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云

12岁学古典音乐，15岁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最年轻的指挥系学生，18岁又以第一名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19岁成为小泽征尔关门弟子，22岁指挥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在充满仪式感的古典音乐殿堂里，俞潞获得了超越年龄的成熟，而今28岁的他依然年轻，开始寻找古典音乐的当下仪式感。

余潞

我第一次见到俞潞是在2017年6月中央音乐学院附中60周年校庆，俞潞带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交响乐团的学生们在附中音乐厅演奏马勒的《第一交响曲》。

马勒的作品极难演奏。“马勒配置乐团的技巧堪称极致，因此对乐团而言，世上没有比马勒作品更具挑战性的乐曲了。”俞潞的老师小泽征尔曾这样评价马勒的作品。

演出当晚，俞潞成了全场的焦点，他一米八九的身高，燕尾服包裹着微胖的身材，在指挥台上格外显眼。俞潞充满激情，在他的指挥下，110名中央音乐学院少年交响乐团的学生们完成了这部极难的曲子。演出结束，全场起立鼓掌。他的指挥极具魅力，近距离地看他的现场指挥，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一间咖啡馆里对他进行采访。

他告诉我，其实现场指挥时，他有很多充满仪式感的习惯。通常晚上7点半开始的演出，他不会像很多指挥7点20才到场，而是早早地6点半就到场，提前把演出服穿上，感受音乐厅环境。每次上台时，他会敲三下木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这是我从我老师小泽征尔那里学到的。他每次上台就会敲三下木板，我有次问他为什么，他说是给自己打打气。我后来也经常这么做，我觉得是对他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尊重。”

俞潞说，一般他演出都穿中山装。指挥马勒《第一交响曲》那次，他因为有些长胖，之前的中山装太小穿不下了，又没时间重新定做，所以才临时穿的燕尾服。“燕尾服太麻烦了，我觉得中山装更方便，并且比较中国，尤其是指挥外国乐团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受小泽征尔的影响，后者同样很少穿燕尾服，而会选择日式风格的服装。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那次，俞潞其实是背着马勒《第一交响曲》的总谱指挥的。“背谱指挥马勒这样的作品非常不易，要记住总谱的每个细节很难，理解就更难了。”他的每场演出几乎都会将演奏曲目总谱背下来，这一习惯甚至在他上中学时就开始养成了，在成为小泽征尔弟子之后更加稳固。细心研究印刷在纸张上的复杂记号，从中精心解读来自过去的讯息，领会作曲家的意图，勾勒自己的想象，将它转化为立体的乐章，这便是小泽征尔音乐生活的基础，如今也成了俞潞的习惯。

坐在我对面的俞潞，高大，微胖，穿着黑色高领毛衣，既充满自信，又说话老成，看不出来他是1989年生人。

老成

作为乐团指挥，俞潞的这份老成从上中学时就开始培养了。

“你要知道我面对的都是国际职业交响乐团，本来乐手平均年龄至少在三四十或者四五十岁，在欧洲还有60岁的，你说我一个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的中国人，黄皮肤，我站上去，就先不说指挥了，我站上去，我的为人处事、言行举止，我都不能跟小孩一样，要不然人家乐手就觉得，自己不可能让一个小孩领导，那不可能。”俞潞对我说。

因此当俞潞在家人的建议下决定学古典音乐，经过两年备考，15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成为附中招收的第一位指挥系学生，自己一人独立成班时，他的老师俞峰对他的第一个要求，便希望他摆脱学生气，迅速进入古典音乐的仪式感之中——其中一条要求，是让他天天穿西装上学。

在别的同学都穿着普通棉质运动校服的年纪，俞潞穿的是学校发的那套正装校服，西服外套加西裤，还有皮鞋，要是赶上上体育课，就换双运动鞋。

“音乐学校对体育课都不太重视，我们文化课都只上半天，更别提体育课了，因此体育老师不会太苛刻，再加上那时我又调皮。”俞潞说，“老师觉得先让我从外貌上开始转变，让我老气一点。”后来老师俞峰又将自己一套旧皮衣给了俞潞，让他换着穿，那种最老式的皮夹克。

