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中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550002)

一、贵州经济史文献著述情况

历史时期，贵州因为地处西南边陲，自然条件恶劣，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交通闭塞，长期被世人视为“蛮荒之地”“瘴疬之区”。自然环境恶劣不仅阻碍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严重阻隔了贵州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千百年来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封闭性，“外地人士未入苗夷区域者，咸引为神秘之邦”[1]。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落后等各方面的原因，历史时期所留下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春秋战国时期，贵州地方曾先后出现过古牂牁国和古夜郎国，开启了贵州地区有史书记载的历史。秦汉以后，中央王朝先后在贵州设置了黔中郡、象郡、武陵郡等行政机构，贵州从此逐步被纳入中央王朝统治版图。从秦汉到宋元的一千五百多年间，中原王朝对贵州广大地区采用羁縻统治的方式。出于政治、国防上的需要，封建统治者对贵州逐渐重视，相关史书的记载逐步增多，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地理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北史·僚传》《括地志》《华阳国志·南中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唐书·南蛮传》《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旧唐书·东谢蛮传》《新唐书·南蛮传》《资治通鉴》《宋史·地理志》《元史》等，对贵州均有涉及。但贵州多山的自然环境，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除少部分人口集中的“聚邑”外，绝大部分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仍然沿用着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生产方式，一些民族甚至以游牧为生计。经济、文化的不发达以及外来人口尤其是学者进入贵州实地考察非常稀少，造成在历代浩如烟海的史籍对贵州经济社会鲜有专门翔实记载的尴尬现象，甚至出现以讹传讹的非事实记载。

明代以来，中央王朝对贵州实行“调北填南”和“调北征南”政策，派遣大量军队、商人、民户入黔进行“军屯”“商屯”和“民屯”。大批掌握中原地区集约农耕生产方式的汉人移民贵州进行屯垦，使许多荒地得到大面积的开发，贵州与外界的联系也日益增加。明永乐十一年设置承宣布政使司后，贵州正式成为明代全国13个省级行政区之一，直到此时，一向鲜为人知的贵州才逐渐被揭开神秘的面纱，一些官吏、游客相继进入贵州，记载贵州少数民族的史籍开始逐渐增多，除官修的地方志书均辟有专章记述贵州少数民族区域的社会经济情况外，一些地方官员在私人著述中也对贵州民族经济与生活情况作了描述。但明代遗存的贵州史料极为有限，其中方志类史籍仅存7部，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普安州志》、嘉靖《贵州通志》、嘉靖《思南府志》、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等；明末徐宏祖游历贵州时，同样记载了贵州部分地区的风土人情，经济发展与农耕状况。

清代以后，贵州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与中原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大批的官吏、文人进驻贵州，贵州社会文化空前繁荣。许多典籍均记载了贵州的种种情况，其中仅方志类史书(据陈国生研究)就有182部，现存77部[2]；笔者依《中国地方志集成》统计，贵州现存康熙朝方志7部(《黔书》《思州府志》《天柱县志》《清浪卫志略》《湄潭县志》《龙泉县志草》《平溪卫志书》)；雍正朝1部(《安南县志》)；乾隆朝13部(《黔书》《思州府志》《天柱县志》《清浪卫志略》《湄潭县志》《龙泉县志草》《平溪卫志书》)；嘉庆朝9部(《黔史》《续黔书》《黔记》《古州杂记》《黄平州志》《桑梓述闻》《仁怀县草志》《正安州志》《黔西州志》)；道光朝11部(《贵阳府志》《广顺州志》《遵义府志》《仁怀直隶厅志》《永宁州志》《安平县志》《铜仁府志》《思南府续志》《松桃厅志》《大定府志》《平远州志》)；咸丰朝5部(《荔波县志稿》《兴义府志》《正安新志》《永宁州志补遗》《安顺府志》)；同治朝2部(《苗疆见闻录》和《毕节县志稿》)；光绪朝16部(《普安直隶厅志》《水城厅采访册》《黎平府志》《古州厅志》《续修天柱县志》《荔波县志稿》《平越直隶州志》《兴义府志续编》《安南县乡土志》《都濡备乘》《余庆县志》《增修仁怀厅志》《湄潭县志》《续修正安州志》《镇宁州志》《黔西州续志》)；宣统朝1部(《贵州地理志》)。其它史书记述贵州社会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如《清实录》《皇朝经济文编》《檐曝杂记》《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补》《读史方舆纪要》《圣武记》，等等。

