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环

摘要：本文就中越两国文论现代转型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和“越南化”进行全面和系统化的考察，从而指出中越文论的相同与差异，并更好地发现20世纪中越文论發展进程中所存在的“他国化”现象和“失语症”问题及克服办法，为中越两国的文论话语重建及新文学体系构建提供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中越文论关系；失语症；他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

中国在人类文学史上具有悠久的文论、美学传统，其同时也为世界文学、文论、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东亚，特别是在儒学文化圈国家之中，中国文学、文论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自从20世纪初至“五四”文化运动，中国文论以民族精神和现代化的渴望已全面学习西方、追赶西方、超越传统，为新中国构建出具有现代性和丰富多彩的新文论体系。这也是中国文论在20世纪中的第一次现代转型。自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生活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下又进行了第二次现代转型。20世纪40年代至1978年，在这四十余年时间之中，中国文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就，但其同时也面对着各种困惑和危机，而那些危机主要来自于当时中国文论本身的各种机械、教条和政治化。换句话说，如何解决中国文论话语之“失语症”现状并重新肯定中国文论话语在整个世界文论体系上的地位和话语权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要做的工作。

而在越南，自从1986年起，随着越南政治、社会、经济全面进入革新开放的新征程之后，越南文学生活也迎来了松绑、解脱和现代化发展的良好机会。今日看来，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文论不仅成功实现了20世纪中的第三次现代转型，还取得巨大的成就，但这一切只是大家所看到的表面，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背后其实总充满着各种付出和代价的。20世纪越南文论的第三次现代转型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之中，越南文论的发展特征主要在于全面解放、极力批判各种机械、社会学庸俗、教条的文艺观念，积极研究和全面推广像20世纪初那样的科学和自由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第二阶段于1990年代末至今，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及世界经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环境下，越南学者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和运用的同时也慢慢进口和推广非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括一些西方现代文论。在仅仅三十年时间之中，越南文论从单一、教条之文论体系已翻身成为一个多样化、相对自由发展的文论体系。

一 中越文论观念及研究方法现代转型的

“失语症”问题

众周所知，中国文论和越南文论都属于较为典型的东方文论，与西方文论相比，东方文论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及基本特征。西方文论从古希腊以来都倡导“模仿说”，东方文论则以“诗言志”为核心价值观。这种观念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同时也是越南近千年古代文学的基本原则，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看出东西方文论话语体系所存在的差异。正如黄曼君先生所言：“从理论内涵上看，‘诗言志与‘模仿说都是对文学艺术本质的解说，但‘言志说本于‘心，重写意；‘模仿说本于‘物，重写实。”①而20世纪初的中国和越南，由于在历史巨变的推动下也慢慢地走进现代化时期，文学领域也不例外。从以“文以载道”“诗言志”的传统观念，中国文论和越南文论通过与西方文化与文论的相遇后，也开始了自己的现代转型。实际上现代化转型不仅发生在中国、越南等东方国家，欧洲文化、社会从中世纪起，特别是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爆发并取得成功之后，已开始踏入现代转型征程。由此可以肯定，东西方国家虽然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存在差异，但革新与现代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走之路的。

20世纪初的越南，在潘佩珠、潘周征所提倡的“东游”运动，由梁文玕、陶元普、潘俊丰等人所倡导的“东京义塾”运动，以阮太学为领袖的越南国民党，以胡志明为领袖的越南共产党的救国革命倡导之下，越南文论正式踏入现代化进程。而在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随着维护国家和解放民族伟大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的文化革新进程也拉开了帷幕。就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已从“诗言志”的传统观念转换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重政治实用”、以鲁迅为代表的“重主观表现”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重文学本体”等三种不同的文论观点。“五四”运动后，“在以现实主义为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种文学思潮交错推动和影响之下，重现实政治、时代人生、重自我表现、主体创造以及重文学实体的构成和显现等批评观念、类型和模式，又显然是近代三个基本格局的重复和发展。”②梁启超受日本现代文论的影响提倡“救国小说”，王国维受德国美学的影响主张从审美观点和视角来研究《红楼梦》，胡适接受美国实证哲学主张运用实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受启蒙文学、现实主义影响的鲁迅主张创作现实主义文学，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周作人主张“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太阳社、创造社则倡导“革命文学”，冯雪峰等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支持鼓励无产阶级文学，受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茅盾则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被浪漫主义影响主张浪漫主义文学等等。可见，20世纪初的中国文论在文艺观念上可以说已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论格局。