这种生活细节的仪式感间接给了俞潞一种与他年龄并不相符的成熟。而随着学业的逐步展开，俞潞也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乐团的“统帅”，既是乐手们的领导者，又是他们的一分子。

第一次指挥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就在他15岁的时候。那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音乐厅刚刚添置了管风琴，学校将为管风琴落成举办音乐会，由中央音乐学院少年交响乐团演奏，而指挥是管风琴公司的老板。演出前一晚排练时，坐在台下的俞潞发现那人并不太会指挥，那人也许自己也有点力不从心，于是便要求乐团首席上去打拍子，首席说：“别，下面就坐着一个指挥，我们的同学。”于是俞潞就上了指挥台，临时看了10分钟谱子，从头到尾一口气指挥下来。

那是圣桑《第三交响曲“管风琴”》的最后一个乐章。“将近小一百号人，在你的指挥棒下，很帅的。”这是回忆中的俞潞鲜有流露出孩子气的时刻。那晚俞潞一夜没睡，“你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在我手下指挥出来的音乐，很激动。”俞潞晚上回家后拉着妈妈聊了一晚。

“那时我潜意识里，还是很想去指挥的。”如今回看，俞潞认为想当领袖的潜意识对一名指挥来说特别重要。现在已经成名的俞潞每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庆回到学校，都会去试探甚至鼓励在校学生们，希望他们能有敢于上台争取自己第一次的勇气。“可惜现在的孩子，很少有我当时的那种勇气。”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三年很顺利，18岁，俞潞又以第一名考入中央音樂学院指挥系。他遇到了困惑，“我觉得我在指挥上没有什么对手，没人和我竞争，当然老师会给我一些指引，但有时我不知道方向在哪儿，我对考试也没有什么欲望”。

也就是在那时，他遇到了小泽征尔。“他给我打开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天外有天。”

小泽征尔弟子

说来也巧，俞潞小时候第一次对交响乐感兴趣，便是因为小泽征尔的一段演出视频。

2002年，12岁的俞潞在家中看到父亲播放小泽征尔指挥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DVD。俞潞记得那年有一个环节，乐团里的每位成员都要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说出新年祝福，在乐团首席用日文说出祝福后，小泽征尔用中文问候大家“新年好”。这让俞潞印象深刻，自此他开始对指挥感兴趣。

小泽征尔1935年出生于沈阳，后随家人迁居北京，在那里度过了六年童年时光，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家回到日本。他早年师从卡拉扬，曾在美国纽约交响乐团做指挥家伯恩斯坦的助手，后来一直担任美国波士顿爱乐乐团总监。

“这就是缘分，后来我又跟他学习，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

俞潞和小泽征尔在现实中的交集始于2004年。那年，小泽征尔带着维也纳爱乐乐团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所到之处都是簇拥他的人群，来中央音乐学院上大师课，更是人山人海。俞潞根本没机会接近，便想法子在学校卫生间里“埋伏”，好不容易等来小泽征尔上洗手间的间隙，他大胆上前，毛遂自荐，却被保安拦了下来。“小泽征尔说：‘那你就来酒店找我聊吧！说完就上车走了。我赶紧打了一辆富康，花了50块钱跟到北京饭店，又被工作人员拦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五年后，俞潞又等来了新的机会。

2009年小泽征尔带着“小泽征尔音乐塾”在中国巡演，同时也在物色助理指挥。中央音乐学院为小泽征尔的助教推荐了五位拔尖学生，俞潞便是其中之一。但因为身高太高，俞潞起初并不被助教看好。助教给小泽征尔推荐的是另一个候选人，最后的正式选拔中，小泽征尔却挑中了俞潞。来到日本后，俞潞又和全亚洲的助理候选人轮番较量，最终拿到第一，成为小泽征尔的关门弟子和助理指挥，那年，俞潞19岁。

随后俞潞每个月飞一次日本，一待就是十几天。“小泽征尔会教我怎么呈现作品，他要是哪天身体不好，我就要顶替上阵，一些前期排练工作我也要替他做了，有时候他也需要我给意见，因为他不可能面面俱到。”

