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千家诗》作为古代儿童蒙读之书，因其简明易懂，易于成诵，成为古代启蒙的首选之书而得以“流传不废”。然而俗本《千家诗》“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1]1讹误百出，而且在流传过程中又不断被增补和重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千家诗》在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不仅地位高而且影响大。近年来，《千家诗》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版本研究方面，如丁志军、徐希平《<千家诗>的版本流传及编辑特点》[2]179-182、李连昌《<千家诗>版本简析》[3]66-68、刘和文《<国朝千家诗>版本考述》[4]93-95等；讹误研究方面，如刘永翔《<千家诗>七言绝句校议》[5]22-30、苏兴《<千家诗>载明世宗<送毛伯温>与<全明诗>收朱元璋<赐都督佥事杨文广征南>的问题》[6]57-60等；源流研究方面，如钱志熙《论<千家诗>与刘克庄及江湖诗派的关系》[7]72-83、陈绪万《<千家诗>源流探析》[8]121-123等。此外，文本个案研究方面如张蓓蓓《黑水城抄本<千家诗>残页考》[9]139-148、李成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孤本明刻<明千家诗>初探》[10]103-109等。虽说《千家诗》研究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但总体来看，这显然与《千家诗》本身的地位和影响却极不相称，尤其是在某一地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千家诗》文本个案研究极为不够。为此，文章以清代黎恂选注的《千家诗》为对象，探讨其诗注特色及诗注的文学意义，不仅有益于深化对传统《千家诗》的个案研究，同时也有助于对传统《千家诗》的多元化、地域化和民族化问题的深入了解。

一、黎恂及其《千家诗注》

黎恂(1785—1863)，字雪楼，一字迪九，晚号拙叟，贵州遵义人，是遵义“沙滩文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幼年从父受业，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先后官浙江、云南。道光元年(1821)他从浙江带回古籍图书数十箧，藏于黎氏锄经堂以供子弟辈研读。黎恂丁忧回籍后，曾在家乡团馆授徒，被誉为“西南巨儒”的郑珍、莫友芝均受业门下，获其教诲。黎恂一生研治宋学和史学，工诗和古文，学养富厚，著有《蛉虫斋诗文集》《读史纪要》《千家诗注》《四书纂义》《北上纪程》《运铜纪程》，与刘荣黼合撰《大姚县志》。其《千家诗注》是在俗本《千家诗》基础上进行重新编录，选录唐宋以来80名诗人的125首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七绝，下卷为七律。从选诗情况来看，黎注本《千家诗》完全摒弃了俗本收录的五言诗，而增补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七言诗。从诗歌作者的选录上，除了唐代杜甫、韩愈之外，更偏重于选录宋代诗歌，对程颢、朱熹、苏轼等人的诗歌选录较多；在所选诗歌的主题上，更注重诗歌的德行教育、情操陶冶功能，否定和摒弃了俗本《千家诗》中浪漫、浮华以及情绪性明显的诗歌，有些学者认为，这不仅与黎恂“宗宋”的诗学观十分吻合，同时也与他崇尚理学的思想一脉相承[2]182。黎恂选注本《千家诗》作为教授子弟的家塾课本，它的编撰其实也是传统《千家诗》的一种地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黎恂深刻认识到了俗本《千家诗》存在的讹误和不足，他说：“俗本《千家诗》传布已久……第原本题目，间与正集不符，作者姓字，亦多舛误，曾有为之注者，虽字解句释，如四书讲章，然而于讹舛处毫不考证，事实亦未注明，殊非善本。”[11]由于俗本《千家诗》讹误太多，如若不纠正俗本之讹误，这势必对子弟蒙学教育产生极大的危害。正如郑珍所说，“至弟子所读，先入为主，不正俗本之误，后将转以正本为非。若名大家诗，无一字无来历，字句苟一说即了，必緐曲引证，反膠泥其聪明。”[12]为了能够很好地利用《千家诗》来教授子弟，黎恂根据实际情况和教学需要，“检明群书”，对诗歌作者、诗中人物、地名做了考证，并将作者姓名、里居、官爵以及平生大概等相关信息“随手录载四旁，以授儿辈诵读，暇辄与之讲贯”，对于诗的“本事本旨”，也多引述前人之说，以启悟子弟。郑珍曾在回忆中说：“前三十年，既以诗法授珍辈内外昆弟，而二三幼者，课暇辄拈此令诵之，随即挍之注之，细书四方，以与讲说，珍亦时耳于侧，故得闻所以挍注之意甚详。”[12]随着子侄辈日渐长大，这些讲稿曾阁置于箧笥多年，直到黎恂第二次出仕云南归里，“复取雠校，增辑各条，进行重新编录”，以此教授诸孙，并将此定为家塾课本。从黎注本《千家诗》的成书过程来看，实际上是传统《千家诗》的一次民族化和地域化过程。黎注本《千家诗》集刘克庄本和谢、王俗本之长，诗注中大量引录古籍文献，对作者姓名、地名、诗中人物进行详实考证，从而使流传数百年的《千家诗》走向成熟。此书后经郑珍和黎氏子弟刊刻与推广，又成为了后世普遍认可并普遍采用的版本。