二、近代学人对贵州经济史的研究

鸦片战争后，一些传教士与国外学者随之进入贵州，记录下了当时的社会文化、习俗、经济等内容，保留大量有关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社会经济文化记载，为我们研究清代贵州社会经济、民族、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

民国肇始，尽管人们对西南地区的认知脱离不了政治、军事需要的关系，但受孙文“实业计划”“建国方略”影响，资源、经济地理意义上的“西南”开始受到重视，传统中国社会中心区位意识下的“西南观”转变到务实的“西南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进入“备战期”，西南的开发与研究开始得到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沿海城市相继失守，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此后四年中，中国东部富庶各省均已被日寇铁蹄所摧残。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西南后方各省的开发与建设，以期藉此坚持长期的救亡图存之战争。期间，出于研究“大陆各地之政治经济实际情况”的需要，国民政府在1932年设立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蒋介石任校长，组织师生开始深入西南各省农村，为洞悉土地问题而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以期解决中国土地问题，这些调研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重要研究成果有1939年李阴乔的《贵州田赋研究》，该书对民国时期贵州的地籍、税则、田赋情况做了粗略的研究，其更多的是搜集整理了民国期间贵州的田赋资料，另外有《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由萧铮主编并于1939年由成文出版社出版。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大学或科研机构纷纷内迁到西南诸省，大批学者随大学或其它科研机构内迁贵州。这些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对贵州研究的出现了一个高潮。

1938年春，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设置“社会经济调查室”，该室隶属于文学院，次年更名为“社会研究部”。社会研究部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成立之后，立即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积极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在吴泽霖、陈国钧等社会学、民族学家的带领下，分赴各地调查，其中包括对贵州少数民族概况调查、少数民族民俗资料与历史资料的搜集、黔东南少数民族生活调查、北盘江流域民族状况调查、贵州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等田野工作，足迹遍及今天贵州的毕节、安顺、黔西南、黔南和黔东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其中《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是社会研究部田野调查员有代表性也最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之一，涉及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民族分布、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语言梗概和习惯法等。其它的学术团体或个人，也超越传统的军事、国防视野，在对经济、社会、文化等作“务实”的调查，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譬如薛绍明的《黔滇川旅行记》、邓平严的《贵州苗族社会》等。一些国外学者、旅行者也记录了当时贵州地区许多自然、人文状况，如(日本)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等等，其研究集中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术方面，出于叙述的需要，部分内容也涉及到经济状况与阶级关系。

出于开发大后方的现实需要，国民政府和很多学者对贵州现实经济的研究也有相当的重视。1939年，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的一批学生，对云南、贵州等地的经济状况，土地占有情况进行过实地调查，其中一些口述史料也涉及明清时期贵州的经济状况，农业生产方式和土地关系，并集成“中国地政研究所丛刊”于1939年出版。同时，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刊印了一批“西南研究丛书”，其中有蒋君章的《西南经济地理》，对西南片区的经济地理状况做了宏观考察，其中部分内容涉及贵州。此外，学者们对贵州的经济地理状况也有专门研究，其中有张肖梅的《贵州经济》、丁道谦的《贵州经济地理》、任可澄编的《今日之贵州》、何辑五编著的《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等，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以《贵州经济》和《贵州经济地理》为基础的“西南经济资料丛书”。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对贵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田野调查方面，人类学、民族学方面是研究的重点，虽涉足于经济状况，也仅是局部的实地考察，流于表象，绝少涉及贵州地区的历史经济状况。

