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降成本”西部调研组

宏观视角的降成本政策评估
——基于西部地区“降成本”调研的深度思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降成本”西部调研组

评价降成本政策可以从多个维度入手。从宏观视角来看，降成本政策评估应以推动制度创新和降低宏观风险为基本标准。只有“制度创新”与“宏观风险”形成良好的匹配关系，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水平，使整体成本得以下降。从西部调研情况来看，目前降成本政策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风险：如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成效明显，但须警惕无原则的“零收费”导致财政大包大揽及违背改革精神；金融要素配置效率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中小企业面临“死亡融资”风险等。总体来看，应警惕“降成本”仅异化为宏观风险转移或延后，根本措施在于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

供给侧改革 降成本 西部政策 评估分析

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运行成本，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6年国务院还专门制定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同时，各地结合自身情况，也出台了相应的降成本政策措施。本报告结合西部地区广西、云南两省区“降成本”的调研情况，从宏观层面对国家出台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政策措施进行分析、评估和思考。

一、“降成本”政策评估应以推动制度创新和降低宏观风险为基本标准

对“降成本”的政策进行分析有多个角度。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从整体上对降成本政策措施进行分析评估，有利于全面把握降成本与宏观风险和改革创新的关系。

（一）从总体上来看，企业“运行成本”取决于“宏观风险”和“制度创新”

从会计涵义来说，成本是生产和销售一定种类与数量产品所耗费资源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价值。这是从微观角度对成本的定义，这个定义并没有揭示成本的宏观决定因素。从宏观角度来说，成本取决于整个社会的风险状况。也就是说宏观风险会内化到企业运行过程当中，决定企业的总体运行成本状况。当前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会被放大，行为方式也会发生转变，导致企业运行成本急剧上升。例如产能过剩的消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老龄化社会的逼近等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都会转化或抬高企业的运行成本。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进入了一个高成本时代。

要总体上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就必须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而要降低风险水平，就要加快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只有“制度创新”与“宏观风险”形成良好的匹配关系，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水平，使整体成本得以下降。

图1“企业成本”与“宏观风险”和“制度创新”的关系

与降低“宏观风险”相关的“制度创新”旨在提升全社会三个方面的效率：一是结构优化效率，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优化；二是要素配置效率，即要素配置是否能适应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要求，是推动还是阻碍了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当前与企业运行成本特别密切的要素主要包括资金（金融）要素、人才（劳动力）要素和能源（电力）要素等；三是政府服务效率，臃肿、官僚的政府机构必然伴随着高昂的社会成本，所以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是推动制度创新降低宏观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降成本”政策评估应以推动制度创新和降低宏观风险为依据

根据上述企业“运行成本”“宏观风险”和“制度创新”的关系可以看出，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宏观风险。因此，对“降成本”的政策进行评估，也应从这个视角进行观察。“降成本”政策是否有效或者是否可持续有效，要看这些政策是否真正通过制度创新，达到降低宏观风险的目标。评估的框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降成本”政策措施是真正降低了宏观风险达到降成本的目标，还是通过转化宏观风险，只是暂时性降成本措施。有的措施只是将短期风险转化为长期风险，或将公共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由于并非制度创新，宏观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或者暂时隐藏起来，将来还是会冒出来，因此这种类型的降成本措施必将难以持续。

第二，“降成本”政策措施是否着眼于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全社会的结构优化效率、要素配置效率和政府服务效率等。不以制度创新来提高结构优化效率、要素配置效率和政府服务效率的降成本措施难以成为根本的降成本措施，很可能是宏观风险的转移或后移。

依据上述框架，结合地方调研情况，下面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电力成本、降低制度性成本、降低企业人工成本以及总体评价等几个方面对国家“降成本”政策进行评估。

二、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成效明显，但须警惕无原则的“零收费”导致财政大包大揽及违背改革精神

对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国发48号文提出了四方面的措施：一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二是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修订完善节能环保专用设备税收优惠目录；三是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四是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小微企业免征范围。从调研情况看，上述措施基本得到落实，成效也较为显著。但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刀切式的清理收费而不加以区分，一味追求所谓“零收费”则会导致财政大包大揽的回头，也违背了改革精神。

