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大理671003)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 )是20世纪初英国著名作家，F·R·利维斯称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创作天才，英语文学中的大家之一”[1]。国内关于劳伦斯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与其在英国的崛起同步。然而，国内关于劳伦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长篇小说，尤其集中在《虹》《恋爱中的女人》《儿子与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四部小说，对于其短篇小说与诗歌研究都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关于劳伦斯短篇小说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多数论文主要是针对《普鲁士士兵》《菊馨》等名篇的研究，系列研究较为少见。2010年以来，劳伦斯短篇小说研究走向繁荣，在研究单篇的劳伦斯短篇小说的基础上，还增添了一些比较视野下的研究，着重于小说的象征、类型化人物以及男性、女性形象等。

随着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的崛起和流行，也有一些评论者开始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研究劳伦斯作品，主要谈论劳伦斯的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观等。然而，关于劳伦斯最为看重的“自然人性”却还鲜有评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评论家指出，“他(劳伦斯)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①。“写长篇不是劳伦斯的长项”，因为“在长篇中，为了使人物行动起来，就得让他们有复杂的思想，这些思想反倒毁了人之未被损毁的动物状态”(《文明荒原上爱的牧师——劳伦斯叙论集》)。所以，此论文讨论的是劳伦斯如何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探讨他所看重的人的自然本性——那种未被损毁的动物状态，希望通过这些讨论能从劳伦斯短篇小说中能理出一条以“自然人性”为关键词的线索，从而提供一个深入而联系地理解劳伦斯短篇小说的途径。

所谓“自然人性”就是指人类的天性，即人类的自然属性，某种程度来讲，类似于被尼采称为“动物力”的那种原始的欲望和冲动，是为艺术提供原始动力的“酒神精神”。在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中，他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现代社会中“自然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同时也指出造成这种压抑的深层次原因——理性和知识成了生活的唯一主宰和目的，工业化进步的火车已经无法刹车，正逐渐冲向毁灭的深渊；最后，劳伦斯通过令小说中的人物逐步恢复其“自然人性”，为现代工业化社会开出一剂良方——通过承认和恢复人类的自然本性，抛弃自苏格拉底以来“知识高于一切，甚至包括生命”[2]的论调，强调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态观。

一、文明重压之下自然人性的死亡

在劳伦斯看来，人性的两个方面之间，即他所谓的 “本能-直觉意识”(instinctive-intuitive consciousness) 和 “社会-心智意识”(social mental consciousness) 之间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其中前者总是受到后者的威胁和压制,因为它所代表的人性中自然的力量，被基督教道德观视为玷污灵魂的危险所在，但劳伦斯却将其视作健康和强大生命的源泉[3]。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人物经常会面临一种选择的困惑，一种是跟着人的天生感觉而来的自然人性，另一种是根据社会规范而来的社会人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过描述英格兰现代社会中对于自然人性的压抑，揭示现代文明的反自然本质；第二类是通过展现深埋人们心底的自然人性的苏醒过程表达其对自然人性的美好向往；第三类是通过隐喻等手法探讨人们的自然天性如何抛弃现代社会扭曲人性的条条框框并与之进行较量，昭示着自然人性获得胜利的理想状态。

劳伦斯认为，工业文明不仅严重摧残了自然，同时也严重摧残了人类美好的天性[4]162。首先来看第一类，这类小说的主要描述对象是现代工业文明，而主人公反倒成了一种陪衬。比方说，《菊馨》中一开始就描述了代表当时先进文明的火车头驶入传统村庄的情景：“那辆小小的第四号火车头，拉着七辆满载货物的火车，哐啷哐啷地从塞尔斯顿颠簸着开来了。”②在劳伦斯看来，这象征文明的火车头带了什么？是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吗？好像不是。因为接着他描写道：“可是被火车头吓得抛出了荆豆葱的小公马，只是小跑了几步，就把它抛在了身后。”(《 骑马出走的女人》)如若将文字的画面感呈现出来的话，就是一幅火车突兀地打破了乡村宁静的画面。