三、建国后学人对贵州经济史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民族工作的需要，大量学者投入贵州调查研究工作。他们不仅继承了以往重调查、求实证的传统，还在专题的深入研究上有着广泛突破。1950年，费孝通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分团，到贵州宣传民族平等政策，同时对贵州苗族社区的土地分配进行调研，分析了土地分配和占有等社会经济关系①。后因民族识别和边疆建设需要，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含社科院)组织开展完成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和中国科学院地理学工作者调研完成了关于西南自然资源、经济地理资料，相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并分别由云南人民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等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新千年又对部分内容作了修订，并由民族出版社再版。代表作有《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对贵州黔西北苗族、彝族等民族的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解放前的苛捐杂税、商品交换等经济状况作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同时，陈明哲编纂有《贵州土产四十种》，1953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孙敬之主编的《西南地区经济地理》也涉及贵州的自然地理、经济情况。史料性出版物主要有1964中国科学院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选编的《<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

改革开放之后，各项科研工作又重新开始，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些专著，其中有周春元等主编的《贵州古代史》、杨开宇的《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编写的《贵州经济手册》、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编写的《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选编的《<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等。《贵州古代史》对贵州自阶级社会以来的经济状况作了梳理，对明清以来贵州的移民、农业开发、生产力发展状况作了线性叙述，但由于其篇幅所限，仅点到为止，未能深入；《贵州经济手册》对建国以来贵州的人口、农业、工业、生态、资源等方面作了介绍；《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对1840年至1949年一百余年间贵州的人口、农业、林业等方面做了研究，尤其是对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段时间的上述方面做了较为详实的统计，列出了大量的统计表格。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些贵州本土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对贵州历史时期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有一定研究，取得了少许研究成果②。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非常迅速，它向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与新课题。戴逸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和现实密切地结合，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碰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社会科学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迎接挑战，在观念上和方法上寻求突破，有所创新，也必须在研究领域与研究课题上有所转变，有所开拓，倡导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3]。此后，对贵州的研究引起更多学者注意，甚至有台湾学者加入到对贵州历史的研究队伍。在学术论文方面，已较前丰富，对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关系的发展研究已较前深入，有些学者已将视线转向历史时期贵州的经济领域③。主要侧重于政治学意义上的研究，对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基本没有涉及历史时期贵州的经济，但有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对贵州农业有所关注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繁荣，学术研究工作也全面铺开。在大的社会文化氛围下，贵州各领域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受到重视，经济开发、民族关系、社会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研究更加专门化，成果众多，理论和方法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和探讨，量化分析研究趋势逐渐加强并取得一定成绩。人类学、民族学仍占主导地位，一些国外学者在这方面有独到研究⑤。但其中有学者已注意到清代贵州(农业)经济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史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4]，有关边疆地区的土地开发、区域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文化地理、农田水利、农业地理、经济发展、历史时期的交通等方面著述频出。代表性专著有侯绍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史继忠《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专论》、夏鹤鸣《贵州航运史》(古代部分)、游建西《近代贵州的苗族社会文化变迁》、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贵州航运史编委会《贵州航运史》(现代部分)、李振纲等主编的《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等等。这些著述从全国性范围或世界性的大视野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其中部分内容涉及贵州经济发展，其研究的视野与研究方式值得学习与借鉴，但从内容看，因过于宏观，篇幅所限，研究有待深入。

在研究论文方面，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等也在此期间受到更多的关注，国外的学者主要关注于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国家政策、税收制度、民族文化、民族认同、经济发展、林业经济等研究相对突出一些，如蓝勇、朱良津、余宏模、史继忠、(日本)武内房司等人的研究⑥，尤其受农业地理研究热的影响，陈国生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清代贵州农业地理进行过阐述⑦。

四、21世纪以来的贵州经济史研究

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研究更加深入，相关贵州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对于贵州经济史研究的著述增多，历史环境变迁与农业发展关系等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而罗文、温春来、杨伟兵、严奇岩、萧正洪、尹绍亭等人匠心独运，其研究颇具创新性，他们运用生态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经济学等方法，就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耕作制度和社会文化等作综合研究，对于宏观认识历史时期贵州地区的自然、社会、人文状况有着极大作用⑧。可见，多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综合应用，对于理解贵州社会历史和文化在地域上的差异与变化过程，越来越发挥着独特作用。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有：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唐立《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年-1950年》、何伟福《清代贵州商品经济史研究》、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陈金全《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何伟福《制度变迁与清代贵州经济研究》、贵州省农业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贵州农业志大事记要》(内部资料)、严奇岩《竹枝词中的清代贵州民族社会》、罗文等《明清云贵少数民族农业开发与生态变迁研究》、曾芸《二十世纪贵州屯堡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孙秋云《核心与边缘：18世纪汉苗文明的传播与碰撞》等。上述研究对贵州的关注视野已十分开阔，主要集中在民族关系、商品经济、农业地理、社会民俗等方面，或为通史性的编写著作，或对相关研究史料进行整理与解读，或为宏观的区域经济研究。部分著作涉及贵州的移民、人口、生态环境变迁、农作物的分布，社会状况的变化等，这一时期有关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有助于对贵州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贵州地区社会历史的结构及变迁讨论仍然薄弱，经济结构分析和区域比较讨论有限。

