在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中的存在状态。勒斯认为，“交融性自然审美的关键是彻底开放器官去感受，自然万物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和协调。与大自然交融是最高的欢乐，是狂喜的时刻，人与普遍生命再次融合，终于复归于生命始源。”人与自然的交互感应（交融），不仅是生态审美的最高境界，也是生态诗学的终极理想。

要交互性体验“万物有灵”即大自然种种神秘的生命迹象，离不开我们的感觉器官。中国的生态诗歌在这一点上非常突出，不只是用眼睛，还要用上各种感官；不仅通过视觉，而且通过触觉、听觉、嗅觉全方位立体地感受生态。生态诗中人对自然的感悟的是立体的、丰富的、五味俱全的。这些生态诗歌用“生态审丑”的方式来刺激读者的感官，目的是让麻木的、无视危机和错误的人们警醒。

（五）批判性原则：生态审丑

在审美方面，生态诗歌可能有两个看起来截然相反的维度，即一方面审美，一方面审丑。在生态危机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审丑更为普遍和重要，因为已经再也没有未被人类破坏的完整的自然了。

曾有人批评，当代生态诗的审丑太过直接而失去诗歌的美感和味道，这不仅仅是欧美生态诗的问题也是中国当代生态诗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在对于破坏生态的人类的思想、行为的反感、憎恶、悔恨、愤怒、无奈、焦虑等各种复杂的情感的刺激下有了创作动机和冲动的诗人们，是觉悟了的、清醒了的生态危机当局者，同时又是积累了直面现实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极富责任心的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旁观者。正因为如此，生态诗歌才很难像其他诗歌那样，将这样强烈的情绪含蓄委婉地、间接地表现出来。但是，直接而强烈地表达情绪的诗歌，会产生两个极端的效果：情绪的刺激和直白的批判让读诗的人产生共鸣也被带动，但也有可能让读者无法理解、不以为然，无法产生共鸣。

因此，怎么样让生态诗歌既有批判性又不失其美感？在生态审丑上，生态诗学应该如何致力于诗歌审美、诗歌意境、修辞手法和情绪表达方式的研究？

三生态诗学的诗学特质

（一）风格性

任何诗歌都不能没有个人风格，但是要形成风格不等于要用很多技巧或者丰富华丽的词藻。生态诗歌更怕的是被人认为是千篇一律的说教，而不能起到直达人心的作用。生态诗歌需要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创作，有多样化且丰富性的主题和形式，才更容易打动、影响读者。以生态审丑为例，如要揭露被人类破坏得满目疮痍的现代世界，直白的描写不如漫画式的描写，强烈的控诉不如巧妙而且幽默的反讽。比如闻一多的《死水》用以丑为美的手法，来讽刺旧中国的腐朽、丑恶。丑与美的反差效果（本来是要写丑的，但是用美的东西来形容和比喻丑的对象）刚好能够起到强烈的反讽效果，自然就达到了批判的目的。当人们读了此诗，自然会产生恶心、厌恶、反感，甚至愤怒的感情，诗歌抒情的目的就达到了。

当生态诗歌使用反讽等修辞手法时，诗歌就具有了犀利的批判风格，又不会让人觉得太过直接难以接受，甚至还有了更多的趣味性，使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也可以靠自己的想象和理解，来参与诗歌的批判过程。生态诗歌比起其他诗歌其实更具有现实性，而且更具目的性，那就是能够揭露现实，影响现实和改变现实，特别是通过生态诗歌的传播来改变人们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代之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当然，反讽的手法只是其中一例。生态诗歌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风格，比如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写实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古典主义的等等，创作者和批评者其实都可以做更多的探索和尝试。

（二）戏剧性（悲剧或喜剧）

生态诗歌是一种很有张力的诗歌，因为诗歌里面存在着对抗、反叛、怀疑、矛盾、革命、更新、重生等各种张力。因此，非常适合用表现张力的戏剧手法来表达。戏剧可分为喜剧和悲剧两种主要形式。

喜剧性的生态诗歌，并不是指它有故事性或者有大团圆的结局，而是应该把生态系统和自然万物的美好、和谐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等等以自然的、灵动的、神秘的、有趣的、轻松快乐、怡然自得的形式展现出来，喜剧性的生态诗歌，首先需要让自然复魅而不是袪魅。也就是承认自然的神秘性和人的認知的有限性，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可能了解自然的全部的，也不能够用科学去解释自然的一切现象。复魅以后的自然会获得未知的、无限的趣味性。也可以将人类的愚蠢、丑陋、贪婪、自私、自利、卑鄙、自以为是、狂妄自大、麻木不仁等弱点以异化的、滑稽的、可笑的、调侃的、讽刺的、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