同样，故事中的人物也在现代文明的重压之下生活，压抑着本来的性情，过着一种扭曲的生活。比如《菊馨》中的丈夫，他天性活泼、愉快，可是结婚之后好像就成为一个只会在矿井干活和在酒馆喝酒的行尸走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什么改变了他和妻子之间原本亲密和谐的关系呢？是现代文明的机器生产打破了自然的宁静和谐，摧毁了田园、树木和花草，屠杀着活生生的生命。在小说《虹》中，作者写道：“那个骄傲的、魔鬼般的煤矿，她的轮子在高空中闪着光，旁边躺着不成形状、肮脏的一片城镇。镇子是一堆肮脏的附属品，矿井才是主角，是一切存在的理由。……人的躯体与生活屈从于煤矿这个机械魔鬼的奴役！”[5]的确，矿井似乎成为生活的核心，没有矿井的工作，就没有收入来源，就没法养家糊口。问题在于，有了养家糊口的钱，却失去了与家人共处的心。《菊馨》中的丈夫自从到矿井工作便失去了活泼的本性，与家人疏离，与令人麻醉的酒精结上朋友。他的妻子也成为间接的受害者，失去了生活中应有的欢愉。所以，当丈夫矿难窒息而亡之后，妻子反倒释然了，作者写道：“她要感谢死亡，因为它揭示了真实情况。”(《 骑马出走的女人》)这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应该可以理解成死亡令妻子看清了在矿井生活的丈夫被奴役的事实，只有死亡才令这种机械般的生活停止下来。不过故事结尾，作者写道：“她知道自己对生活屈服了，因为生活是她现在的主宰。”(《 骑马出走的女人》)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也是这一类型的另一力作。首先，篇名中两次出现“英格兰”就是意欲指出英格兰工业文明压制自然的状况。这篇小说的核心是自然野性与现代文明的对立。男主角埃格伯特乃自然人的典型，他健康美丽、激情而敏感，他虽然受过教育，但并未被文明所禁锢，相反学会用艺术的方法来感受与理解自然，他就像他生活的那片荒野之地一样迷人。“埃格伯特就是一朵天生的玫瑰。长期的教养赋予了他快乐、自然的性情。”(《 骑马出走的女人》)而女主角及其父亲则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理智而富有责任感，欣赏激情却又无法获得本质上的自由。故事的结局也是男主角的死亡，在文明的重压之下，自然激情之火熄灭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小说《公主》中。女主人公得到一个年轻、健康的男性向导淳朴的爱情，但是，由于她受到的是“公主”般的教育，认为对男人感兴趣不合时宜、不符合贵族风范的，其小说云：“不，她仍然对男人不感兴趣，也不觉得他们有吸引力。可是成家，空洞的成家，对她产生了一种魔力。”[6]然而，年轻向导决不可能是她的成家对象，于是故事只能以男向导这个自然之子的死亡为结束。

劳伦斯极其重视背景的描述，在他的短篇中，背景的描写成为其有力武器。回想一下《菊馨》中他对闯入村庄的火车的描写：“火车朝一片灌木林拐了个弯儿。灌木丛中，枯萎的橡树叶无声无息地落下来，正在路轨旁啄食鲜红的蔷薇果的鸟儿也展翅朝已经悄悄降临到灌木丛中的暮色飞去。”(《 骑马出走的女人》)这里的乡村宁静被闯入的火车彻底破坏，就如矿井带来的文明生活将男主人公天生活泼、愉快的性情扼杀一般。反观《英格兰》中“与世隔绝”的克罗克汉，“现代发明的剑戟尚未刺透它，它不为人所知地静卧于此，仍像萨克逊人初来此地时那么神秘、古朴、野性”。(《 骑马出走的女人》)就如这片野生的土地，男主人公埃格伯特，自然而淳朴，“没有驾驭生活的打算”，是一个彻底的自然之子。

不管是预示着《菊馨》中丈夫悲惨命运的、被文明刺透的乡村，或是《英格兰》中与主人公埃格伯特同样纯粹野性的荒野自然，在劳伦斯的笔下，背景与人物融为一体。这些短篇小说的结局似乎都是文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胜利与那些侵入平静自然的工业事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以强势和侵略的状态出现，并最终打破宁静、破坏传统，从而留下深刻的伤痕。劳伦斯敏锐地发现，随着英国工业机械文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也随之改变，人的自然本性受到严重压抑，人的精神生态平衡遭到彻底打破。