（一）减税效果明显，但增加财政压力

受结构性减税政策（特别是营改增政策及西部大开发等政策）影响，绝大部分企业（包括部分物流企业，如广西震洋物流）税负降低。云南省降低企业负担中，超过60%是税收降负。截至2017年3月，云南省已累计为企业减轻税费597.55亿元（国税442.5亿元，地税134.87亿元）。在政府推进企业降低成本负担中，营改增是重要举措。以柳州市的情况为例，截至2017年3月底，柳州市新增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共21343户，累计入库增值税9.3亿元，营改增的减税面达到90%以上，户数占全市营改增89%的小规模纳税人全面受惠，累计减税8300万元，接近增值税的一成。广西自2013年至2016年10月，四大行业减税面不断扩大；营改增试点至营改增全面推开，全省减税企业26万户，降低税额7.1亿元。

（二）无原则的“零收费”导致财政大包大揽，违背改革精神

从降低非税负担调研情况来看，广西、云南积极出台政策，停免征部分政府性基金收费，实施涉企收费清单管理，为企业降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调研中也了解到，由此可能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收费项目是基于使用者付费产生的，收费以提供服务为基础，用于弥补提供服务的成本，且收费是有特定对象的。这些收费项目也在清理收费项目中被清理，但是相应的服务并没有取消。原本应该由公益性服务机构（相当于所谓的二类公益事业单位）通过收取使用者付费提供的服务，全部由财政来承担，由财政来养人养机构，这实际上背离了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例如，广西在减免部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计量检定项目收费等9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停免征部分政府性基金，减免燃气综合治理服务费、征地劳务费等18项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中介服务收费项目的基础上，自2016年4月1日起，自治区级设立的城市园林绿化补偿费、城市绿化用地面积补偿费等2项，全部予以免征，自此，广西实现地方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

再如，昆明市环保局2016年起取消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估费，该收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为此昆明市财政需要另行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开展此项工作，2016年安排360万元，2017年安排450万元。

三、金融要素配置效率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中小企业面临“死亡融资”风险

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国发48号文提出了六方面的措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加大融资担保力度；完善商业银行考核体系和监管指标，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稳妥推进民营银行设立，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合理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引导企业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提高企业跨境贸易本币结算比例。上述措施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金融配置效率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企业融资成本并没有得到有效降低，从调研的情况来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地方和企业反映，“死亡税率”并不符合现实情况，但“死亡融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一）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

调研中了解到，绝大多数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直接融资难度大，更多地通过银行、小贷公司、私人借贷弥补发展资金短缺的问题。目前，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地方法人融资机构普遍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持谨慎态度，大部分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自身积累、民间借贷筹措资金，能从银行贷款的企业不到30%。而民间借贷利率高，导致企业投资成本上升，大大缩小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从而影响了大量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如物流行业，根据全国相关数据，仅运费垫资一项，每年带来6000亿元的融资需求，但只有不到5%是通过银行贷款方式得到解决，而成本较高的自筹资金、民间借贷、应收账款保理成为这部分资金的主要来源。

（二）存在“死亡融资”现象

调研中反映，融资成本高主要体现在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上。一是贷款财务成本高。一方面，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一般为10%-30%，但往往上浮更大甚至达到40%-75%，实际利率在7%左右。更为主要的是各种中间费用名目繁多，收费高，抬高了融资成本。目前区内与企业贷款相关的中间环节费用包括公证费、资产评估费、财产保险费、工商查询费、抵押登记费、代理服务费、环评费、审计费等十余种。中小企业贷款除银行利息外需要支付2%-3%担保费、0.15%-0.5%的评估费，0.2%-0.8%的保险、律师、公证费，中间环节费用约占贷款本金的3%-4%。

