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欣

最近的朋友圈有两个热点，一个刚刚从方正证券离职的任泽平以月薪125万加入恒大，另一个就是来自珠宝品牌Tiffany的一团银灰色毛线标价人民币87500元。

有网友直言：“大概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出生的时候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但是有的人坐在父母的豪车里，有的人却要背着父母走完全程。

从月薪百万到一团毛线

前几天，一个月薪125万的男人刷爆了朋友圈。

朋友圈里流传的恒大文件显示：刚刚从方正证券离职的任泽平，确认加入恒大集团，担任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他的月薪为125万，包括62.5万的工资和62.5万的奖金。

有网友评论说“算你每个月工作30天，日薪就是4.17万”。按照年薪十万来算，他真正做到了“一月更比六年强”！

然而，这并不算什么，另一位恒大内部人士透露，1500万年薪应该是真的，这个收入在恒大副总裁级别比较常见。根据恒大集团2016年年报显示，该集团在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员薪酬一栏中，10位高管的酬金总额为3.2亿元。其中，中国恒大的行政总裁夏海钧一人的年薪就高达2.7亿元，为董事中年薪最高的一位。

今年很火的《中国有嘻哈》中，作为导师的潘玮柏，在唱着一段RAP的时候，顺带介绍了手上的一款表。一直以来，名表都是像劳力士、百达翡丽的样子。那种镶着钻石、金灿灿的表才是土豪的象征。

也许很多人觉得这块黑漆漆的表本身不贵，品牌背后可能有什么故事之类的。上网一查才知道这款表的牌子：理查德米勒，均价几百万人民币，部分款式飙至上千万。潘玮柏戴的是RM056定制表，是用蓝宝石水晶材质做的表壳，定价1300万人民币左右。

他竟然把北京一套房戴在手上甩来甩去。

最近的微博上，来自珠宝品牌Tiffany的一团银灰色毛线火了，这个毛线球所在的产品系列是Tiffany借着今年的年末节日季推出的全新日用品系列“Everyday Objects（日常物品）”，标价人民币87500元。

该系列则有69件商品在售，除了吸管、勺子、花瓶、水壶、调味罐一类的家用产品，还有乐高积木、悠悠球、骨牌、口琴、九宫格棋、乒乓球拍一类的休闲玩物，以及量角器、三角板、马克笔、笔筒一类的办公用品。它们大多由纯银材质做成，少数产品还有黄金、玫瑰金版本。材质和工艺决定了整个系列的售价不会太低。

有网友直言：“大概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有人发问：“谁能告诉我我要拿这个10000块，还敷不了蛋的鸟巢做什么用？”也有网友就对定价1500美金的回形针喊话道，“这个回形针最好能把我的生活连起来。”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明星富豪倾向于在公众社交平台上，发布一些自己的生活动态，比如吃的什么餐厅、家里长什么样、开什么车、孩子上什么学等等。

这会给我们一种错觉，觉得自己能够看到富豪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不再是过去那样遥不可及，那些有钱人吃的餐厅，我们省吃俭用几个月还是能去尝一尝。

然而现实却是：有钱人的财富增长速度远比我们要快，我们与他们的差距，不会缩小。

不同起跑线的较量

火爆荧屏的电视剧《欢乐颂》中，来自不同阶层的女孩子们被编剧凑到一个生活平面，草草构成一个小社会，观众们已经备好瓜子准备看5個姑娘如何一路打怪晋升，不同阶层相亲相爱乘着友谊的小船共同进步，最终走向共赢完美大结局。

看了一半才发现不对劲，来自更高阶层的姑娘一路顺心事事如意眼见要迎来完美结局，起步低的姑娘们却不那么争气，要么愚笨懦弱能力不足，要么被原生家庭拖到人见人嫌，一眼望去这些姑娘都只能平庸乃至悲惨地过完这一生。

尽管几位主角的阶层差异与冲突，在电视上被戏剧性放大，但下面这些事实，支持这部剧看似跑偏的“三观”。

今天，高房价区隔了阶层，当一个城市的月平均工资只能赶上这座城市的房屋均价的十分之一时，究其一生的努力奋斗换来的却是不足翻身的蜗居，没有及时上车的“寒门”即便毕业于清华、北大，要想在京沪深逆袭也很难；而实业的凋敝和资本的马太效应正在将这样的区隔无限放大。

美国的彼得森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份报告，在韩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中，超过74%是通过继承财产获得的。而在中国，“富一代”们正逐渐老去，“富二代”接班高峰期也已到来，比如柳传志、任正非、杨国强的儿女们都已相继成为企业高管或创业老总，他们擅长于资本的游戏，牢牢把握了未来制胜的天平。

命运的乌云与上升的阶梯

社会阶层“藩篱”的确存在——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如此。大洋彼岸也有过一个众多平民只要奋斗就可以成功的美国梦，《阿甘正传》完美诠释了美国梦——只要不停向前奔跑，就会成功。可是美国也有了一部几番被搬上银幕的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描述了美国梦的幻灭：盖茨比纵然靠着灰色生意的逆袭完成了财富积累，也并不能进入他心仪女孩所在的上流社会。

英国一位导演从1964年开始拍摄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十四个孩子，此后每隔七年回访一次。40多年拍下来，富人的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底层的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其中一个被追踪孩子出生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与他的合作者从1965年开始对大约一万名法国中学生会考中的优等生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 优胜者群体属于最优越阶层（ 61%属于富裕阶层）。2006年，日本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大学升学率因家庭收入不同而呈现较大差距。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约合65万元人民币）的大学升学率达61%，而家庭年收入低于400万日元的升学率为34% 。

美国经济史学家G·克拉克教授在《子孙照样发达》一书中，通过追踪数百年来姓氏在社会的综合地位的起落提出，跨（多）代的社会粘滞性是异乎寻常的高，上层人士以及下层的人要“回归到”社会的平均水准相当艰难，常常绵恒数代、十数代而不可得，不论在怎样的社会氛围、文化条件和体制安排下，都是这样。

如此说来，人生就是一场赛跑，出生的时候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但是有的人坐在父母的豪车里，有的人却要背着父母走完全程。但是总有一些不认命的人，觉得客观因素并不能限制自己的一生，在命运的乌云里，靠自己的努力硬生生撕开一个口子，露出上升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