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勤璞

清是秦以降我国最重要的朝代之一，是现代中国直接的渊源；清朝地理空间巨大、制度谨严、国运长久、教化的深切与综合性，有力地塑造出现代中国人的国家理想，而未完成内地化的外藩地区，则以民族问题造成现代中国的危机。清的前身是“大金国”（满文作aisin gurun， “金国”，1616?1636），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年号天命（abkai fulingga）；太宗皇太极即汗（han）位后，扩张迅速，天聪（sure han）九年派兵征服察哈尔部，得秦始皇帝首创的中国皇帝历代传国玉玺（güi boobai doron， qas buu tamaγ-a），咸认为是天命攸归的征象，商议推戴皇太极做一统天下的天子（皇帝，hūwangdi）。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举行庄严的祭天仪礼，其后筑坛即皇帝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这是“大清”新朝的起始。即皇帝位前后数月之间，皇太极把金国的制度、典礼全面地改造一遍，使之成为一个小中国（因为中国——明朝尚在，有待克服）。

大元、大明、大清三朝，只有大元建国号诏书上说明了国号是取自《易经》。大明、大清则没有说明取国号的根据，成为后世的疑问。日本市村瓒次郎（1864?1947）最早考究清朝国号，[1]至今百年间常有研究者，各种解释都在汉文、汉文化以内。这是正确的，因为一统天下的“中国”，国号年号必用汉字文义。

探求国号的意义，可以了解其国体。美国学者欧立德就清朝国号提出一个非汉文的解释，并反复宣扬，但即使是在其清史专著中也未加论证。本文先论证其说法难以成立的依据，再正面介绍可以接受的成说，以及明清内亚地区有关的文化情形。

一、欧立德对清朝国号的看法

欧立德三次提到清朝国号的语文及其字面意义，前后稍有异同。其在2001年所著英文专著《清帝国晚期满洲身份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条注中说：“大清”（Da Qing）在汉语意思是“极为纯净”（great pure），但满语名称daicing（来自蒙古语daicin）意味着“战士”（warrior）。Daicing gurun——字面意思“战士之国”——也许是一个只有同时掌握满语和蒙古语的人能够明白的双关语。[2]

盛韵《欧立德谈满文与满族认同》一文中，记欧立德如下看法：“看[满文]原文和看译文的感觉肯定不一样，这种感觉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3]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大清国的‘清字，后人觉得明朝的‘明——日、月，属火，而‘清属水，水灭火。而且‘清听上去也很好听。如果看满文资料的话，会发现‘大清国的满文是‘Daicing gurun，‘gurun就是国，‘Daicing是战士的意思，大清国就是战士国，这个词来自蒙语。汉人觉得‘大清好听、吉祥，但是满洲人和蒙古人一听‘大清，就会觉得热血沸腾要打仗。如果不看满文资料，这些平时不会注意的细节就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慢慢地就无法看到清朝的另一个面貌。”[4]

欧立德在《乾隆帝》（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 [5] 写道：“皇太极选择‘清这个名称，替代了父亲在1616年有意仿效以前的金朝而选择的‘金。我们同样也不清楚‘大清的含义，只知道它在汉语中是‘清澈‘洁净之意。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国名在满语中是Daicing，它在满语和蒙古语中均为‘战士之意。那么，对于那些能够理解这一含义的人而言，皇太极正在就其未来的意图向人们发出清晰的信号。果然，八年后，清兵（Qing warriors）在山海关蜂拥越过长城。”（笔者按，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皇帝时所改国号为“大清”，daicing gurun、dayiing ulus分别是新国号满文、蒙古文写法，字面意思大清国、大清朝。英文warrior：战士，勇士；战斗的，尚武的。warrior nation意思为战士的国家、武士的国家）

归纳欧立德上述看法：其一，清朝国号daicing是满语和蒙古语，意思均是“战士”；daicing gurun意思是“战士（拥有）的国家”；其二，头一次提及daicing的时候说它来自蒙古语daicin（dayiin）；其三，满洲人有意起了汉文与满文正好同音的双关语国名（大清，daicing），意思完全相悖：汉文“大清”是祥和的国名，在满语里则是呼吁征服，而征服目標就是汉人和明朝（欧立德用的英文是China）。因而清朝内部有两类人（汉人及其征服者）、有两个截然敌对的面貌。

按照欧立德的看法，战士的国家显然意味着清朝是满洲人以暴力镇守的一个国家，绝非包括汉人在内的“全民皆兵”的国家；战士之国是征服中国者的自勉之词，满洲人蒙古人一听这个词，就听到了号召，热血沸腾，想要征服中国；从国号能够看出清朝满洲人之作为中国征服者的真面目，所谓“清朝的另一个面貌”。而汉人因为不懂满洲语文，竟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清”这个国名意含吉兆而生喜悦，对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位全然不知。

以“兵”为天下国家的名字，这说法如果是真实的，的确显现出“异民族”征服中国的可怕用心。但是，别的不说，在即天子之位前，皇太极在天坛（abkai tan）向皇天后土庄严行礼，并由礼官祝告天地，不怕上天（abka）知道他违背祝文所说“布恩泽，安生民”的用心吗？不怕汉人知道他欺瞒的用心吗？当时盛京城（mukden， 今沈阳）满汉同掌各部，汉官至少有罗绣锦、率太（率泰、李延龄，李永芳之子）、宜成格、王廷选会满文，各部汉启心郎（mujilen bahabukū）一般都会满语文，入关后又选拔庶吉士专习清语；[6]在《御制清文鉴》（1708）之前，第一部满语辞典《大清全书（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附有语法书《清书指南（manju bithei jyi nan）》，1688）是江南太仓汉人（irgen）沈启亮在北京旗营编纂的，其后皇帝屡次修撰满语与多语合璧辞典，追求四海同文的目标，这些事实显示，清朝皇帝并不拒绝，甚至是鼓励天下人学习满文，不怕他们知道其中的秘密。