而20世纪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越南文论虽然新文学观念还较为模糊，没形成像中国上述如此明显的格局，但现代化的种子已开始发芽。全国各地出现不同发展倾向和追求的各类民主、革新运动。“勤王运动”的爆发与失败成为了越南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起点。以现代民族精神为动力，越南学者积极地把阮攸的《金云翘传》，胡春香的喃字诗歌，阮廌的《平吴大诰》《国音诗集》等越南古典汉字、喃字文学音译成现代国语字，同时也组织编撰和注释了多部越南古典文学史。这一切都反映了越南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国学经典的传承与呵护，同时也确定了越南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发展事业的责任担当。与此同时，法国对越南的殖民政策以及其在越南全国范围内所创建的各类现代模式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也让越南知识分子第一次能够全面、系统化地接受和把握西方文化、文论的知识体系。除此之外，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对越南文论的革新及现代化的渴望也是越南文论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元素之一。海潮、邓泰梅、张酒、梁德铁、范琼、梁维次、阮文永、张永记等20世纪一批优秀知识分子正是越南构建文论现代体系的重要和主要力量。

在1932-1945年这一阶段，越南文论的现代转型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批评理论协同发展。怀清和少山的作家自主意识文艺观念可以看作为这一阶段越南文论现代转型的重要起点。这一观点同时也被春妙、制兰园、韩默子等新诗运动诗人们接受并出色地表现在他们的诗作之中。“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也因此而发生。这场文艺论争同时还被看作为资产阶级、唯心文学观念和无产阶级、唯物文学观念之间的思想斗争的一种表现。而在中国，第一次现代转型如上所述，“是从突破‘诗文评传统文论形态、接受和转化外国文论的过程中实现的，其间经历了主要接受日本及欧美文论和主要接受转化苏联文论两个阶段，经历了从多元探索到多元归一、形成统一的理论系统的漫长过程。”③可见，中越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不在于其传统文艺观念自身所发生的变革而是受西方的文论思想的影响后发生的。

20世纪初，随着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国文论和越南文论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巨大的改变。西方文论自古希腊起偏于以形式逻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为方法论，中国、越南等东方传统文论则以直观、经验和思考为主要研究方法。思维上的区别使东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差异很大。因此，在中越两国的古典文学库藏中，很难找出以概念化和范畴化方式来研究各类作品或某些文学现象的文章。综合性思维使东方文论经常以较为抽象的描述方法来形容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如《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神思”“物色”“知音”和《随园诗话》中的“性灵说”“格调说”等等。在越南古典文论的传统之中，品赏某个作家或文学作品时，文艺家们也常将其放在“道”的内涵之中去寻找“诗意”“诗眼”，像西方文论那样去分类，以某些范畴或概念归纳文学发展特征，或按照文学体裁特征来研究文学作品的批评方式极其罕见。正如缪钺先生所总结：“中国古人论诗，极多静仪，然习为象喻之言，简约之约；西方文评，长于思辨，劈肌分理，剖析明畅。中国诗评，宜于会意，西方文论，工于言传。”④

