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安

晚清民初，拉车还是份不错的工作

李安安

1918年1月15日的第4卷第1号《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叫《人力车夫》的新诗：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诗简短但情节感人，读之辛酸。这首浅白如话的白话诗，发表在新锐刊物《新青年》上，有文学革命的意义。诗的作者，正是当时因倡导白话文写作而声名大噪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

胡适在诗中表达了对人力车夫这一群体的深深同情。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也在1919年发表小说《一件小事》，赞美车夫的高尚人格。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写的是1920年代的车夫生态。可见，那一时期，作家们都十分关注底层生态。

人力车并非中国本土产物，而是晚清时由一个法国人从日本引进上海租界的，故又叫“东洋车”。晚清官方规定拉客的人力车都要漆成黄色，以区别私家的黑色人力车，故有“黄包车”一名。

人力车夫的劳动工具并不复杂：前面两根车把子，后面两只橡胶车轮子，轮上有个带靠背的座位。人力车就是人拉人，车夫驾着两根车把拉座上的客人。

晚清民初，拉车还是份不错的工作，比码头的搬运工和街头的缝补匠有面子，收入也高些。但拉车成本高：买车需要15个银元，租车每天要交五六百文钱的租金，在官方上牌获得营运资格也要交费。当时的车夫收入足可养活一家四口，所以很多到城市混生活的人，都想拉车。《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最大梦想就是有一辆自己的黄包车，反映的就是当时社会。

民国时，黄包车多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光上海就有2万多辆黄包车，有5万多黄包车夫。由于天灾战乱，苏北的很多农民都拖家带口到上海讨生活。一没关系，二没文化，三没技术，进厂当工人都难，只好选择拉车。好在这时拉车成本下降了。

当时上海的政治还算清明，没挤兑外地流民。比起难民和乞丐，黄包车的生活算是好的，有的在上海买了房子，甚至还有的幸运地娶了有钱人家的小姐。有一部民国题材的电视剧里，就有位富家小姐看上一个黄包车夫。女方父母极力反对，但两人经历曲折后最终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女人爱那个苏北的穷小子什么呢？用她的话说是帅气和善良。车夫娶了富家小姐，自然不再拉车。但几十年后他病重时留下遗言：开一家车行，专门为黄包车夫们服务，让那些买不起车的难民拉车。他太太后来果然遵其遗嘱开了家车行。

当然，上述这种美事少之又少。更普遍的是，黄包车夫们挣钱不易，要接受层层盘剥。路上逆行违章要交罚款，还要受车行（专门出租黄包车的车行）和黑帮老大的压榨。收入的一半多要交车行，时不时向地头蛇“进贡”，否则不能在街上跑。所以，大部分黄包车夫的生活艰难，入不敷出，更供不起孩子上学。据说黄包车夫出身的黑帮老大顾竹轩，曾出资兴建7所希望小学，专门招收黄包车夫的子弟，也算是义举了。

在当时的画报里，大多数黄包车夫多是光着脚的。为什么呢？难道因为光着脚跑得快？其实还是因为穷罢了。他们每天穿梭大街小巷，要跑好多路，当然是很浪费鞋子的。车夫们为了省下鞋子钱，干脆就光脚跑了。如果是冬天，或者跑着跑着踩到碎玻璃上、小石子上，痛苦可想而知。

黄包车夫们饱尝风霜，见惯世态炎凉。他们是民国街头的风景，也是民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们中，有人改变了命运，但大多数活得如牛马。无论幸与不幸，他们最终都与民国一样，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如今，人力车夫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与民国一样，已深深地刻在国人心中。他们留给人们的思考，也从未远去。

北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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