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昊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月初改组内阁，自民党资深政治家、知华派人士河野洋平之子河野太郎出任新一届外相。走马上任一个多月，河野太郎多次出访，足迹远至中东与非洲，试图为日本外交继续“拓展空间”。河野太郎的政见立场不同于父亲河野洋平，此前他一直以“新生代”“改革派”自居，但现在，比起“做自己”，他更倾向于成为“安倍外交”的忠实执行者。

助推安倍“战略性外交”

8月初执掌外务省后，河野太郎马上迎来“外访首演”，8月5日赴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会上他指责中国“将南海军事基地化”，要求中国“遵守法治与航行自由”，被中国外长王毅直言批评。8月16日至19日，与新任防相小野寺五典一起访问华盛顿，参加日美“2+2”会议。8月23日至28日，飞往莫桑比克，代表日本主持非洲开发会议（TICAD）部长级会议，与非洲各国外长会谈，还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会见了非盟领导人。9月6日至7日，陪同安倍访俄拜会普京，参加“东方经济论坛”。9月8日至13日，连续访问中东和非洲五国，其中10日一天连续拜会约旦、科威特和沙特三国外长，然后又飞赴埃及，主持首届部长级“日本阿拉伯政治对话”，并分别与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外长会谈。17日，又陪同安倍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日本经济新闻》称，在日本外交“秋季攻势”的背景下，新任外相为支持“俯瞰地球仪外交”不辞辛苦地努力。

在安倍持续推进“战略性外交”的总方针下，日本重新加强了在中东、非洲等日本外交传统上“非重点区域”的战略投入，在这些地区积极填补“影响力空白”，以支持日本外交的“全球格局”。

在河野上任以来的外交行程中，中东与非洲占据了很大比重，如何强化在该地区的日本外交，成为他当前的主要课题。在莫桑比克的TICAD部长级会议上，河野称日本自2013年至2016年已提供总额约267亿美元的对非援助，并宣布将继续加大对非援助，出口“高质量基础设施”，并推进“高建设性人才培养”。在埃及举行的首届“日本阿拉伯政治对话”上，河野表明了日本中东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河野倡议”，即“知识与人的贡献”“加强政治协作”等四条原则，以及扩大由日本主导的巴以“和平与繁荣回廊构想”等五条具体倡议，并承诺为叙利亚难民追加总额约2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访问中东时，河野向各国外长反复表示“打算为中东和平做出贡献”，愿意在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等争端问题上发挥“桥梁作用”，并承诺提供总额约14亿日元的无偿援助，用于打击“伊斯兰国”、反恐治安和难民医疗等。在朝鲜核试验与试射导弹背景下，河野每到一地，均积极呼吁各国支持日本外交立场，推动加强对朝鲜制裁。在TICAD会议上，河野还就基础设施、海洋等问题发表意见，声明“应保障航行自由，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海洋秩序”，“国际港湾等基础设施，有必要以高度公平和透明的方式进行利用”，“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来（向非洲）投资”，等等。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外交风格有待观察

此次担任外相，是54岁的河野太郎时隔一年再次入阁，2015年10月，他曾被安倍起用，担任国家公安委员长兼行政改革相，直到2016年8月内阁改组。之前，河野还曾任总务大臣政务官、法务副大臣等职，但出任外相这样备受关注的要职还是第一次。更何况在他之前、为安倍担任了四年半外相、此次内阁改组后转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的岸田文雄“获评甚高”，这也无形中增大了河野的压力。《日本经济新闻》称，岸田给后任者提供的经验是“勤奋而无怨言地工作”“沉着地应对问题”。换言之，在安倍首相掌舵對外政策的前提下，外相要“服从命令”“能干活”，而且“会背锅”。