越南学者杨广涵的《越南文学史要》及武玉潘的《越南现代作家》是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之下所编撰出来的，其可以看作为越南最早的现代文论论著。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杨广涵的《越南文学史要》最具意义的地方在于作者已运用西方文论的实证、比较等现代研究方法来研究外来因素在越南文学的萌生、发展和成熟过程以及对越南本土文化、文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越南文学史要》中，杨广涵第一次把越南文学系统化并分为民间文学及书面文学两大类来探索问题。在书写文学部分中，其按照文字类别又把越南书面文学划分为汉字文学、喃字文学和国语文学。而在《越南现代作家》中，武玉潘关注越南文学发展史中的各类文学关系如概括与具體、稳定性和突出性、普遍性和独特性等等，并且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学体裁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和评价。他同时还把作家在不同时间段所创作的作品或同时期不同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个案比较研究。对于个体作家，武玉潘常把其放在某些发展流派、倾向、某些体裁之中或与同时期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极力倡导“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以及“文界革命”的“文学革命”运动。梁启超在文学各方面所提倡的革新运动对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评价梁启超时，李泽厚认为，梁启超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启蒙宣传家，但列出梁启超在1902年所发表和出版的文章和论著时，其也承认：“这是一张相当复杂的书单，却居然出自梁一人一年之手。不像严又陵译作那样专门，也不像章太炎《訄书》那么深邃，却以通俗浅近顺畅华美的文笔，极为广泛地介绍、评议和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大量新鲜知识打开了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传统文化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的眼界，看到了世界原来有那么大那么多和那么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新鲜知识中介绍进来了大量新鲜理论、观点、标准、尺度，诗人们知道了原来除了古圣昔贤之外，世界还有那么多精神博雅的思想和道理、原则和方法……”⑤李泽厚对梁启超的这一评价明确肯定了其对于中国“文学革命”以及文论现代转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当时中越社会文化背景及“文学革命”特殊环境的影响之下，中国与越南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抛弃了东方文学观念及传统研究方法，同时积极引进、接受和运用西方文论知识体系。其或许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问题，但这种过于崇拜西方文论的所谓现代性和逻辑思维方式也使东方国家文学慢慢失去了传统特征，特别是在文学体裁和文论话语方面。这种现象导致了如中国学者曹顺庆先生所谓的“失语症”病态：“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⑥ 也就是说在中国文论和越南文论现代转型快速发展的同时，两国文论所面临的危机也因此而萌生，且文论“失语症”病态不是中国和越南革新、开放后才出现，而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的。只不过当时中越两国知识分子或许因为急于革新，认为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方式来弘扬本国文学、文论传统而遗忘了传统文学、文论的重要性。在中越两国20世纪初的历史环境下，接受、学习、借用西方现代文论的知识体系被认为是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当时中国文论和越南文论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和崇拜新颖的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而忽略、甚至排斥本应该发挥和弘扬的传统文论。

二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和越南的译介

与传播的“他国化”问题

1899年，列宁在谈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关问题时曾指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他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⑦列宁的这一观点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也让苏联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解放民族和建立新国家的伟大事业。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李春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成功典范》一文中曾作出如下总结：“20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标志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性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堪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以超凡的勇气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⑧在这篇文章中，李春华也提到了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建设。对于越南的发展情况，其肯定：“越南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⑨李春华所提到的“胡志明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越南化最为典范的例子。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越南化”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越南的具体发展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又具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国际性发展特征。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因国情、社会文化、发展倾向等元素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异。正如曹顺庆先生所言：“文学的他国化涉及好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它是变异学的重要观点。它是由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个案与接受造成的变异。这种变异会最后走向是变异成别的国家的文学，我们称之为他国化。其次，他国化的方向主要是在文化影响中，接受国的文化可能消化外来国文化，把它变成接受国文化，我们称之为本土化或者叫中国化。比如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学的他国化必然涉及本土文化的问题……”⑩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一文，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时，张宝贵认为：“关注现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特征，但它进入中国的进程时，面对中国特殊的现实需要，其理论在关注现实的方式上必然会产生中国化的特殊形态。在早期，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坚持文艺应以艺术的方式来关注现实，更多地体现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一种强调文艺应以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关注现实，显示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游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乃至后来，几乎所有主张都摇摆在这两种方式之间，特别是早期，对文艺创作原则的理解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1李大钊则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认为作家们所描画出来的现实不仅仅是具有历史性的现实而且是现实的必然发展趋势；换句话说，文艺创作者不仅反映现实还需为现实的未来做出预测。李大钊站在中国实际的历史情况上，凭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去阐释和发展该理论，为当时中国文艺现实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李大钊不同，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李求实等具备丰富实际革命经验的新一代革命文艺人虽然也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在他们的理解中存在要么较为片面、要么过于简单或机械化的问题。12中国初期革命文学倡导者之一的沈泽民也认为：“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13因而要求革命文学家应投身于工农兵的生活以能够培养出对革命的感情。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20世纪越南文论的发展进程可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译介与传播的发展史。 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毕竟是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想，因此其之所以能在越南生根发芽是因为能够与本土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元素相结合并重新构建而成。换句话说，越南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发展也就是因为其不断“越南化”。在越南，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较为关注和关心文学生活及文艺事业的发展。可以说自从1943年，当越南党中央政治局提出《文化提纲》起，越南共产党已明确表示选择马列文论作为越南文学创作、批评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从1945年8月革命取得成功，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这种“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更为明显。越共把文艺看作为阶层斗争和民族革命事业的一种特殊阵线，要求在这一阵线上，作家应把自己视为战士，并且他們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应该具有战斗性和明确的政治立场。越南作协的《文艺报》和越南文学研究院的《文学研究》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平台。1945-1986年，整整四十年时间之中，越南文艺理论（不包括1954-1975阶段的南越文论）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一种外来的文艺流派转变成为越南唯一和独尊的文艺指导思想。