相关单篇论文对清代贵州农业相关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主要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从更长时段或局部区域范围对贵州的移民、林业开发及生产结构、林业契约、农业开发与生态变迁、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等方面做了研究。国外的一些硕博士论文研究视野仍主要停留在民族关系与大一统民族的认同上⑨。笔者尚末发现对贵州经济史的研究。

注释：

①参见费孝通：《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1950)》(《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②代表作有胡克敏：《清代前期贵州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胡积德：《清代盘江流域布依族地区改土归流与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化》，《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胡积德：《清初贵州人口考》，《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雷广正：《黔西南亭目领主制度》，《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蒋德学：《试论清代贵州的移民》，《人口研究》，1983年第5期；范同寿：《鄂尔泰及其经济活动浅析》，《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潘洪钢：《清黔湘苗区屯政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潘洪钢：《清代乾隆朝贵州苗区的屯政》，《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4期；翁家烈：《清代贵州民族关系的变化》，《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

③代表作有蒋德学：《论清代贵州的协款》，《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8期；林建曾：《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3期；张子正：《清代遵义的田赋》，《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3期；雷广正：《水族原始宗教与民族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雷广正：《贵州棉纺织史中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罗康隆：《浅论明朝对黔东南地区的开发》，《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杨有赓：《清代清水江林区林业租佃关系概述》，《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2期；翁家烈：《明清时期贵州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转化与发展》，《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2期；(台)张朋园：《落后地区的资本形成-云贵的协饷与鸦片》，《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2期。

④主要有邹超亚：《试论贵州作物布局的基本特点》，《耕作与栽培》，1982年第5期；宋兆麟：《侗族的农具和耕作技术》，《中国农史》，1983年第1期；宋兆麟：《贵州苗族的农业工具》，《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⑤Herman,John Edward: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hegemony: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Qing state expansion,1650-1750.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h.D.1993；Laura Hostetler:Chinese ethnograp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iao albums of Guizhou provi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D.1995. Yingcong Dai:The rise of the southwesten frontier under the Qing:1640-180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h.D.1996; Siu-woo Cheung:Subject and representation:Identity politics in southeast Guizhou.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6; Cheung Wai Chun:Education and identity:a case study of the Christian Miao ethnic group in Shimenkan, Guizhou(1900-49).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Ph.D.1999.

⑥主要有顾文栋：《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看贵州田赋征课的概略》，《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第1期；武内房司：《清代布依族吸收它族文化的过程与民族认同意识》，《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范同寿：《浅论贵州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期与制约因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程昭星：《清末及民国时期黔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述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朱良津：《清代后期贵州鸦片广泛种植对农业的冲击破坏》，《古今农业》，1996年第4期；范同寿：《试论清末贵州商业发展的社会因素》，《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3期；史继忠：《明清时期贵州地主所有制》，《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5期。

⑦有陈国生、罗文：《清代贵州土地开发的新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陈国生：《清代贵州农业结构的新格局》，《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陈国生：《清代贵州农作物的地域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陈国生、董力三：《清代贵州的流民与山区开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陈国生：《清代贵州农业区域特征初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

⑧罗文、郑家福、陈国生：《明清云贵少数民族农业开发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年版；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⑨James Norris Stanford:Dialect contact and identity:a case study of exogamous Sui clan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Ph.D.2007; Jodi Lynn weinstein: Subsistence and sedition in southwest China:local responses to Qing rule in eighteenth-century Guizhou. Yale University.Ph.D.2007. Alice Yao:Culture contact and social change along China's ancient southwestern frontier, 900B.C.-100A.D. 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