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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人本管理伦理与企业文化的深层契合

2018-01-01车运景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关键词:性善论本性儒家

车运景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河南 郑州 450015)

一、儒家人本管理伦理概述

儒家强调天人合一,人与万物为一体;同时还指出“人”为万物之灵,宇宙之中心。正如《礼记·礼运》所言:“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1](P103)孔子提出“泛众爱,而亲仁。”[2](P11)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第一次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P415)的思想,明确指出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其民心者失天下”;后继者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P346)以水与舟的关系,强调“民”的重要性,等等。儒家这些观点奠定了“民贵”“民本”的人本思想基础。此外,儒家重道德、礼教及仁、义、礼、智、信等观点,皆是人本思想的体现。先秦这些对人、对人性或人的本质的探讨,是一切管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前提。诚然,如与西方人本主义重视个人权利和个性解放、侧重实现自我价值观点相比,儒家人本观点重在强调个人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或协调性,旨为充分实现人的道德价值。儒家人本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人的价值与地位。儒家指出,人为万物之灵,五行之秀,人为宇宙中心等,这些认识都是对人的价值做出的肯定性判断。在儒家经济伦理中,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是社会人本管理的基本法则。第二,儒家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建立起适合于人性的管理模式。从孔子开始,儒家对人的本性就展开了研究,提出许多种理论,诸如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李翱的复性论、邵雍的性情论、朱熹的二元论、王阳明的心性合一论等。儒家孜孜不倦地对人性进行探索,目的是要建立起适合于人本性的管理模式,这也是现代人本管理理论的思路之一。第三,“德治”是儒家人本管理的主要手段。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2](P237)的人本管理模式,主张通过人的道德自觉来使人民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在后来荀子的“性伪合而治”的人性管理模式中,虽然主张“隆礼重法”,但是他强调先要用“礼义”来教育人民,改造人性,使之能遵守法律,仍然属人本管理的范畴。第四,儒家主张刚柔并用,宽猛相济,反对苛政、暴政,反对用残暴的手段来对付民众,即使在必须要惩罚时,也不能滥用刑法,要做到宽猛相济。第五,要对民众实行教化。儒家认为,对民众进行德教、礼教、诗教和乐教,提高人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是实施以人为本管理的必要条件。第六,必须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民以食为天,人从事社会活动首先要生存,要生存必须要有物质条件的保证。所以,在人本管理中,儒家十分强调“富民”、“惠民”、“裕民”,“因民之利而利之”。为此,儒家主张减轻赋税,征收什一之税就足也;还要减轻徭役,不要在农忙时使之服徭役;要使民有产业,使庶民百姓不饥不寒,使民众得到生存的保障。同时,还应该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儒家提倡的诗教和乐教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第七,孟子还特别强调“与民偕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2](P211)“与民偕乐”,也是得民心的重要条件之一。第八,儒家人本管理的目标是“安人、安百姓”、“民和”、“化成天下,万国咸宁”,使社会在特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达到和谐和稳定,希望民众安居乐业,衣食暖饱,万国咸宁,天下太平,追求一种理想的太平盛世或天下大同。

儒家人本思想塑造了我国传统的民族心理,并继续影响着现代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和现代人的人格、心理及行为方式等。民族传统文化儒家人本思想精华与现代管理经验和理论相融合,方能形成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型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

二、儒家人本管理伦理与现代企业文化内核的形成

(一)性善论与企业价值观形成的内驱力

企业价值观,是企业一种较稳定的文化积淀和心理定势,以隐性的形式潜在于员工意识当中,并决定着员工的行为取向、整个企业的生存意义和经营目的,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导向。如美国微软公司的企业价值观:正直诚实,助人为乐,勇于挑战,严于律己,坚持自我提高和完善;中国移动公司的企业价值观: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等等。不论是世界500强企业,还是我们国内优秀企业,企业价值观都是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那么,如何科学构建企业价值观这一企业文化内核,关键应从广大企业员工的价值观抓起,应善于及时促进员工经营战略和价值观念的更新和转化;注重唤起员工对生活意义的深思,激励员工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技术等进行卓越追求,实现人生价值向高层次发展。要想做到这些,可以从孟子性善论中汲取文化因子:因为孟子性善论具有显著的人本主义色彩,它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善的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以安民富民为其管理目标,由此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

