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欣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当人们为我军的威武雄姿和先进装备激动不已时，一定也记得他们在一些特别场景中的身影：朝九寨沟地震灾区飞奔的战士，在南苏丹持枪警戒的维和士兵，远航在印度洋的海军官兵……这些场景都展示了我军的一项重要使命——非战争军事行动。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兴起

“非战争军事行动”（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的定义最早来自美国。1993年，美军在《作战纲要》（FM100-5号野战条令）中把军事行动分为“战争”和“非战争”两大范畴，首次提出“非战争军事行动”。同年，参联会联合出版物JP3-0《联合作战纲要》使用了该词，后为各军种采纳。1995年JP3-7《非战争军事行动》正式将其列为联合条令，定义为“包括除战争之外所有军事行动的军事能力应用”。

美军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重在慑止战争、解决冲突、促进和平以及支援地方当局应对国内危机”，具有三大特点、六项原则。三大特点分别是政治目标的优先地位、战略的灵活性和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6项原则包括目标、统一行动、安全、克制、坚定、合法。美军将其分为国内国外两类，国内行动主要包括人道主义支援、自然灾难救援、平定骚乱恢复秩序、保护重要设施、支援执法和反恐等。国外行动包括救灾援助、保护难民、维和行动、人道救援、公民援助、支援反暴亂行动、力量展示、强制和平等。

不过，这个词的热度没有持续太长时间。2006年，美军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容并入新版JP3-0《联合作战纲要》中，并规定“不再使用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一术语”。一个原因就是美军内部认为虽然此概念很“炫”，但与军队职能本就重合，且缺乏清晰框架和区分，各军兵种难以统筹协调，不利于联合作战。不过，这并不是放弃了非战争军事行动，它的任务基本被纳入了联合作战行动。

这一时期正是全球军事变革、各国调整军事战略的阶段，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共同的关注点。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参照美国做法，将其列入到作战条令中，重点在盟国间联合支援行动、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等方面。俄罗斯因为面临严重的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威胁，更关注反恐、反暴乱行动。非战争军事行动地位的提高，很大程度受到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形势恶化的影响，传统军事手段是为战争而准备，面对人道主义灾难、恐怖主义、难民、跨国犯罪等问题，要么力不从心，要么准头偏失，而非战争军事行动则具有更强灵活性、可控性、针对性。

中国军队的探索实践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军都肩负了非作战性质的军事任务，1976年唐山大地震救灾、1998年抗洪救灾都是典型。不过，将它们置于非战争军事行动框架中来认识，主要始于本世纪初，与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热”趋于同步。

2001年，原总参谋部印发了《非战争行动训练教材》，显示出我军紧跟世界潮流进行探索的尝试。2002年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和平时期和冲突期间，使用武装力量组织实施的有别于战争的军事行动”。2007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将此概念丰富为“为达成国家安全利益而使用军事力量进行的不直接构成战争的军事活动”，突出了国家安全利益核心目标。《超限战》一书甚至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一崭新的概念……才是人类对战争的认识上，真正有革命意义的见解”。目前最新版的《军语》（2011年）中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界定如下：“武装力量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而进行的不直接构成战争的军事行动。包括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这也是我国、我军对此最权威的定义。2012年，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还组织编篡了《非战争军事行动辞典》，内容涵盖非战争军事行动方方面面，是该领域国内首部工具书。这些探索研究都反映了中国军人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独立思考。

除了理论研究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也逐步上升为国家大政方针尤其是军事战略的一部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强调：“要充分认识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在增强核心军事能力的同时，重视提高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中央军委在2009年颁发了《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规划》，为牵引更高层次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非战争军事行动”还被新增为“军队指挥学”下的二级学科。此外，连续几届政府工作报告都点明了我军承担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如今年李克强总理专门强调，“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强化海空边防管控，周密组织反恐维稳、国际维和、远海护航等重要行动。”这一系列举措表明非战争军事行动正加速向全局性统筹、战略性部署、系统性研究、重点性建设的方向发展。

经过20多年探索实践，我军已形成自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框架，突出强调其政治目标属性、国家利益属性和军事力量属性，并将其确立为军队的一项重要使命。如今，我军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常态化和机制化，活动区域从国内延伸到国外，类型从以抢险救灾为主向维持和平、国际救援、维护海外利益等领域拓展，参与行动的军事力量也由以单一兵种为主向多军兵种联合行动转变。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

国际维和 我军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27年以来，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卓越表现——包括流血牺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和充分信任。时至今日，中国已累计派出维和人员3.5万余人次，先后参加24项维和行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高居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首。