很快俞潞就迎来了自己人生第一次正式演出，在京都音乐厅演出前的排练时，因为觉得俞潞指挥得好，小泽征尔当即改掉了节目单，改让他指挥。小泽征尔还专门把好友村上春树请来听弟子的第一场音乐会。

在俞潞的印象里，只要是有演出计划，有排练，有和音乐相关的工作，小泽征尔就会很早起床学习。连他太太都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学习？”他性格和善、可爱，特别不拘一格，有着很多个人特定的仪式感，甚至是与传统古典音乐相左的习惯。“穿衣服永远都是那一件，老花镜永远都是那一副，生活中非常不拘小节，特别大条，他甚至穿睡衣来排练，但同时在音乐上特别严谨。”小泽征尔的这些习惯和态度都在间接影响着俞潞。

在小泽征尔的推荐下，俞潞渐渐在欧洲古典乐坛崭露头角，但一次考验发生在2012年。当年5月，俞潞被指挥家杨松斯邀请赴荷兰指挥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那是他第一次指挥欧洲的世界级乐团。演出当天上午，指挥棒断了。俞潞心想这回肯定完蛋了，“因为中国人有这种心理，不说它是迷信，也是心理暗示吧，当时我就觉得很害怕”。慌乱中俞潞找到乐团乐器修理部，最终修理部的师傅妙手将指挥重新棒粘在了一起，俞潞也恢复了心情，顺利演出。“即便我不考虑观众，但在很重要的庆典或者音乐会，肯定还是会有压力。”而这次解除“迷信”打破固有程式的小插曲，让俞潞收獲了更多自信。

“小泽征尔是我的人生导师，包括他的精神，我觉得会影响我终身，而且会影响到我以后去做事情。”

古典音乐的当下

如今小泽征尔老了，自2009年底被诊断出食道癌，接受切除手术后，小泽征尔的音乐活动受到大幅限制，疗养和痛苦的康复训练取代了音乐，成为他生活的重心，直到2010年重回排练场，但他的手臂开始不听指唤，笨拙，慢，常常动不了。2017年8月，81岁的小泽征尔如期参加小泽征尔音乐节，即曾经的斋藤纪念音乐节。那场演出俞潞也在场。“看到老师已经骨瘦如柴还在那里指挥，感觉就是用生命在指挥了。哭也哭不出来，就是那种感动。”

老师逐渐退出舞台，俞潞则有着一代年轻指挥的普遍困境，没有固定交响乐团可以带，即便他如此出色。

当初正是古典音乐的仪式感，让这位年轻的指挥拥有了超越年龄的成熟，而今俞潞依然年轻，他希望用小泽征尔式的不拘一格打破诸多传统的古典音乐仪式感，并寻找新的仪式感。因此在面对我的问题时，他否认古典音乐的特殊性。“我和很多人接触后，发现大家觉得古典音乐家很清高，这是一个误解，其实大家躺着也能听古典音乐。”

俞潞拿小泽征尔的老师卡拉扬举例子。“他是最成功的音乐家，因为他在当时动用了录像技术和录音技术，包括他的摆拍照片，最大限度上产生了社会效应，传播古典音乐。”俞潞想寻找的是古典音乐的当下仪式感，“但现在的古典音乐并没有当年那么受重视，越来越小众。而卡拉扬去世28年了，他使用录像技术至今也40多年了，如果我们现在还在用这种方式传播古典音乐的话，不可能再有当年的效果了。每个时代需要不一样的传播途径和内容。我得知道现在人在想什么，他们最容易接受信息的方式是什么，这样我才能更好地传播我的艺术理念。坦率地讲也许我会失败，也许我会被人误会，但是我觉得我是对的。”

也因此，俞潞参加了2017年“双11”晚会，并在晚会最后的交响乐演奏中担任指挥，甚至为了符合网络观众更大众化的预期，重新穿上了燕尾服。“在这种情况下，燕尾服更代表了古典音乐的传统。”

他还有很多计划，明年他打算与荷兰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进行两场音乐会，并将两场音乐会的现场录音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免费让大家听。此外他还会组建中国青年爱乐乐团，从中国招收青年演奏家，每年进行一次巡演。

对28岁的俞潞来说，他的指挥生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