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

中国自古以来便十分重视教育。无论是政府层面的文明开化，还是寻常百姓的读书识字，无不彰显出中国人笃实求真的品质，以及对知识的诉求。而作为一系列教育的起点，蒙学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不仅着重于对儿童认字、书写和记忆能力的训练，同时也将“礼义廉耻”等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传授于幼童，使之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同时，蒙学教育还有着普及基本文化常识和生活常识的作用，因此这个教育阶段完全可以视之为一个人正式认知这个世界的开端。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高度发达，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经典蒙学读物，著名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小儿语》等，这些作品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和品读。它们所兼具的教育和启蒙功能，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童书出版事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蒙学读物的产生、传播及演变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开始兴办“私学”，平民子弟初步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史籀篇》为我国最早的启蒙读物。秦汉时期，出现了《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一系列蒙学字书，虽然这些蒙书大多已经亡佚，但一些蒙书编纂的基本准则在这个时期就已渐成熟，比如将同义、近义或反义词编排在一起“以类相从”的编法等。直到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才成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广泛使用的蒙学教材。唐宋以后，蒙学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识字的基础上，更加深了封建道德教育的色彩，这一时期的主要蒙学读物包括《开蒙要训》《三字经》《百家姓》等。及至明清，蒙学教育体系已十分成熟和完备，介绍成语典故的《幼学琼林》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蒙书。

由于早期书籍匮乏，教学主要是靠老师的口述，直至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张的广泛使用才极大地方便了图书抄写和携带；至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书籍实现了批量生产。据记载，从明代开始，《三字经》就已经走出国门。1579年，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罗明坚到澳门学习中文，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三字经》，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三字经》其后更是流传到了俄国、韩国、日本等国，并出现各种仿制本，如日本的《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等。

由于时代不同，同一本书也会根据社会背景和统治者的需要进行修改。以《三字经》为例，在其七百余年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宋代版、明代版、清代版等多个版本，字数和内容均有不同，并出现了相关注解本、插图本，如明清时期就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和《广三字经》等。

古代蒙学读物的特征

句短韵谐，朗朗上口，这几乎是所有经典蒙学读物的共同点。如《三字经》三字一句，易于朗读。或四或八句一韵，节奏韵律恰到好处，亦有利于背诵。再如《百家姓》《千字文》等四字一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句子至今读起来仍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完美契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文学审美。

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古代蒙书编纂者已经有意识地将知识、义理、典故等进行排列组合、调整归纳，使之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和精神主线。例如《三字经》中的一段：“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其中就包括了三才、三光、三纲等封建时期儿童需要掌握的基本常识，并呈现出“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的叙述规律。“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则根据四季、方位、五行等要素进行叙述，十分清楚明了。

语言平实，通俗易懂。经典蒙书中虽然也有较为艰涩难懂的训诂、理论、表述等，但主要仍以较为浅显的“白话”为主，即便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古文，亦不觉难以理解。如《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等句子，几乎就是白话形式的叙述。

旁征博引，生动感人。经典蒙书充分考虑到儿童爱听故事的心理，故大多摒弃生硬的说教，将为人处世的道理蕴藏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中，娓娓道来，使儿童更易于接受。在《三字经》中就有“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头悬梁，锥刺股”等典故。

经典蒙书对当代童书出版的影响

最近几年中国童书出版事业发展迅猛，在国内原创和国外引进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要归功于出版者们的发愤图强，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内市场的广阔和无限可能。虽然成果喜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问题，首先就是很多出版工作效率低下，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都毫无建树。虽然销量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但我们最直观的能够看到很多作品的动销情况不容乐观，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市场火爆的大背景下，我们对出版物的策划、组稿、编辑加工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得是否到位、妥当。反观古代蒙书，虽然其中很多内容已不适应当今社会，但其所体现出的做书理念、教育观点仍可作为我们今日的参考。

儿童图书应该简洁实用，贴合儿童的心理和审美。童书内容最忌烦琐，如今的童书大多做得很漂亮，图文并茂，但有时为了追求“大而全”，不免辅之以各种外文、解析、思考、互動等等，反而忽略了内容的故事性、连贯性和可读性。有时孩子打开书，往往不知道从何处看起，亦搞不清这究竟是故事书、图画书，还是教材。其实无论是何种出版物，最核心的要素仍旧是内容，好的内容自然会吸引更多的读者，从而带动口碑和销售。例如至今仍在热销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经典读物，既没有花哨的文字，也没有华丽的图片，无非是靠纯粹的文字打动读者。因此今天我们做书，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不管是文字形式还是图画形式，其他的附件在不破坏整体结构的基础上酌情添加即可。

儿童图书应具备一定的人文情怀。在实用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凡事都希望有效率、有效果，比如阅读，很多家长难免抱有功利的目的，去鼓励、要求甚至强迫孩子看书，而个别出版商为了迎合市场，人为地在书里植入一些成人世界的思想和观念，而忽略了儿童本位的原则，最终做出的书戏谑有余而内涵不足。蒙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等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因此，大到爱国主义、民族自尊等高尚情怀，小到奉献精神、同情心、怜悯心等个人素养，仍是童书首先应该大力宣扬的主题。

明代沈鲤《义学约》云：“蒙养极大事，亦最难事。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可见蒙学教育非易事，做童书的人首先自身也要具备一定的情怀，才能做出有情怀的作品。

儿童图书需要返璞归真，找回一些丢失的元素。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在《传统蒙学丛书序》中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诚然《三字经》等经典蒙书中含有封建糟粕思想，但究其语言组织形式和对儿童心理、生理等方面的契合度来看，它仍有很多可取之处，如强调记忆和诵读，在今日的童书中已属少见。现今我们更强调大脑思考，即思辨和判断，而忽略了“大脑运动”，即“死记硬背”。实际上在记忆力旺盛的儿童时代，是应该通过多记、多背为语言学习打基础的，而语言能力则是人际交往和自我表达的基础，是应该训练的能力。

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财富，而古代经典蒙书则是其中的闪光点。虽然由于时代的发展，其中很多内容已不适用，但这些流传千百年的优秀作品中所蕴含的“礼义廉耻”、勤勉思想、处世哲理、严谨精神、人文风习等，仍是今日之童书出版所应汲取的，而它们所传承的优良传统、民族精神、治学理念亦应被我们接续，在未来的出版工作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