除此之外，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除要支出直接融资成本外，有 数据来源于调研获得的材料时还要承担一些隐性成本或间接成本。例如，企业为和银行或信贷员搞好关系而购买的理财，或公关费用等。其次是时间成本高。市级银行贷款审批权限较低，大额贷款需自治区级银行审批通过后才能放款，银行在对企业信贷授信审批上，手续仍然比较复杂，银行自企业贷款项目受理到贷款授信审批和贷款发放，需要经过相当多程序的调查、审核和评价，银行从与企业接触到发放贷款一般需3到4个月左右甚至更长时间。贷款办理周期过长给企业带来资金方面的巨大压力，同时也会导致企业错过商机。

表1 某企业的贷款成本与销售平均利润率比较 单位：%

当然，出现上述情况，责任也并非在银行。调研中银行也反映，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呆坏账比例太高，因此涉及到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更为谨慎，利率等成本也更高。所以观察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应该从整个金融体系所形成的金融生态环境来看。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得不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应该是整个金融生态环境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当前的金融体系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求，才导致出现“死亡融资”的现象。解决的办法就是推进金融体系制度创新，对金融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形成包括各类企业能各取所需的融资生态环境。

四、“直供电”改革为规避电力体制垄断问题找到一个出口，降低电力成本措施具有改革的示范效应

对于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国发48号文提出了三方面的措施：加快推进能源领域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合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完善土地供应制度，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从调研情况来看，能源领域改革和电力体制改革对于企业降低用能用电成本效果明显。特别是“直供电”改革为规避电力体制垄断问题找到一个出口，降低电力成本措施具有改革的示范效应。

（一）“直供电”改革受到欢迎

破除电网领域的垄断，建立用电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对于普遍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具有重大意义。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关键在于破除电网领域长期存在的垄断，举措包括降低电价和收费标准、扩大直购电试点、加快输配电价改革等措施，这对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效果显著。广西2016年累计开展4批电力直接交易，并将水电、核电也纳入电力直接交易范畴，参与的用电企业132家，交易规模约14亿千瓦时，占当年全社会用电量的10.4%，全年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约16亿元。云南省形成了“一个平台，两个主体，三个市场，四种模式”的电力市场格局。一个平台即电力交易服务平台，主要包括交易机构和交易系统，交易机构由政府主导，接受全面监督；两个主体即售电主体和购电主体；三个市场即可进行电力交易的省内市场、西电东送市场、清洁能源市场；四种模式即直接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挂牌交易、合约转让交易四种模式，市场主体可自主选择参与的市场和交易模式。2016年云南实际参与申报和交易的用电企业达到3757户，全年累计成交电量590亿千瓦时，参与交易的用电企业电价较目录电价平均每千瓦时降价0.153元，累计为工业企业减少电费成本支出90.3亿元。截至2017年3月，在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注册并参与交易的发电企业（售电主体）有134家水电企业、184家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和11家火电企业，装机规模达到6411万千瓦，占全省电网统调装机的91%。在交易中心注册并参与交易的用电企业（大工业用户）超过3000户，在交易中心注册并公示的售电公司共22家。2017年省内市场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将超过600亿千瓦时，预计650亿千瓦时左右。

（二）电力改革还需进一步突破

目前试点中的直供电政策深受企业欢迎，但是受电网企业独家垄断买卖电力格局、利益藩篱难以突破的影响，这一政策仅仅处于试点阶段，额度有限。更为突出的是，直供电交易对企业用电规模和用电数量有着严格限定，如果企业用电规模达不到规定标准，就需额外支付较大成本，甚至得不偿失。还需进一步推进改革，释放红利。

五、通过降社保费率降低人工成本从长远来看是风险的后移，并非长久之计

对于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国发48号文提出了三方面的措施：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采取综合措施补充资金缺口；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从目前各地情况来看，通过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是降低企业人工成本的主要政策措施。我们分析，这一措施短期来看，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压力，但长远来看，是风险的转换或后移，并非长久之计。

（一）阶段性降费力度较大

地方调研情况反映，在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方面，主要措施是阶段性降低企业缴纳社保费率。如广西、云南按照中央统一规定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降至19%，广西还区分不同类型产业园区分别降至16%和14%，并允许困难企业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费率也有不同程度降低。2016年云南社保降费累计为企业减负33.23亿元；广西柳州市自政策实施以来全市累计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2.73亿元、失业保险费1.72亿元、生育保险费7582万元、工伤保险费2498万元，并暂缓了柳钢集团等52家企业3亿元的缴费。

