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梅

走进历史深处，追溯战争苦难，探索抗战文化的成因，从民族大义出发，尊重史实，客观公正地研究和评述抗战文化，是对所有催生抗战文化，奉献爱国热忱、奉献智慧、奉献知识、奉献力量，乃至奉献生命的爱国文化人士最大的尊重和最好的纪念。

1931年9月18日，日本袭击沈阳，炮制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外敌入侵，国家危在旦夕。吴稚晖和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等人，立即向正在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发出急电，催促其速回南京，商讨相应的紧急对策。但蒋介石并不主张马上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而希望国联出面阻遏日本侵华。洞若观火的吴稚晖深知希望国联阻遏日本是靠不住的，中国早晚要和日本拼命。拼命靠什么？军事是一方面，用文化舆论作为武器，从精神道义上克敌制胜，也是一方面。早在1906年，在法国旅法华人中享有“三剑客”之誉的吴稚晖、张靜江、李石曾，在巴黎创立“世界社”，创办《世界画报》《新世纪》等刊物，发表文章，为推翻清封建王朝制造革命舆论，效果堪胜枪炮。

在法国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西方科学知识的吴稚晖，曾组织中法教育协会、中法大学，为沟通中西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此举得到英、美、法、瑞士等国家的认可和好评，他本人也因此被国际联盟聘请为“国际文化事业协进委员会”委员。

“国际文化事业协进委员会”的宗旨是帮助各国学者改善际遇，增益学术交流，藉以促进世界和平。吴稚晖想何不借助“国际文化事业协进委员会”的力量，通过国际渠道，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文化合作，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唤起世界各国文化人士对中国的重视，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争取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谴责日本，孤立日本，用文化舆论制裁日本法西斯。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淞沪保卫战正式打响。在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上海，吴稚晖利用“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的国际性及会址又在租界的优势，指示协会工作人员采纳“稍事国际暗洽”的方法，将日军摧残中国人民的暴行资料和照片，想方设法传递给国联设在法国巴黎的文化合作学院备案公布，并与驻巴黎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交换情报，遥相呼应，揭露日本侵华暴行。与“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有着密切联系的外国记者，如美国记者海岚·里昂拍摄了大量日军轰炸上海、残害无辜民众的照片，在海外刊登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2月13日，南京沦陷，美国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亲眼目睹日军兽行，写下了《所有俘虏均遭屠杀》的报道，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英国邮轮发电报传回美国及时报道，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平民的反人道侵略罪行。又如法国传教士饶家驹，从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难民区，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

“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在吴稚晖的主持下，妥善安排浙江大学、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科、广东教育学院，上海的交通、大夏、复旦、同济等大学，以及江浙一带的文化学术机构和人员安全疏散，安全运送文物典籍，为赓续文化命脉、保存和培养国家人才做出了贡献。

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吴稚晖离开南京西华里一号住所时，在墙上挥毫题诗：“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

当时苏锡常相继陷落，南京濒危旦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哀鸿遍地，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吴稚晖这首充满必胜信念的五言诗，无疑似黑夜里的启明星，让绝望者看到生的曙光，令悲观者重鼓抗战勇气。

八年后，日本无条件投降，历史证实了吴稚晖的预见。这首如今读来仍令人荡气回肠，豪气十足，言简意赅的五言诗，字字彰显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爱国豪情，这难道不是抗战文化中的经典精品吗？

八年抗战中，吴稚晖以“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会长的身份，与海外民主自由人士密切联系，不断撰文对外宣传抗日，国内国外遥相呼应，一起从舆论和道义上谴责日本侵略者，起到了飞机大炮不可替代的慑敌作用。

吴稚晖与汪精卫、陈璧君曾经都是反清革命的同道人，抗战时，汪精卫夫妇贪生怕死，堕落成叛国投敌的汉奸。有着“民国金牌骂手”的吴稚晖，立即披挂上阵，口诛笔伐揭露和斥责汪精卫的卖国行为。

吴稚晖奋笔疾书，撰写了《卖国贼是世上最凶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之》《痛斥汪逆卖国勾当》《肯亡国就调整，要救国就抗战》《建墓铸逆缘起》等檄文，酣畅淋漓地痛骂汉奸汪精卫夫妇，大快人心。

去过重庆的人都知道，山城出门就爬坡，上下走台阶。1942年6月26日的凌晨三点半，78岁的吴稚晖高一脚低一脚在山坡上提灯独行来到电台，面对麦克风，声情并茂地把真实的抗战形势通过电波，讲给沦陷区的同胞们听。我们不妨想像一下，黝黑的夏夜，月朗星疏，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武汉等沦陷区的同胞，关上门窗，拉上窗帘，耳朵贴着无线电，通过“收听敌台”的方式，听大名鼎鼎的民国元老吴稚晖讲抗战形势，告诉他们日本人在珊瑚岛、中途岛都吃了败仗，美国飞虎队和中国空军的飞机已经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快完蛋了！这黎明前的佳音，对沦陷区的同胞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视我国各级学校师生均为反日分子，不择手段地迫害爱国师生，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摧残。视教育为生命的吴稚晖大声疾呼“抗战是救国，教育是抗战建国，是真正的建国，是兴国的“国家之举”。

他说：“抗战必须建国，建国尤重生产。生产事业之推行，首在人才之培植，故生产教育，战时较平时尤为重要。”“将来的建设，五年中需要大学生54万。但把现有的大学生凑来凑去，还不满30万。依我看，中国如真成为一个道地的现代国家，54万大学生一定还不够。恐怕少不少要540万。”“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万年大计。”

吴稚晖为战时教育先后写了《教育与救国》《救国须改良教育》《谈中国教育腐败亟待改良》《门外汉意中之教育问题》《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五次全会教育组审查委员会对于教育报告之审查意见》《各省生产教育均以经费短缺陷于停顿状况亟应切实救济以利建国由》《宽筹社会教育费加紧推进社会教育以加速完成抗战》《确定办法迅筹的款以挽救全国高等级教育危机案》《提请救济战时高等教育以宏人才之造就案》《救济青年与中等教育改制》等文章。1940年，未沦陷区通货膨胀的恶果凸现，大、中、小学师生的温饱得不到保障。眼看这些国宝级知识精英和风华正茂的学子挣扎在饥寒交迫中，心痛至极的吴稚晖敦促政府不惜负外债用美金，也要关心和改善大学的教学环境和保障师生的生存必需。1940年底，教育部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大学、中学、职业专科学校全部实行公费制，宁借外债也要为教育完全兜底。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其中就包括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