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人最早谈论到文学中的政治立场。在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时，同毛泽东一样，胡志明强调需把文艺看作为政治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把文学作品中的现实等同于现实生活。胡志明的文艺思想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是越南文学生活（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宗旨。南高、陈登、陈梅宁、英德、阮诗、阮创、潘四、阮忠诚、陈孝明、黎英春、杨氏春贵等一批成长于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之中的文学家均以胡志明文艺思想为创作原则。胡志明文艺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越南化的一种明显的表现。当然，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共产党人由于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职能，忽略或过于看轻文艺本身的艺术特性是导致该民族文学踏入了教条化和社会庸俗化发展阶段的主要原因。直到1986年，随着越共第六次大会所提出的改革开放精神，越南马克思主义文论才得以解放和重新构建。

如果说“文学‘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过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在根本上被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14。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越南及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正是文论“他国化”的一种表现。从外来的身份，马克思主义文论慢慢成为了中国以及越南文学、文论的核心价值观和创作向导，其如综上所概括已真正成为了中越两国政治、生活、文化等上层建筑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结语

中越两国在20世纪之前都同为较为典型的东方文论体系国家，但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各种巨变，两国文学通过翻译、接受与传播西方文论及思想流派已实现了文学、文论的现代转型。其转型历程打破了当前中越文学、文论所面临的困惑，同时也给两国文学生活带来了新风及扩大和发展的可能性。大量翻译、引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及过于强调西方科学研究的范畴化及客观性问题使中越两国文学、文论在新发展征程中又一次面临困惑与危机，那就是文论话语上的“失语症”病态。考察中越文论观念及研究方法现代转型征程，本文不仅站在不同的视角去探索问题，找出中越两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历史形态及基本特征，更能够站在具体性问题去发现和讨论两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失语症”问题。与此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论的身份在中越两国的译介与传播为主要考察对象，本文发现，文学的“他国化”规律同样也发生在文论身上。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程度日益增高，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成为本土文化及文论自身的内在性元素。因此，中越两国文论关系不仅可以站在“儒家文化圈”、东方文论话语体系等同质性的角度去探索和比较，更可以站在外来文论的接受、选择性翻译、他国化等异质性问题切入并展开讨论。从这一角度来看，中越文学及文论不仅存在接受与传播关系，同时也存在平行关系，也就是两国文学、文论最具民族色彩及与众不同之处。

注释：

①②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1页，第4页。

③赖大仁：《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2001年第5期 。

④参见缪钺：《迦陵论诗丛稿·序》，《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新华书店2008年版，第436、437页。

⑥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⑦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⑧⑨参见李春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成功典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⑩王向远主编：《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页。

1112张宝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3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11月6日。

14曹顺庆、郑宇：《翻译文学与文学的“他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6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越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