二、黎恂《千家诗》诗注特色

《千家诗》作为流传甚广的蒙学读物，曾有多家为之作注，也各具特色。然而，相比较而言，黎恂《千家诗》选注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讹误考证，详实精审

古籍传抄、刻印、排印过程中常常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文字上的讹误。尽管有些讹误对其原文也无伤大雅，然而有些讹误会引发读者对原文的误解，甚至会掩盖事实真相，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于古籍讹误考证不仅是一件非常重要和基础性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件严谨的学术性工作。一般来说，对于古籍编选和注释的水平高低，往往处决于作注者的校雠水平与学术态度。黎恂编选和注释《千家诗》不仅态度严谨，而且水平也非常之高，他曾对俗本的题名、作者以及诗歌文本异文做了全面考证，诗注考证参照了尽可能找到的古籍文献。如他考证僧志南《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黎注云：

志南，南宋诗僧。俗本作志高误。《柳溪近录》：“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沾衣云云，余深爱之。’作书荐至袁梅岩，袁有诗云：‘上人解作风骚话，云谷书来特地夸。杨柳杏花风雨后，不知诗轴在谁家。’”[12]卷上十一页

俗本题为僧志高，黎恂认为俗本讹误，援引相关文献，辩证讹误，做到持之有据。又如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黎注云：

俗本云杜牧作，误。《明月堂诗话》：“东坡《中秋诗》，绍兴元年自题其后云：‘予十八年前，中秋与子由观月彭城时，作此诗。’”《诗话总龟》亦云：“山谷在黔南以小秦王歌之。”[12]卷上三十四页

黎恂对诗歌作者的讹误考证，其结论都非常精准。如赵师秀《绝句》，俗本题为司马光。戴敏《初夏游张园》，俗本题作为《夏吟》，作者称为石屏作。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俗本称为王安石作。高千里《山亭夏日》，俗本题为王安石作。黎恂对这些讹误，都一一进行了考证，其校勘的结论为现代千家诗注家所接受。如王启兴、毛治中《千家诗新注》，王践、陈蒲清《千家诗注评》，陈超敏《千家诗评注》等多吸收黎恂的校勘成果。

2.科学存疑，杜绝武断

校雠是我国古代学者重要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手段，学者们常常通过校雠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清人章学诚总结说：“古人校雠，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13]985

黎恂在注释《千家诗》过程中，严格遵循古人书籍校雠的基本原则，做到科学存疑，杜绝武断。一是对于诗歌作者的考证，如有异说，均以列举。黎恂在《千家诗》的选编中，虽将诗歌作者归于某人，但在诗注中对其异说均以列举说明。如范成大《村景即事》，黎注：据《宋诗纪事》引《西溪丛语》，此诗系谢完壁作。考稗海中《西溪丛语》，无此条。王元之《清明》，黎注：《宋诗纪事》载此诗为魏野作。张演《社日村居》，黎注：此诗一称为王驾作。叶采《暮春即事》，黎注：一题为《暮春书事》，一本载此诗为周茂叔作。对于黎恂来说，这些诗歌作者之异说，他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存疑，以备后人考证。二是诗文字句考证，对照俗本，查阅集本。在考证过程中，两说可通者，存其两说。如韦应物《答李儋》：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集本作已半年)……闻道欲来相闻讯，西楼望月几时圆(集本作回)。杜甫《江村》：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复(集本作更)何求。陆游《秋思》：日长似岁闲方觉，事大如天(集本作山)醉亦休。砧(集本作衣)杵相望深巷月，井梧(集本作桐)摇落故园秋。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集本作州)路八千。本(集本作欲)为圣朝(集本作明)除弊政(集本作事)，敢(集本作肯)将衰朽惜残年。对于集本以外的情况，黎恂查证细仔，态度严谨。如李朴《中秋》：皓魂当空(一作天)宝(一作小)镜升，云间(一作闲)仙籁寂无声。崔塗《春夕旅怀》：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一作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一作多)年别(一作绝)，华发春惟(一作移)两鬓(一作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