悲剧性的生态诗歌，也不仅仅是有悲惨的故事结局，而是通过痛心疾首的、伤心欲绝的、后悔不已的、恨铁不成钢的悲剧形式，展现被人破坏了的满目疮痍的自然、流血死亡的生命，肮脏凌乱的、不健康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残缺的、异化的、充满铜臭味的人文景观，异化的、功利性的、虚情假意的、紧张的、矛盾的、对抗的、再也不和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或者通过扼腕叹息的、同情可惜的、沉重呐喊的、深情呼唤的悲剧形式，来塑造一个自然的形象或人的形象，表现他们为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平衡而探索、为抵抗人类工业和科技的破坏而战斗、为改变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坚持的行动和努力，即使最终落得不被接受，不被理解，甚至被嘲笑、被残害的下场，这就是类似于悲剧式英雄的结局。诗人东荡子的长篇生态诗剧《灵魂与土地》“王寻找愚”的过程，就是充满悲剧色彩的过程，“王”不寻找可以助他一统天下的智者，反而寻找可以给他最原初忠告的“愚”，走到哪里都被人质疑、嘲笑，最终王找到了愚，而王不再是想要征服一切、霸占一切的权力之王，而成为一个让万物自有，遵循自然法度的自然之王。

（三）寓言性

欧美的生态诗人在工业革命不久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蓬勃发展之时就已经开始批判大家都欢呼雀跃的进步了，因此像雷切尔·卡森、杰夫斯·罗宾森、加里·斯奈德等生态诗人，一开始都被人视为故意与主流唱反调的异类。欧美生态诗歌极具预言性，早于他人看到并揭示了生态危机与人的异化。

中国生态诗学的寓言性，还不仅仅是指这种“预言性”。寓言性是指在短小的诗歌中，能够微言大义，能够蕴藏深刻的道理，能够折射人类共同的问题或人生价值。就此说来，生态诗歌更应该具有寓言性，它所体现的应该是生态危机的缩影，或是人类弱点的典型，或是错误道路的模拟，或是不良心态的折射，或者是可笑行为的比喻，或是可怕后果的预感，或是可悲下场的预警，或者是未来图景的预言……

生态诗歌预言性的价值就是能够提醒、警示人类，让人们反思、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预言的警示作用要比直接批判来得更直达人心，更巧妙自然。

华海的生态诗《小海》就是一篇“小寓言”。诗中孩子和海蜇、“小海”的关系已经是主体间性关系：孩子了解海蜇需要“小海”才可存活，孩子尊重海蜇的生命存在才不停地舀水企图拯救它们，而露底的沙坑永远也盛不满水，于是形成一个如西西弗斯的神话般具有悲剧精神的小寓言。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认为“这首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真实的生态处境，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而应当是地球这个多样共同体中的谦逊成员。”19可见华海此诗看似简单自然，却富含深意，“小海”的悲剧揭示了我们真实的生态处境和有限的智慧，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及作用。

（四）史诗性

既然生态诗歌有它的渊源，人类从有文字起就开始表达人与自然的联系。越早期的中国诗歌，与自然的联系就越紧密。梳理生态诗歌的源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生态诗歌本身是具有史诗性的，采用诗歌的艺术形式表现和记载了人与自然关系、人的自然观的历时的变化，与历史的陈述形成了相互印证。我们注意到生态诗歌的史诗性，就能顺着此历史线索，找到人的自然观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远，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从什么时候开始走错了路。

生态诗歌的史诗性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让我们明白，人类最初的起源也是最终的归宿，就是和自然保持最为密切和谐、平衡、美好的关系，整个生命共同体才能够可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生态诗学中的史诗性特质，包含着对自然的复魅，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初面貌和重新修复，也包含着生态诗歌史、生态思想史和生态诗学史等各方面的内涵。史诗性必定会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中的生态思想，比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等。

当然很多其他类型的诗歌也有史诗性，但如果那些史诗性的诗歌，只是歌颂人类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和改变世界的力量，那么他们和生态诗歌的史诗性也是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因为生态诗歌的史诗性，是遵循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原则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并不是“史诗”的主角，“自然”才是“史诗”的主角。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一些经典的长篇生态诗中，其实总会同时拥有以上多种特性。比如在前面所举例的东荡子的诗剧《灵魂与土地》可谓整个人类社会变化的缩影，也是人类思想变化的抽象，可以说这首非常有价值的生态诗同时具有明显的、典型的戏剧性、语言性和史诗性的特征。

四生态诗学的研究范畴

（一）创作发生论

除了前面所说的中西生态思想源头之外，生态诗歌的创作动机也非常重要，也是鉴定真正的生态诗歌的首要因素。生态诗歌创作动机主要包括：

触发——包含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诗人在生态危机、思想危机和诗歌危机三重危机之下，触发了创作动机；另一方面，一些诗人在西方生态思潮传入中国的1990年代，接触、学习和接受了西方生态思想和生态诗作品，受到触动而开始尝试创作生态诗歌。

反思——受到触发后的诗人开始思考，人类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一方面追根溯源，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一方面重新思考人的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西生态思想的影响之下慢慢沉淀下来，形成自己的诗学观，开始探寻如何表达自己的诗学观。