二、自然人性的复苏之路

在劳伦斯对人性的理解中，只有保存人的深层意识，或他称作的“我们的血性意识”[7]或“我们内心的直觉”[8]，才能使我们成为完整和自由的人。为了追求这种人性的完整，劳伦斯在第二类短篇小说主要探讨主人公们的自然人性的复苏之路。比方说，《马贩子的女儿》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梅布尔是一位在工业文明重压之下，即将走向灭亡的女子，由于偶然的机遇，她内心的激情被激发出来并开始重生。故事一开始作者写道：“三兄弟和妹妹围坐在清冷的餐桌旁，想随意商量商量。早上来的信件最终透露了他们家财产的状况，一切都完了。”又“他们都被生存的崩溃吓着了，灾难感罩着他们，让他们没了内心的自由。”(《 骑马出走的女人》)面对家庭的变故，三个哥哥乱了手脚，都在慌忙想着自己的出路，妹妹梅布尔反倒显得非常平静，“她就这么面无表情地干完了活儿”，因为“几个月以来，这所大房子没有仆人打理，整个都靠梅布尔为她几个无能的兄弟支撑这个潦倒的家。她管家管了十年了。”(《 骑马出走的女人》)可是这平静的表面只是梅布尔走向灭亡的前奏。“她一门心思地径直穿过田野，朝着池塘走下去。那样子，不像是为自己的注意所动，倒像是被发派过去的。走到池塘边，她站了一会儿。她一直没有抬头，然后，她缓缓地蹚进水里。”(《 骑马出走的女人》)

性在主人公们走向复苏之路的过程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劳伦斯以自然为中心的、反理性的道德观使他重视自然以及作为一种自然力量的性爱，因为它们是“人类得以从机械化宇宙中逃脱的通道。 ”[9]《马贩子的女儿》中女主人公梅布尔面对着机械化的文明世界，走向死亡之路时，好像受到一种强大外力的控制，没有自己的意识与想法。但是当路过的弗格森医生将她救起，获救的梅布尔不仅身体得到恢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自身身体和本能的意识与复苏，梅布尔对人性和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性的本能令梅布尔获得重生。首先，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忽然，她坐了起来。……她感觉到了身上的毯子，意识到了自己的四肢。有那么一会儿，她似乎就要失去理智了。”(《 骑马出走的女人》)接着，她感受到自然人性带来的喜悦，将所谓文明带来的禁锢抛诸脑后：“她仰望着他，眼睛变了样，既恭顺又闪闪发亮，带着第一次占有的喜悦”。故事结尾，她只顾猛哭，嘴里还叫着：“我觉得太糟。我觉得太糟了。我觉得，我叫你讨厌。”(《 骑马出走的女人》)这里她到底是说苏醒后的自己太糟了，还是以前的旧我太糟了呢？这就比较耐人寻味，值得探究。不过最后男主人公的话似乎给梅布尔自然人性的苏醒做了最好的注解，男主人公说：“不，我要你，我要你”，他们虽然惶恐，但还是积极热烈地欢迎人性的回归。

对劳伦斯而言，现代文明就是玷污和扭曲人的本性美和身体美的元凶，是将人变成驯服的机器的罪魁祸首，而身体可以通过性爱从规训和异化中解放出来，因此，他认为，只有让人的原始本能——性的欲望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使人类得到真正的救赎。同样，《美妇人》其实也是关于一对青年男女自然人性复苏的故事，七十二岁的阿滕伯勒夫人就是那股无处不在的文明力量的代表。她的儿子最后评价她说道：“她长得美，就吸食他人生命。……她把吸管伸进人的灵魂，吮吸人的生命精华。”(《 骑马出走的女人》)她是如此强大，可以从思想上和情感上控制着她的儿子罗伯特，还试图也控制她的侄女塞西莉亚。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塞西莉亚无意中听到阿滕伯勒夫人的心声，抓住了她的把柄，于是聪明的塞西利亚运用这个当作武器，攻破了阿滕伯勒夫人那坚不可摧的统治，让深受其害的罗伯特有了喘息之机。可以说，罗伯特夹在代表文明的母亲与代表自然的表妹之间，他在故事中只是个道具而已，无关紧要。当他的自然热情被塞西莉亚唤醒之后，他仍在担心“况且，我怎么能结婚呢？我连钱都赚不来，我又不能向我母亲要钱”(《 骑马出走的女人》)，可是勇敢的塞西莉亚却说：“那就别为结婚费脑筋了，只要爱我一点点，行吗？”(《 骑马出走的女人》)不过面对阿滕伯勒夫人这样强大的力量，塞西莉亚显得非常弱小，因为当最后阿滕伯勒夫人吞食安眠药死后，作者写道：“她还从坟墓里回击她的儿子和侄女。”她用世俗的金钱的办法来回击他们，殊不知，当人的自然力量获得重生之后，也会产生强大的小宇宙。