当然，古籍文本之间差异存实属正常，出现差异的原因也比较复杂：一是诗歌流传的口耳相传，语根字族与同音异字通用现象的普遍存在；二是汉字有很多形近词，字形相似，字义不同，诗歌流传过程出现传抄之误；三是刊刻校勘过程中对原有文本的有意更改。对于《千家诗》俗本、集本以及其它文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黎恂在诗注中予以说明，存其两说。而且在这种“科学的存疑，杜绝武断”的精神关照下，大大提升了《千家诗》选本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

3.繁曲引证，援据详洽

黎恂选注本《千家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普遍认可和采用的版本，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诗注引述和考证之功夫。黎恂的诗注考证引书，往往能够做到繁曲引证，援据详洽。如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蹊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黎注云：

俗本作《茅檐》。“净”集作“静”，“蹊”集作“畦”。《冷斋夜话》：“山谷尝见荆公于金陵，因问丞相近有何诗，荆公指壁上所题一水护田两句云：‘此近所作也。’”《石林诗话》：“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只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如此句护田、排闼之类，皆汉人语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觉拘谨。”《汉书·西域传》：“武帝时，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至宣帝时，使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并护南北道，号曰都护。都护治乌壘城，去阳关二千七百里，与渠梨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史记》：“高祖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樊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12]卷上二十八页

黎恂注释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一诗，用了四种不同的文献。首先引北宋惠洪《冷斋夜话》说明《书湖阴先生壁》作者是王安石。再引叶梦得《石林诗话》进一步确认王安石是此诗的作者。随后引《汉书·西域传》说明“护田”的来历，最后引《史记》说明“排闼”是汉人的用语，符合王安石的用语特征，注解上层层深入，环环相扣。

又如对宋人杨朴《七夕》：“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几多。”黎注云：

《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蒙斋笔谈》：“朴性迂癖，常骑驴往来郑圃，每欲作诗，即伏草间冥搜，得句则跃而出，遇之者皆惊。少与毕士安同学，士安荐之。太宗以布衣召见，赋《莎衣诗》辞官二归。”《瀛奎律髓》：“《莎衣诗》：软绿柔蓝著胜衣，倚船吟钓正相宜，蒹葭影里和烟卧。菡萏香中带雨披，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时，直饶紫绶金章贵，未肯轻轻博换伊。此诗对御所赋，天下传诵。”《东坡志林》：“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诏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惟臣妻有一首云：“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12]卷上三十三页

由于黎恂选注《千家诗》欲使初学者“诵其诗而知其人”，其落脚点是“知人”。他在援引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做诗题以及风俗解说，然后通过郑景望《蒙斋笔谈》、方回《瀛奎律髓》、苏轼《东坡志林》中关于杨朴的逸闻轶事介绍，黎恂通过这种繁曲引证，让读者对诗人有一个全面、立体的了解，从而让初学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诗歌诗意和内涵。

三、黎恂《千家诗》诗注的文学意义

诗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和文学手段，它源于汉代学者对“六经”的解读和注释。由于古代经学家多兼文学家的身份，而且经学与文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将经典的解读和重注的经学方法不断运用到文学领域，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活动。后来，随着文学发展与经学的逐渐分离，诗家注释便越来越着意于诗注这种文学意义的表达。黎恂《千家诗》诗注不仅可以提高诗歌的文本内涵，同时也赋予了诗注本身丰富的文学意义。

1.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

在文学批评史上，“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范畴。《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4]82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接受，了解作者生平是揭示文学奥秘的一把钥匙。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也曾有论述：“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3]278黎恂在《千家诗》的诗注中，广泛运用了孟子“知人论世”的解诗之方法，让受学子弟们“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他所选80家诗人当中，除了少数诗人之外，大多数诗人的生平事迹均予以介绍。尤其是唐宋以来的著名诗人的生平事迹，黎恂往往在诗注中不惜笔墨。如黎恂对程颢《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一诗的注释：