（二）降费措施存在巨大隐患

对我国社保基金体系而言，隐性债务偿还不到位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基金财务冲击日益凸显，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虽对企业降成本效果明显，但这种措施从长远来看是风险的后移或公共风险向财政风险的转化。一方面，这种做法会加剧财政风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进一步增大，社会保险基金安全压力日益增加，财政兜底的风险进一步增大。例如，广西柳州市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由2011年的52.19亿元下降到2016年的31.71亿元，降幅达39.24%，基金可支付月数由2011年的24.57个月下降到2016年的4.81个月，基金支撑能力明显下降。矛盾的是降低养老缴费率的前提是保障支付9个月，而降费后支付能力不到9个月。另一方面这种暂缓缴纳的做法也会留下很多后患，例如暂缓缴纳的以后是否需要补缴、补缴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企业成本压力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三）企业获得感并不强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降低社保缴费率的获得感也并不是十分明显。例如，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反映，2016年基本养老费用由原来的20%降低至19%，降低了一个百分点，企业人均减少费用开支27.5元；失业保险费企业承担部分由原来的3%降低至2%，个人承担部分由原来的1%降低至0.5%，企业及员工节约费用41.25元，两项小计节约68.75元，按照政策实施3个月300人计算，共计减少费用61875元，仅占企业上缴税费的0.63%，对企业减负作用不明显。

六、各地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各种尝试，但着眼于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的根本性措施还不够

对于制度性交易成本，国发48号文提出了三方面的措施：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加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合理降低服务收费标准；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轻企业负担。根据调研情况，应该说各地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各种尝试，但着眼于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的根本性措施还不够。

（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

调研了解到，广西、云南两地着眼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围绕投资、生产经营、市场准入、资质资格、进出口、创新创业等领域出台相关措施。2016年广西、云南分别取消和调整省级行政许可事项691项、48项，行政许可外的行政确认等行政职权9项、24项，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事项193项、133项，并梳理汇总拟保留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目录。广西推动全区各地各部门开展中介服务去行政化工作，“先照后证”“五证合一”“一照一证”等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二）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成效有待长远观察

调研了解到，广西和云南积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如广西指导南宁、柳州、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6个试点市研究制定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报审。如柳州市开展推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组建柳州市行政审批局，除市公安局、市国土局、市规划局的行政许可暂不划转市行政审批局实施外，原市发改委、工信委等35个部门（单位）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划入市行政审批局实施，进一步优化和规范行政审批流程。这种做法实现了“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的模式，确实简化了办事程序。但是这种做法也有值得考虑的地方，如单独成立的审批局只管审批，监管以及其他事务还由其他业务局承担，能否真正提高企业办事的效率还需要长远观察。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根本措施在于精简政府服务机构、改变官僚体制，以此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如果不是以此为根本出发点，是很难达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标的。

（三）政府治理方式不改变，很难达到降低宏观风险和社会成本的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的政府应对社会事务的时候，还更多地停留在过去的管理思维，而不是治理的思维。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强调“层层落实责任”，这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治理上的理念和手段没有形成，“层层落实责任”变成“层层推卸责任”或者“层层加强队伍”。例如，调研中了解到，某城市由于反恐和治安管理任务重，为了达到不出现治安管理事故的目标，正在讨论是否在全市运行的所有地铁每节车厢配两名警察（或辅警）。如果真的这样下来，全市要增加几百甚至上千警力，而所需的资金则全部需要财政负担。类似的情况很多，如果地方财政困难，而各单位强调自己的责任需要加强队伍，则所需的资金有可能由企业或社会来负担。所以说，治理的方式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很难达到降低宏观风险和社会成本的目标的。

七、总体来看，应警惕“降成本”仅异化为宏观风险转移或延后，根本措施在于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