儒家思想家孟子主张“性善论”。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P237)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善良的本性,乃与生俱来的,成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行为的起点。具体到现实管理层面,则实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管理方式,采用推广仁心的方法(或称推恩法)来实施管理。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先天就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德行,这四种道德属性就是人的本性。他指出:“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2](P396),即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不因人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是人的天赋。人的善之本性在他的语言和体态中都会表现出来。由此,性善论就会把人的行为引向道德自觉。企业管理者通过教育员工提高自身修养和克制自己的欲望,使员工达到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完满,树立奉献企业、社会、国家的价值观。这样,人之善的道德自觉就在企业员工内在心理机制的运行过程中转变成了价值观形成的内在驱动力。

另一方面,儒家性善论认为,人具有一种先天道德自律的因子,只要激活这种基因,使它得以永恒的保存、遗传,就会促使人们依照道德自律性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基于此,企业管理者应结合企业本身的“闪光点”来激发、唤起职工自身所潜在的道德自律因子,使其发扬光大,以彰显企业价值观的“亮点”。广州好迪集团有限公司“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企业价值观中,“大家好”强调既要维护好国家利益、顾客利益,又要维护好企业利益、员工利益,企业将情感与智慧倾注在对“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执着追求中,始终以信誉求保障,以质量求生存,不断地回报社会,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好评,获取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综上论述,性善论可以给企业管理人以下启迪:

第一,汲取性善论原理精华,强化企业家心力管理。所谓企业家心力管理,就是做到以人为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培养人、激励人,不断满足员工的各种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心力管理,使员工与企业的利益一致化,促使企业在以人为本的氛围中逐步发展起来。因此,企业家心力管理是企业家道德规范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企业家的心力管理有着广泛的内容,作为其德性修养的要求,应从“性善论”中汲取精华部分,不断强化其道德修养。首先,传承善本,用爱管理。爱是一项永不竣工的工程。用爱管理在于用心,在于换位思考,从生活小事去体贴关爱员工,虽微不足道,但员工心里的感动就会变成一种力量。一个管理者若能时刻关心自己的员工,善待员工,把员工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去爱他(她)疼他(她),带给企业的回报定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其实,在现实管理中,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薪酬、福利等物质类的外在激励,二是情感的内在激励。但现代人更需要情感抚慰的内在激励因子,哪怕是一个微笑,一句赞扬的话,一杯白开水,一支顺气消疲的烟,一个临时的紧急通知……关爱员工需要用诚心,而不是用心机。其次,以人为本,关注需求。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安全、爱与归属、自尊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当这些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和失衡。因此,满足各个层次的需要对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内心和谐十分关键。稳定的工作和工资作为员工生活的物质保障可以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而友好的环境同样给予员工安全感。其实,员工爱的力量和归属感主要来源于家庭、朋友圈以及组织的文化氛围。一些企业的做法值得借鉴,如保证员工下班后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尽量考虑把员工调到亲属所在地,有些企业还为员工家人安排工作,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员工安心工作,更多地从家庭获取支持、汲取力量。当然,营造和睦融洽的办公室人际氛围也能显著地提高员工绩效、缓解他们的压力。同时,自尊需要的满足来自内部和外部。企业里可以培养一种发现、肯定他人优点的氛围,这不是一种互相恭维,而是一种正向鼓励。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客观公正是个体评估自我认识和他人评价的第一标准,企业管理者鼓励员工也需遵照实事求是的准则,切忌为了鼓励而夸大甚至编造员工的优点、长处。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实现理想抱负、最大程度发挥个人潜能的需要。管理者如果能很好地认识这一点,就应信任员工的能力和动机,提供充足的机遇、适度的挑战、良好的环境和有效的指导,员工就能朝着提升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目标努力。当然,员工真正达到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是需要时间的,并非所有的个体都能实现理想中的自我,管理者也不一定以最终成败论英雄。尽管个体对是否实现自我的评判主要取决于内在目标,但个体对自我成就的评估无法摆脱外在的评判标准的影响。因此,企业在设定对员工绩效评估标准时应综合考虑包括工作结果、努力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此外,与员工建立融洽互信的关系,鼓励员工探索自我接纳自我,适当地启发员工而不是让员工消极被动地接受指令、完成任务等,也是人本主义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运用的有益补充。总之,善的本性就像是一颗颗善的火种,埋藏在员工的心里,“心力管理”像一把火炬,点燃员工心中善的火种,并汇聚成善的燎原大火,照亮前程。

第二,借鉴“性善论”修养方式,构建企业人性化管理模式。首先,“性善论”积极修养方式可以将企业员工应遵守的道德规范通过教育、修身养性,内化为员工的感情、意志和信念。一个内化规范性强的人必有高度的道德自觉,这种自觉性促使其产生较强的自律意识,自觉遵守各种社会规范和企业的规章制度。其次,利用性善论运行机制完善企业员工的内在人格,使其成为员工自觉行为的内在动力。人格的完善是每个员工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强烈愿望,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动力,能够有效激励其拼搏奋斗,不遗余力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工作。最后,借鉴性善论的修养方法,增强企业员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责任心与义务感是能被员工意识到的道德必然性,两者皆来自员工自身道德的修养与自我价值的认同。一个企业的员工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价值追求,他就不可能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高尚的义务感,进而会缺乏为企业、为国家、为社会做奉献的动力,企业也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性恶论与企业精神形成的外驱力