程子，名颢，字伯淳。宋河南洛阳人，嘉祐二年进士，神宗朝以荐为太子中允，罢知扶沟县，责监汝州盐税。哲宗立，召为宗正寺臣，未行，以疾卒，年五十四，文潞公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中谥曰纯，从祀孔子庙庭。程子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少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弟颐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道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12]卷上一页

从黎恂的诗注来看，他并没有对诗歌进行直接解说，而是通过对诗人生平的介绍、评价，让读者自己去体味诗歌的内涵。如果了解程颢生平之后，就不难理解他的诗歌内容。《春日偶成》其实是一首说理诗，诗人通过对淡云轻风、繁花垂柳的描绘，将春光明媚之美与自得其乐的心融为一体，“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诗人生活追求的恬淡，在时人看来就是一般少年贪图玩乐的本性，实际上诗人所表达的是一般少年难以企及的修身养性的涵养功夫，表达的是理学家所追求的平淡和理趣。

又如朱熹《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一诗，黎注云：

朱子，名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宋建阳人。先世居徽州婺源紫阳山，父松仕闽，生朱子于尤溪，侨于崇安，徙建阳之考亭，遂家焉，故为建阳人。绍兴十八年进士，为同安主薄。孝宗召对，除枢密院编修，辞不就。后以荐知南康军，调提举浙东常平茶监事，进直徽猷阁，又除江西提刑，力请祠去。复除秘阁修撰。光宗立，知漳州，又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宁宗时，召入对，除焕章阁待制。韩仛冑用事，落职奉祠，寻致仕，计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于朝仅四十日。卒之日，大风拔木，洪流崩崖，年七十一。赐谥曰文，赠太师信国公，从祀孔子庙庭。今升列西哲之次。朱子之学，大要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黄幹曰：“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子而后始著，故论者以为集诸儒之大成。”[12]卷上二页

从上面的诗注来看，黎恂没有对文本做任何解释，只是对朱熹生平进行详细介绍和评价，与其说诗注是对诗歌的注释，不如说诗注在给诗人做个人传记。黎恂为什么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注释《千家诗》呢？一是由于《千家诗》所选之诗都属于“显明易解之作”，文本字句通俗浅显，不需浪费笔墨；二是黎恂注诗所使用“知人论世”解诗方法，了解诗人自然就能理解作品，这样更有利于达到“启迪灵悟，鼓舞幼志”的教学目的。当然，黎恂诗注“知人论世”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千家诗》文学叙述和文学表达，同时也赋予了诗歌文本新的文学内涵。

2.情理异趣的审美表达

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诗歌创作上的宗唐与宗宋一直成为颇具争议的话题。唐诗与宋诗作为两种审美追求不同的诗歌艺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别。简单而言，唐诗重情，诗多抒写性灵，韵流言外，多用比兴，诗体丰腴多彩，想象奇特；宋诗尚理，诗多阐发理趣，诗意发露，多用赋笔，诗体瘦劲平淡，题材生活化。用著名学者缪钺先生的话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籍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15]31这两种审美差异的存在，对于诗选家来说，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黎恂在《千家诗》的选诗上虽然兼取唐宋，但无论是诗家选择还是作品数量的选择，都表现出明显的“宗宋”倾向。而且在诗歌诗注中对唐人与宋人的品鉴存在明显的情理异趣。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注云：

目前，在一般的航空摄影测量当中，技术已经较为先进，差分GPS定位的空中三角测量的推广应用已有成效，并在我国的传统航测4D产品生产和西部测图困难区域的地形测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数据的处理一直还沿用传统的航空摄影测量加密方法。为此，本文提出基于差分GPS定位的无人机遥感GPS辅助空中三角测量方法，通过生产试验，实现了减少地面控制点的低空摄影测量数字正射影像图的生产，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公少读书，日记数千万言，比长，尽通六艺百家，所为文章，深探本原，约六经之旨而成之。粹然一出于正，其《原道》《原性》等篇，奥衍闳深，与孟子、杨雄相表里。至他文造端置辞，刊落陈言，汪洋大肆，要之无抵捂圣人者。没后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苏子瞻曰：“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又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盖实足以知公云。”《苕溪渔隐丛话》：“天街小雨润如酥云云，退之《早春》诗也。荷盖已无擎雨盖云云，子瞻《初冬》诗也。二诗意同而辞殊，皆曲尽其妙。”[12]卷上五页