从主题上看，性是劳伦斯的主人公们突破文明、走向自然人性复苏之路的主要武器；从手法方面来看，对于擅长诗歌的劳伦斯，象征也是他在小说中的重要手段。“劳伦斯自始自终都把性爱视做人类生命的强大能源,毕竟它是我们人类与动物共有的自然本能的一个基本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4]53，不论是自我觉醒的梅布尔还是与阿滕伯勒夫人斗争的塞西莉亚，最终都是通过性的觉醒获得重生的力量和动力。而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遍布劳伦斯各个短篇，而且对于主题的表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短篇故事《两只蓝鸟》中的两只蓝鸟分别象征两种人性状态，一种是追求自由、独立的自然人状态，另一种是产生束缚、相互依赖的文明人状态，文中分别以妻子和秘书为代表。似乎现代文明社会中无法实现独立而自由的灵与肉的完美结合，反倒生出一种怪异的依赖，就如这里的男主角对秘书的依赖。可以说妻子代表肉，秘书代表灵。而造成这种分离的原因就是结婚。作者写道：“要是他们不是夫妻，两人都会觉得对方有趣而性感”(《 骑马出走的女人》)。文明的约束令两人困惑不安，社会中关于“结婚的夫妻应当如何如何”的论调令两人无所适从，现代社会容不下具有自然人性的两个人愉快而美好的结合。

三、自然人性获得胜利的理想状态

《骑马出走的女人》是劳伦斯重要的短篇，一直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很多评论都关注故事中白人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的冲突，认为印第安文明处于“他者”的身份，于是从殖民话语的角度来进行解读。也有评论关注到女主人公如耶稣般的自我献祭，从死亡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好的作品可以有无穷的解读，《骑马出走的女人》就是这样一个短篇。如果以“自然人性”为关键词，可以说，《骑马出走的女人》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劳伦斯对原始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它讲述了一个厌倦了西方文明而无法循规蹈矩地安于现状和平庸的日常生活的白人女性寻求“他者”文明以求精神解脱的冒险历程。女主人公的出走，并将自己的心脏牺牲给印第安人的祭坛，这看似荒诞，但实际上承载了劳伦斯的拯救人类文明之理想。

故事中女主人公“她”是大她二十岁的丈夫十分宠爱的“财物”。“他小心翼翼地守着她，就像对待自己的银矿似的: 那可真了不得。”(《 骑马出走的女人》)她精神上的发展在她婚后神秘地中止了，完全被抑制住了。对她说来，她的丈夫无论心理上还是肉体上从来没有变得真实过。精神发展的中止、道义上的隶属地位、丈夫和婚姻生活的虚幻等因素使来自加州伯克利、身处墨西哥马德雷山脉荒野、年仅三十三岁的 “她”的存在陷入极度的危机。骑马出走则是“她”别无选择时存在上的重要选择。“她”的这种选择可以说是在文明重压之下、男权重压之下的反叛，是她走上自然人性复苏的必经之路。在深山中居住着的印第安人未受工业文明的污染，也保持了自然质朴的人性。“她”来到这里后，通过倾听卡希克关于太阳和月亮的神话故事的论述，对他们的文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认为白人的现代文明彻底摧毁了太阳与月亮的关系，颠倒了宇宙天体的运行，使得这个‘文明’世界已到了末日。”[10]劳伦斯认为男女关系就如印安文化中太阳与月亮的关系一样，他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感到深深的忧患，因为它不仅破坏了自然，而且还破坏了太阳和月亮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劳伦斯看来，“拯救西方文明荒原的途径在于遵循自然的人性道德，踏踏实实地回归到自然的性爱中。”[11]

三十三岁的“她”原本是代表健康、激情和活力的自然之子。她嫁个年长她二十岁的丈夫是因为“她原以为自己这桩婚事会比所有人的婚事都刺激”(《 骑马出走的女人》)，“明摆着，让人刺激的是他有点儿传奇的境况，……他独自一人发的家，是那些说不清的怪人之一。”可是直到她的长子快十岁时，“她才从不时受到惊诧的恍惚中给唤醒。她现在三十三岁，已经开始发胖，一双大大的蓝眼睛，一脸茫然。”(《 骑马出走的女人》)日趋发胖的身材令她不自觉地感受到自己的不对劲、家庭的不对劲和周遭所有一切的不对劲。群山之后神秘的印第安人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决定告别这过去十年的枯燥生活，独自骑马去探寻印第安部落，“像她小姑娘的时候一样，能自由自在地呆在加利福利亚的山间。”(《 骑马出走的女人》)十年以来，“她从来不被允许单独出去”，这次背着她的丈夫，独自骑马出走其实是对以往健康、自由生活的致敬。