尽管是初任外相，但河野在个人经历及政策思考方面并非“毫无准备”。一方面，河野曾就读美国乔治城大学，并在美政治人士办公室实习过，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有人脉。河野重视日美同盟关系，6月初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河野曾用英语向美防长马蒂斯提问，并表示日美同盟应当强化“共同价值观”，而非仅仅基于权宜之计的合作;8月中旬访美参加“2+2”会议时，河野还专门拜会了自己在乔治城大学的导师、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另一方面，河野在富士施乐等公司上班时，曾被派驻国外开拓亚太市场业务。他自己也强调重视亚洲。2012年河野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超日本”宣言——我的政权构想》，在内外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提出依托日美同盟和日本与亚洲各国的伙伴关系，“让日本在新的亚太地区确立领导地位”。

总的来看，作为外交“新人”，河野将忠实执行安倍力推的“战略性外交”。2010年，河野曾在博客上写道，自己作为自民党议员“不代表日本政府，也不代表本党主流派，但代表大多数国民的意见”，但河野的过往经历表明，一旦出任政府要职，他立刻个人服从集体，“与内阁方针保持一致”。河野曾是自民党内反核电少数派，但2015年出任行政改革相后，他在核电问题上“彻底沉默”。此前，河野一直主张削减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开支，但担任外相后，他立刻转变了立场。他还表示“将逐步展现自己的风格”。在马尼拉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期间，8月7日晚，河野主动提出在下榻酒店面向海外媒体举行新闻发布会，此后他又在国内外多次举行临时记者会。这也反映出他主动利用媒体发表看法的策略倾向。他说，作为外相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反射神经”，即面对形势立即应变的能力。

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遗产”

河野太郎出身政治世家，祖父河野一郎是自民党元老，大叔父河野谦三曾任参议院议长，是与周恩来总理打过交道的对华友好人士，父亲河野洋平曾任众议院议长、官房长官、外相等要职，并担任过自民党党首，以1993年发表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而闻名于世。不过，背负着深厚政治家族背景的河野太郎并不打算按照父辈的政治道路走下去。出任外相后第二天，他在外务省内的讲话中，向全体官员表示自己和父亲“完全不同”。一些自民党人士称，在自民党内河野以“新生代”“改革派”自居，与作为稳健保守派的父亲有明显不同，有强烈的“做自己”的倾向。

在政治和外交政策观上，相比反对修宪、更重视与亚洲邻国关系的父亲，河野太郎明确支持修宪，力主让日本实现“政治自立”与“安全自主”。早在2000年，首次当选议员的河野就曾拜访安倍，表示“完全赞同”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理论，愿全力支持安倍。河野支持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主张自卫队入宪，开展对外安全合作，而且具备主持推进对美外交的意愿与能力。这也是安倍得以“放心”起用河野担任外相的原因之一。在历史问题上，河野对安倍在二战结束70周年时主张的“未来志向”表示赞同，但他个人不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在敏感的历史问题上“需要兼顾邻国的立场”，并且支持与中、韩等国深化民间交流。

尽管希望“做自己”，但河野太郎仍然无法忽视来自父亲的影响。在就任外相后他公开坦承“必须要感谢父亲的恩德”。日本舆论也认为，河野太郎之所以被任命为外相，与其父的海外声望直接相关，安倍希望借助这一声望，并藉由河野洋平之子之手，寻求与中、韩改善关系，纾解近邻外交困局。这也表明，河野家族在历史问题及亚洲外交上留下的“政治遗产”，现阶段仍是日本难以轻易抛弃的。今年7月，河野洋平公开批评安倍的内政外交政策，称安倍“搞的是与民众期待相反的政治”。前不久他前往北京出席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活动时，也公开表示要在不忘历史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关系。在父亲的隔空“提醒”下，河野太郎接下来如何应对当前的中日关系局面值得关注。

在安倍政权以“附美”姿态争取掌控地区主导权，对中国加强战略竞争的情况下，日本所谓的“战略性外交”日益暴露出结构性问题。但日本外交当前所面临的课题与挑战，并非外相一人所能解决，更何况河野太郎与安倍在政见上“颇多投合”，他很难成为政府当前外交路线的反思和批判者。尽管如此，如果河野能以适当的方式，让父亲的“政治遗产”在地区历史和国际关系进程中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将有助于日本外交或多或少“回到初心”“复归平衡”，至少让日本的战略心态和价值取向“保住底线”，并趋向理性与包容。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