韩愈作为唐代伟大的文学家，积极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希望以古文方式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提倡“古文”载道的社会责任。黎恂在诗注中极力于对韩愈这种才情的称颂。又如韦应物《滁州西涧》，诗注云：

韦名应物，唐京兆长安人，少以三卫郎事明皇。渔阳乱后，流落失职，乃折节读书。永泰中，迁洛阳丞，被讼弃官，起为鄠令。大历十四年，除栎阳令，复以疾谢去。建中二年，拜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史。久之，调江州，追赴阙，改左司郎中，复出为苏州刺史。太和中，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盐铁转运江淮畱后，年九十余矣，不知其所终。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唯顾况、刘长卿、邱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客，与之酬唱。其诗闲淡简远，人比之陶潜，称陶韦云。[12]卷上十七页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来看，不管是韩愈还是韦应物，黎恂在诗注中对其介绍主要着眼于诗人才情和品性的评价。而他对宋人的评价，尽管不失才情，然而最终不免于道德伦理的秉持。如黎注苏轼《春宵》诗云：

东坡少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茫，雄视百代。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得大用，且使祸患叠膺耳。[12]卷上三页

宋代理学的兴起，天理与礼制的伦理纲常直接联系起来，“三纲五常”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社会对士大夫的评价要求首先是忠君与孝亲。“父子忠君，天下定理”成为修身养性与齐家治国的主要内容。尽管黎恂对苏轼的才学有所肯定，然而最主要的还是对其合乎“理”的德行充分礼赞。又如黎恂在《晓登万花川谷看海棠》的诗注中对杨万里的评价：

诚斋为人刚而褊，孝宗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遂不见用。韩仛冑用事，筑南园，属诚斋为之记，许以掖垣。诚斋曰：“官可以弃，记不可作。”仛冑大恚，诚斋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仛冑专僭益甚，诚斋忧愤成疾。家人知其忧国，邸报亦不以告。忽族子至，言仛冑用兵事，诚斋病哭失声，呼纸书曰：“韩仛冑奸臣，专权无上，谋危社稷，吾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落笔而逝。[12]卷上二十一页

黎恂对杨万里的介绍，才学上落墨不多，仅“孝宗爱其才”一笔带过。而接下来主要介绍杨万里德行，如何地忠君爱国，不畏强权，誓死不渝。我们不难发现，黎恂对唐诗和宋诗尽管都采用“知人论世”的解说方式，然而其诗注对唐人和宋人的评价却具有一种很明显的情理异趣的审美倾向，而且这一审美倾向，离不开他治经宋学的学术文化背景。

3.人伦教化的风雅精神

南轩颖悟夙成，自幼学所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长师胡宏，宏称之曰：“圣门有人矣。”益自奋励，以古圣贤自期，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每进对必自盟诸心，不以人主之意，辄有所随顺，病亟，犹手疏劝上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天下传诵之。[12]卷上十三页

又如注释《居洛初夏》对司马光的评价：

温公七岁时，闻讲《左氏春秋》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卷，于物淡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平生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终其身，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皆称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12]卷上二十三页

黎恂《千家诗》诗注中，对诗人正面评价的例子很多，如宋人黄庭坚、邵雍，唐人杜甫、白居易等等。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正面评价，激励族中子弟弘扬家风，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提升家族子弟们的正能量。二是用一些反面的事例以警示族中子弟。如《山中寡妇》诗注对杜荀鹤的评价：

彦之，名荀鹤，唐池州人。大顺二年第一人擢第，后还旧山，宣州田頵遣至汴州通好，朱全忠厚遇之。表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知制诰。恃势侮易缙绅，为众所恶。[12]卷下二十三页

又如《夏日登车盖亭》诗注中对蔡確的评价：

持正，名確。宋晋江人。嘉祐四年进士，历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元丰五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哲宗立，转左仆射。元祐中罢知陈州，夺职，徙安州。又谪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卒于贬所。持正善窥人主意，与时上下，屡兴罗织之狱，夺人位而居之，为公论所不容……高宗时，下诏暴其奸罪，凡所与滥恩，一切削夺，天下快之。[12]卷上三十八页