与《骑马出走的女人》中的“她”同样勇敢，并获得自然人性解放的还有《太阳》中被阳光治愈的妻子，以及《狐》中被美丽的狐狸唤醒、勇于冲破文明的牢笼追求属于自己爱情的玛琪等。她们都是勇敢的自由之子的代表。她们虽然生活在机器文明的重压之下，虽然曾经过着机械般了无生趣的生活，但是她们是如此的敏锐与勇敢，为着那内心黑暗、汹涌的暗流而冲破牢笼，去真实的大自然中、去活生生的爱情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纯真的自然人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她们追寻其内心自然人性复苏的过程中，自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骑马出走的女人》中，墨西哥马德雷山脉荒野的实际自然不断激励着“她”的出走，而她进入森林接触到深居山中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神话故事则是原始自然的象征和代表。《太阳》中的太阳就是来自自然的最大力量，阳光治愈妻子的疾病，并令她重生，同时也获得精神上的新生命。在《狐》中，劳伦斯则通过细察动物与人类之间的某种原始联系，帮助被文明异化的人类重新认识自我，恢复人类自然的本性。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类自然人性取得胜利的短篇小说中，主人公们往往是借助来自非西方主流的亚文化的力量战胜了现代的机械文明。由此可以推断，对于作者劳伦斯来讲，西方的主流文化，以生态批评的术语来说，就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理念上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文明，是阻碍自然人性发展的主要因素。劳伦斯借助印第安文化(《骑马走的女人》)、神话(《狐》)等亚文化，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做法令人自然地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当时的西方社会，在面临精神危机、环境危机之时，对自身的实用主义文化彻底失望，转而向东方文化、印第安文化等亚文化寻求出路。然而劳伦斯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了这样的远见，不得不令人佩服。从当今的生态批评视角来看，可以说劳伦斯是早期具有生态意识的先锋，不论在思想意识层面，还是在写作手法方面，他都在一个较深的层面展现了所谓生物中心主义思想。劳伦斯指出人的动物性与文明性的合一才是人类完整的存在，在过分强调文明的现代社会，回归自然人性成为一种必要。

结 语

就如深层生态学者德·伊万·雅尼克(Del Ivan Janik)指出，某种程度上，劳伦斯站在了现代后人文主义传统与环境意识文学的开端[12]，因为劳伦斯“将人类视为有机宇宙的一部分，并认为只有当人类承认宇宙的神奇，并能抵制将自身意志强加其上的诱惑时，人类才能最好的生活。”[13]奥威尔谈到对劳伦斯作品的第一印象时曾回忆道：“我受到打动更多不是因为诗里表现性接触，而是劳伦斯深深感受到的‘自然之美’以及他在表现这种美时驾轻就熟的能力。”(《文明荒原上爱的牧师——劳伦斯叙论集》)的确，劳伦斯终其一生都在探索人类的自然之美，探讨这种自然之美在机械文明社会下如何被压抑、如何复苏，并最后如何取得胜利。“他深信，人生之真正的美只存在于下意识的纯真状态中。他幻想着‘自然人’的复活和人与人之间自然、淳朴和美好关系的复归。”(《文明荒原上爱的牧师——劳伦斯叙论集》)

如果把“自然人性”当作劳伦斯短篇小说的一个关键词，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当成一篇思想连贯的长篇小说来读。根据故事中主人公对于自然人性的理解与对文明的反抗程度，劳伦斯的短篇分别归属不同的阶段。其初始阶段主要通过揭示现代文明之丑陋，从而反观自然人性之美好，《菊馨》《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公主》等就是其中主要的代表。第二阶段故事中的人物则走向了自然人性的复苏之路，《两只蓝鸟》中的吉先生、《马贩子的女儿》中的梅布尔、《美妇人》中的塞西莉亚等。第三阶段的故事则预示着，面对机械工业文明自然人性将取得伟大的胜利，《骑马出走的女人》中的“她”敢于冲破牢笼、迎接新生，《太阳》中被阳光治愈的妻子以及《狐》中勇敢的玛琪等，最终都主动迎接内心深处的自然冲动，迈上回归自然的正途。总之，劳伦斯在其短篇小说中，通过运用各种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神秘异域风情以及隐晦的象征和隐喻，来谱写20世纪工业时代背景下人类灵魂深处那柔软而遥远的本真状态。

注释：

①引自黑马的《文明荒原上爱的牧师——劳伦斯叙论集》(新星出版社2013年出版)，由于此书为kindle电子书版本，没有固定页码，但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定位查找。本文中凡涉及本书的引用均不标注具体页码，只注明书名。

②引自冯季庆编选，文美惠、黑马等译的《 劳伦斯集》第五册《 骑马出走的女人》(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由于此书为kindle书电子版本，没有固定页码，但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定位查找。本文中凡涉及本书的引用均不标注具体页码，只注明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