抢险救灾和人道主义救援 在应对汶川地震、南方特大暴雪、九寨沟地震以及不久前的澳门抗灾等行动中，人民军队都发挥了中坚作用。此外，我军还积极参与国际救援，东南亚海啸受灾区以及伊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震灾区，都出现了我军救援人员的身影。中国已郑重向国际社会承诺，参与国际救灾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是中国军队应尽的国际义务。

远海护航 联合国在2008年通过四项决议，呼吁并授权各成员国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进行护航。中国于当年12月组建编队驶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这也是海军首次赴远洋执行持续性军事行动。截至今年8月，中国已派出了27批护航编队，维护了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保护了该海域船只和人员安全。

海外撤侨 中国首次动用军事力量进行撤侨是在2011年的利比亚，在12天里用包括12架次军机在内的共138架次包机，包括1艘护卫舰（执行护航任务）在内的17艘次轮船舰艇，100多班次客车，撤出36580名公民。之后在2015年3月的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还首次动用武装军舰执行撤侨行动，这一场景也成为影片《战狼2》的一个灵感来源。

除此之外，中国军队在联合军演、反恐维稳等领域也十分活跃，这都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体系、完善行动模式积累了经验。

中国作用，中国信号

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延伸，军事行动是国家意志的宣示。尽管非战争军事行动因其特殊性质，很难满足一些民众“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情感诉求，但它也是我军维护国家利益、履行军队职能的重要表现，是在另一个维度为大国和小家保驾护航，并向世界传递中国“正能量”。笔者认为可用四个词来概括：国家利益、大国责任、军事能力、军队形象。

我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有力维护了国家利益。我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始终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整体需求，尤其是维护以安全和发展为重心的国家利益。在国内，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军肩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有着更重大的历史责任，是维护政权稳固、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性力量。在国际上，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正稳步推进，成为军事力量“走出去”的重要驱动，也为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带来了新挑战、搭建了新舞台。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我军始终秉承中国立场，理念上不盲从，政策上不盲动，坚持通过以寻求中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的结合点和最大公约数的方式，实现本国利益。

我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展示了大国责任和担当。同有的国家偏好夹带“私货”、爱搞“双重标准”不同，我军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坚持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和担当。拿维和来说，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待命机制，组建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并派遣更多的工兵，医疗、运输等部队参与维和行动，如今都已基本落实。在2016年度联合国维和摊款中，中国出资8.44亿美元，占摊款总额10.2%，在所有成员中排第二。再看亚丁湾护航，外国媒体当初曾无端臆测中国将主要护卫本国船只。事实上，从2008年以来，海军护航编队已完成1074批中外商船护航任务，护卫的船只编队中经常超过半数来自外国。其间，护航军舰还参与了叙利亚化武海运护航任务，为遭遇淡水危机的马尔代夫运送600余吨淡水，赢得国际社会一致好评。

我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促进了军事能力提升。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离不开军事能力这个“硬支撑”。汶川抢险救灾行动中，陆、海、空、二炮及武警部队共出动14.6万人，动用飞机和直升机4700余架次，车辆53.3万台，空投救灾物资157万吨，兵力调动规模等同于一场局部战争，是对我军战备水平及平战转换速度的一次大考。无怪乎有西方军事专家评论，“多军兵种，多种方式，远距离同步开进，是一个国家武装力量投射的最高表现形式”，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军力投射能力显著增强。再看远海护航，海军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甚至包括核、常规动力潜艇都参与了行动，既折射出海军实力的增强，也锤炼了实战能力。中国还通过连续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在与外军同场竞技中，吸纳先进经验反哺我军实战化训练。目前，随着“运-20”、新型大型两栖水面舰艇等装备的研发列装，我军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我军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打造了军队的形象名片。行动中可见真章，我军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国家和军队建设的成果。中美关系虽然动荡起伏，但2015、2016年连续两年在中国举行了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促进了两军官兵的交流。今年8月底，美国遭遇飓风“哈维”袭击，有民众抱怨美国政府和军队的行动效率远不如中国军队。在亚丁湾，有外国船只点名请求由中国编队进行护送，体现了对我军的尊重和认可。诸如此类的行动让外界对我军本质属性和全新面貌有了更直观的印象，增加了军事互信和透明度，部分稀釋了对中国军力增长的“妖魔化”。2015年1月中国海军访问英国，昔日的海洋霸主看着来访的新式战舰酸溜溜地说：“可惜是中国的，不是英国的。”可以说，这种军队形象的提高，既是一种有形的战略传播，也是一种无形的战略威慑。

今年7月11日，我军吉布提保障基地正式成立。9月初，中国派出的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的四架直升机通过了联合国装备核查，即将飞翔在苏丹达尔富尔任务区上空。这些振奋人心的进步，都预示着未来中国军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表现将更加“惊艳”，中国力量的作用和影响将更加强大。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