企业精神是企业价值观体系的外化,寓企业个性与时代意识为一体,体现出企业主导意识和精神风貌,是企业一切行为和一切观念中的主导意识,体现了企业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怎么培育企业精神并使企业员工对企业精神产生共鸣、被企业精神所同化呢?企业管理层可以借鉴儒家荀子的性恶论观点,传承荀子“化性起伪”的理论,建立现代化的“性伪合而治”的人性管理模式。

首先,把握荀子“性恶论”思想内核,明确企业生存发展的精神旨归。何为“性”,荀子指出“性者,本始材朴也。”[3](P228)“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3](P262)“性者,天之就也。”[3](P272)“性”,即是生命的本来面貌,人的生理本能和各种欲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常常不断发生争斗而产生邪恶与暴力,正如荀子所言,“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战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於犯分乱理,而归于暴。”[3](P277)所以,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恶”即为争夺、残贼、淫乱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暴力。同时,荀子还指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3](P262)“情者,性之质也。”[3](P272)所以,“情”是“性”的一部分。“欲者,情之应也”[3],“欲”是与外界事物发生交感之后而产生的心理倾向或追求,是“情”的反应。在性的本然状态中必然包含着情欲,而情欲的发作就会产生“犯争乱理”的不道德行为而危及社会,所以必须改造人的本性,使人的行为“出于辞让,合于文理”[3](P277),使社会达到治理。企业就其本性来说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活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为了生存,企业必须从社会需要出发,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和独特性、时代性,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建立起全员认同的企业文化与精神旨归,运用企业文化调动全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规范和引导全体员工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努力奋斗。如长虹的企业精神“创新、求实、拼搏、奉献”,海尔的企业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等,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其次,汲取“化性起伪”思想精华,积极倡导企业精神。基于性恶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命题,指出“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以为也”[3](P77),强调人的本性虽不是我们后天所能造成的,却可以通过礼义、法度教育来改变。企业应当建立起牵引人心的道德理念系统和企业精神,并用它来杜绝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潜滋暗长的各种不良欲望,预防“犯争乱理”不道德行为的产生,从而在实际行动上真正实践它、体现它。不但如此,企业领导应带头践行企业精神,有意识地树立人物典型,积极鼓动和倡导员工深刻认识企业精神内涵,增强实践企业精神的自觉性。

最后,借鉴“性伪合而治”管理模式,践履丰富企业精神。荀子性恶论强调既重视人的本性,从人的本性出发,又不顺从人的本性,而要变化人的本性,使人的本性合于礼义法度,合于善。因为脱离人的本性来变化人性是不可能的,如人的情欲是人性的一部分,要抹去它是不可能的,于是,用礼义去节制它,用法度去限制它。如果能做到“性”与“伪”的统一,企业就能得到治理,管理的目标就可以实现。落实到操作层面,即为荀子所主张的“隆礼重法”。所谓“隆礼”就是重视“礼义”的教育功能、控制功能和调节功能,通过“礼义”的学习、教育,积善化性,使人具有善德而为善;所谓“重法”就是要制定强制性的法律,对那些通过教育仍然恶性不改而犯罪者,要施以惩罚,即把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结合起来,内外方法兼顾,凸显该管理模式的实用性。企业管理应当运用企业精神所蕴含的价值观及传统儒家道德礼义,促使员工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使员工成为具有企业精神的“企业人”,使践行企业精神成为员工完全自觉的行为,成为一种“本能”,由此将企业精神人格化、具体化、形象化,并转化为具有群体精神的个体意识。

传统文化既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工具,更是我们现代人证诸过去、印证现在、指向未来的一种智慧积淀,对我们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启迪。这既是传统得以成为传统而不被历史之河所湮灭的缘由,更是我们了解、学习和开掘传统文化的内在根据之所在。走向21世纪的企业文化将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新型文化,但这种适应现代化的新型文化绝不是无中生有骤然降临的,而一定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关联性。由此,探究儒家人本管理伦理与企业文化的深层契合,不仅是当代企业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更是新时代发展的基本需要。

[1]梁鸿.礼记[M].长沙: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2]郭庆财译注.论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3]荀况著,张峰屹校注.荀况[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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