批判——在生态诗歌这种与现实问题有直接关联的创作中，与过去赞美欣赏自然不同，更多以反思与批判的方式出现。因为批判的矛头指向人类自己，而且具有无奈的、绝望的、痛心疾首的、后悔的、愤怒的、恐惧的复杂情绪。如前所述，这种批判一定先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囹圄，才能和其它非生态诗歌或伪生态诗歌的“同情”“可怜”“义愤填膺”“大义凛然”区分开来。

交感——对于当代生态诗歌来说，最深层次的创作动机应该是交互感应。诗人在主体间性的立场下，才会发生与自然的交互感应。

（二）过程和内容论

生态诗学建构了文学与生态的动态关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文学批评往往以文本、作者、读者、世界四个角度展开。以文本为中心批评关注文本的内部要素，诸如修辞、结构、人物、话语；以作者为中心批评围绕作者展开，研究焦点放在作者生平、社会背景、作者心理等方面；以读者为中心批评聚焦于读者反应与接收，强调读者的认知结构；以世界为中心批评侧重文学对客观现实，尤其是社会的反应。”生态诗学以自然与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作为它的主线。

生态诗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何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挖掘诗歌生态主题，建构生态诗学审美原则。生态批判的对象主要聚焦于人类中心主义、征服与控制自然观、欲望动力论、唯发展主义、科技至上观、消费文化等多个方面；生态主题主要包含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感悟自然等方面；生态诗学的审美原则包含前面詳述过的整体性、交融性、自然性、批判性等原则。

而诗歌创作中生态思想如何转化为诗歌语言，也是生态诗歌需要研究的。比如对于大多数生态诗人来说，其创作思维大体是：生态危机现状触发→顿悟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谦卑的心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敬畏自然→自然在诗歌中复魅→人与自然建立主体间性关系→交互感应的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和谐共生的未来……

在此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环节会根据每位诗人、每首诗歌的不同风格和角度有所变化或重叠，视乎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总体的方向是朝着和谐共生的生态诗学最终目标发展的。

（三）审美境界论

审美境界包含生态诗歌审美和审丑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方式，也包括诗歌所达到的主体间性或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生态诗学对于审美境界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由此生态诗不会再被误解为只是“生态加诗歌”的生硬结合，也不是简单说教的“生态的诗歌”，而是将审美价值与生态思想、生态美学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真正的诗歌。这个范畴在前述美学原则和诗学特质里已有详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四）影响和价值论

中国当代生态诗学的探索与实践，是诗坛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积极应对。有学者指出生态诗歌的价值不仅在于“运用其独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来观察和感受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观察和感受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揭示环境危机，突出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感悟”，而且还在于“不仅拓展了新诗的创作视野，给新诗的发展带来广阔的天地，而且对诗歌史的叙写产生一定的影响”，20这表现在：

首先，对诗歌创作的建构性影响。由于作家自然观念的变革，带来了创作观念和主题的拓展，也会影响诗人对社会、人生的重新审视。同时，诗人“在观察、表现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时，也会产生新的创作灵感和新的表达方式”。21如生态诗歌中显现出来的简单生活观、自然价值观、生态责任感、生态伦理观以及新的表现手法和风格。

其次，对诗歌史的结构和内容产生颠覆性影响。重新确立自然在诗歌史中的地位，“影响我们对文学发展历程的重新梳理和对文学现象的再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能为我们研究诗歌流变提供全新的视角，从而在不同的意义上重新审视中国诗歌史和中国美学史。”

最后，生态诗歌有其独特的精神价值和诗歌价值。生态诗歌是古典诗歌与当代新诗的结晶：它继承了我国古典自然诗歌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联接了民族生态诗歌传统与现代的命脉；又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创作实践中，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建构了新的诗歌理念；又和全球生态危机下产生的西方生态诗歌对接，让新诗风格更多样、内涵更丰富。

综上所述，生态诗学既包含对生态诗歌的创作方式、创作动机、主题、思想、特点、价值等方面的提取、归纳和研究，又能够在丰富诗学理论的同时指导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的实践。生态诗学可能不从属于任何诗学范畴，而是所有诗学中，更深层的或者更广阔的一种诗学。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诗学应该是所有诗学的源头和初心，也是所有诗学最终的方向和归属。

注释：

①曾繁仁：《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②③王建疆：《中国诗歌史：自然维度的失落与重建》，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④代讯：《走向生态诗学：中国现代诗学一个可能的突破方向》，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⑤刘精科：《“自然”在人类诗学观念中的变迁》，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⑥1415[美]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载《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第5页，第48页。

⑦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r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p.24-225.

⑧⑨⑩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第128页，第128页。

11Carol B. Gartner ， Rachel Carson， 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p.120.

12王诺：《人主体与自然物主体的对唱——读华海新诗集〈静福山〉》，载《中国绿色时报》2011年5月6日。

13David Abram，The Spell of the Sensuous，New York：Vintage，1996，pp.56-57.

16Gregory Cajete，Look to the Mountain；An Ecology of Indigenous Education，Durango：Kivaki Press，1994，p.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