综上所述，当前国家和各地出台的一系列降成本措施，确实对于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起到了作用。一些地方坚持把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来抓实抓好，主动作为，精准发力，通过建立机制、简政放权、深化改革，降低用能用地、物流、税收、社会保险费、人力资源、财务成本，打好降低成本“组合拳”，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松绑，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是客观理性来看，这些“降成本”或减负措施有的仅是风险的转化或后移。例如，其中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计算的是减少收费的成本，但如上分析，其中一些收费的取消是通过财政全额负担来实施的，此外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社保缴费负担和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也是将公共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或者将短期的风险向长期风险转化。真正着眼于推进制度创新来实现的长远和根本性降本减负措施明显不足。

要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做些风险转移的文章只是短期措施，长远来看必须着眼于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因为只有“制度创新”与“宏观风险”形成良好的匹配关系，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水平，使整体成本得以下降。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快改革，推进制度创新，提升全社会的结构优化效率、要素配置效率和政府服务效率。

（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升结构优化效率

实体经济企业运行成本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全社会的产能闲置。当然短期、局部的产能闲置或短缺是市场周期性调整的合理情形，但长期的和全局的产能闲置意味着沉没成本和人员闲置，成本自然就会高。同时产能过剩也意味着产品过剩，产品过剩则库存就会增加，而库存高产品不好卖，企业回款也就困难，应收账款就会增加，企业财务费用就高，成本也就高。提升结构优化效率，主要包括推进产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去产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金融方面，最大的问题是金融生态体系出现问题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只有完善金融生态体系，力促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融资成本。要破除垄断、鼓励竞争，放宽业务准入限制，允许小微金融机构开展小额票据贴现业务，拓宽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要推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规范化、常态化发展，开拓融资新渠道。要加快金融现代化建设，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服务创新创业、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同时，进一步清理规范金融领域的各类不合理收费，规范担保公司等中介金融机构的收费定价行为，继续治理金融机构不合理收费和高收费行为。互联网金融崭露头角，助解企业融资难题。破除传统金融垄断，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完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也是大有可为的。这一点广西够力金融公司的做法值得推广。该公司率先进入广西互联网金融行业“十亿元俱乐部”，截至2016年12月末，累计撮合融资11.78亿元，为908个企业融资项目解决资金问题；2015年4月开业至2016年12月末累计融资15.86亿元，共为1233个企业融资项目解决资金难题，融资项目逾期率与坏账率均为0，成为金融新兴业态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

表2 云南省为企业减负情况 单位：亿元

电力方面，建议进一步扩大电力直接交易试点、扩大直供电比重，促进电企之间竞争，提高电力企业服务质量。

（三）进一步推动政府机构精简，提升政府服务效率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是降低企业成本的治本之道。部门及部门内部机构的设置要根据改革和管理的需要及时优化调整，不能只增不减，徒增财政供养压力。要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在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把应交给市场来调节的领域交出去，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一定要管好，在继续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在推动政府机构精简的同时，建议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增强实体经济的经济自主权，尽量减少用行政手段甚至不用行政审批等手段来限制或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应积极探索政府管理和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以着眼于化解宏观公共风险为管理和治理的目标，创新管理和治理的方式。

Reducing Cost Policy Evaluation from the Macro Respective:Based on the Deep Thinking of West Region Reducing Cost Investigation

West Investigation Group,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

There are different respective to evaluate cost reduction policies.From the macro respective,reducing cost policy should be evaluated by such criteria as promoting system innovation and reducing macro economy risk.When system innovation and macro risk match well,the uncertainty and risk level will be decreased and general cost level be reduced.The investigation in west region proves cost reduction policy effective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risks.For example,reducing enterprise tax and fee proves effective while it should be cautious as"zero fee"without principle may bring the problem that local finance bear new burden and this is the purpose of our reform.Also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elements has not been improved effectively and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face deadly financing cost.Generally constant vigilance is necessary as reducing cost may change into macro risk and be transferred into future period.Deepening reform and system innovation will be final solution.

Supply-side Reform;Reducing Cost;Policies in West Region;Evaluation and Analysis

调研组负责人：傅志华

调研组成员：赵福昌 石英华 李成威 李 铭 黄燕飞 田 远执笔人：李成威

董丽娟）

F812.2

A

2096-1391（2017）10-00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