再如《春夜》诗注中王安石的评价：

介甫性情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为相时设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新法，赋敛重，天下骚然。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苏明允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辨奸论以刺之。神宗欲命为相，问韩琦曰：“安石如何？”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驯致以周官误国殃民。朱子亦曰：“安石以文章节义高一世，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摒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肆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12]卷上四页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黎恂对杜荀鹤、蔡確、王安石评价不高，甚至有诋毁的成份存在，虽说黎恂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说教，其评价或许也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从当时宋学主流道德伦理标准来看，这显然是通过以一些反面事例，对家族子弟进行的警示教育。而且这些教育无论是正面教育还是反面的警示，都表现出黎恂固有的那种伦理教化的风雅精神。

4.“文史互证”的价值诉求

史所载事，事藉文传，这是文与史互动的基本准则。在文学领域中，文学的生发离不开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构成了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因文存史”或“史涵括事”使得文学创作必须具备相当的现实意义。黎恂《千家诗注》编撰目的“欲使初学诵其诗而知其人”，如何让初学者知人，又如何让初学者知世，这实际上就是文学中所谓的文史关系的建构问题。黎恂在其诗注中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明显表达出“文史互证”的价值诉求。如刘禹锡写“元都观诗”遭贬之事：唐贞元年间，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的改革失败坐贬连州刺史、朗州司马，后应召还京，写《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复贬播州。后来徙夔州、和州刺史，征为主客郎中，复游元都观，写《再游元都观》，受时人轻薄。黎恂在《再游元都观》诗注中援引《唐书》云：

禹锡素善韦执谊、王叔文。叔文得幸，太子即位后，朝廷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与议禁中，擢屯田员外郎，颇籍势，中伤士类。叔文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郎州司马。久之召还，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锡作元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者不喜，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言播极远，猿狖所宅，非人所居。禹锡母年八十余，当与其子死别。乃易连州，又徙夔州。又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复作游元都观诗。且言始谪十年还京师，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过之，无复一存，惟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以诋权近，闻者益薄其行。[12]卷上十六页

陈寅恪认为，诂释诗章，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词句，前者属于考今典，即当时之实事。后者属于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由于古典仅字面，今典才是实指，要想正确理解诗章的意，不仅要释古典而且更要考今典。黎恂在诗注中，通过史料的征引，还原诗歌的创作背景，不仅让初学者了解诗歌，同时也了解了相关的历史。这种从历史层面对诗歌进行周密的考订、辨误和解说，虽然用的是史学方法，但显然具有重大的文学意义。可以说，黎恂在《千家诗》诗注中，通过这种“文史互证”的叙述和表达，既体现了他对文学的认知，同时又表达了他对史学的体察。

结语

在我国古代的文化活动中，对古籍原典的重新注疏既是文人学者主要的学术活动，同时又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化传承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一种活的对话，为了保障对话渠道的通畅，避免文本误读或误解，这必然需要在文本阐释不断探求其语境的文化语意。《千家诗》承载着启蒙教育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当初学者一旦融入到文本语境之中，他们将对诗人和诗歌的理解就不再是以一种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转以一种积极思维去感知和领悟。由于俗本《千家诗》存在的讹误较多，初学者在蒙学阶段会出现“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因而童蒙先生对待俗本《千家诗》的态度一般比较谨慎，在授学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身的情况以及初学者的特点，对俗本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造，从而不断形成新的选本和注本，使得《千家诗》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多元化、地域化和民族化。黎恂《千家诗》的编选过程来看，他对《千家诗》的接受、调整和改造既是《千家诗》的一个动态传播过程，同时也是传统《千家诗》的地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黎恂在俗本《千家诗》基础上的编选和诗注，不仅反映了他对待教育的态度和责任，同时也反映了他学识水平和诗学主张。其诗注中通过对俗本讹误的精骸考证，对文本异说的科学存疑以及对古籍文献的繁曲引证，大大提升了文本内涵，使流传数百年的《千家诗》走向成熟。同时，诗注中“知人论世”与“文史互证”的普遍运用，而且在历史语境中对人物评论展示人伦教化的风雅精神和情理异趣的诗学审美表达，更是表现出了丰富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