二、从语文学驳斥欧立德的幻想

清朝国号的满、蒙文写法daicing/dayiing（两者读音一样）本非满蒙语词语，又不指战士之意，仅仅是汉文国号的音写。

（一）关于满语蒙古语的daicing

“战士”（兵）不是珍禽异兽那样在生活中难以见闻的事物，尤其在皇太极争天下的日子里，盛京地方每天四处派兵征战，杀戮掳掠，应是常见的，当时满语蒙古语分别称作cooha， erig。但是要像欧立德所说，“战士”这个寻常事物，在满蒙语是用一个人们不晓得的字“daicing”来表示，则一点影子也没有。

第一部满汉辞典《大清全书》、第一部满满词典《御制清文鉴》（1708）到御制合璧《五体清文鉴》里面均没有这个daicing词条。这一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daicing这个字用作国号以后，虽然朝廷没有命令，已经忌讳作别的词来使用。但是《元朝秘史》、《华夷译语》与现存女真文资料没有作“战士”解的daicing这个字；在大清国号建立之前写就的、后来未经修改的满文《旧满洲档》，也没有。

清朝皇帝退位之后的满语、锡伯语、蒙古语词汇，自然不再受到清朝政治的约束，但查阅这三语的辞典，甚至民国期间外蒙古编的《蒙古语详解词典》（mongγol ügen ü tayilburi toli）、[7]当代我国蒙古语族语言词典，要么没有daicing（dayiing）这个词条，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历史上朝代名“大清”。

（二）关于蒙古语dayiin（daicin）

欧立德在《清帝国晚期满洲身份认同》说daicing来自蒙古语dayiin，并没有论证两个字之间的关系。后两次不再提这一说，而是直接宣称“daicing=战士”。根据蒙古文《蒙古语词根词典》（ monggγol üges ün ijaγur un toli），[8]dai（dayin）意为“战争，敌人”；dayiin，“战斗的，善战的”，是dai（dayin）的派生词。当代蒙古语里，dayin（名词）战争；dayiin（形容词）战斗的，尚武的，善战的。

但是词法上，dayiin不能經由后接-g派生出名词dayiing（dayiin+g>dayiing）。[9]

（三）关于运用方音

再从口语方面讲。蒙古语口语里dayiin是否可以发音成dayiing而意思一样？蒙古诸部中科尔沁（qorin）最早归附后金，并与后金汗家联姻，居于盛京北方，根据现在科尔沁方言，没有-in变成-ing的现象。[10]

追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自认天子治理的天下国家；明清两朝对外称中国），往昔情境和观念里，更易国号、称普天下的皇帝，相信必须有上天的眷注和祖先的福佑，不敢玩忽。皇太极称皇帝、更改国号年号就经历了劝进、犹豫、再劝进的过程，与朝鲜国交涉，举行庄严虔敬的祭天祭祖典礼，重新订立各种制度，这些《旧满洲档》、《清实录》可以覆按，石桥崇雄曾使用原始满文记录深入揭示主要方面。[11]国号要正大古雅，有深邃来源，合乎正字法的文语，因方言土语，人言人异，而且天地神和祖宗都会误解，更不会用不稳定的方言土语。

（四）再论蒙古语词汇dayiin

上面谈论了没有dayiin派生dayiing这回事儿。

查考蒙古语的词汇史，17世纪初叶写成的蒙古文《俺答汗传》、《黄金史纲》，乃至1636年清朝建国改元以后的《蒙古源流》（1662）、康熙和乾隆御制《满蒙文鉴》（1717，1743），均没有dayiin这个词。民国期间内外蒙古学者自己编的辞典《蒙古语详解词典》与《二十八卷本辞典》（qorin nayimadu tayilburi toli）也没有这个词。dayiin是晚近的，可能是20世纪中期的新词。

满语有名词dain（军旅，战争），满语也有词尾-ci和-cin，但它没有词汇daici和daicin。

（五）以往的词源研究

检讨有关的词源学研究，Peter Schmidt在Chinesische Elemente im Mandschu（1932）中谓满语daicing来自汉语国名“大清”；另一个与此无关的词dain则来自汉语“敌”（di， *dik）。William Rozycki在其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1994）书中没有daicing这个词条。《蒙古语词根词典》以为dai是汉语“大”借词，dayiing是ing ulus（清朝）的敬称：yeke ing ulus（大清朝）；ing， 借自汉语“诚”，专心的，诚挚的。

以上简要的分析显示，欧立德满蒙语文学知识薄弱却信马由缰，足以证明他十五年间宣扬的 “战士之国”之说为全然虚幻之辞。

这里应该提及一个直接的历史事件。萨哈廉贝勒（1604?1636）通满汉蒙文字，聪明，管礼部事，有裨国政，是为劝皇太极即帝位而建言汗家诸位贝勒写誓书的人，这件事促使金国国家体制产生重要变更：皇太极即帝位前三个月，天聪十年（1636）正月十七日，萨哈廉已经病重，皇太极遣文馆希福等人上门看望，温情慰谕。萨哈廉表示，当国家大勋垂就之时，自己罹病，行将就没，以未能为主尽力、捐躯报国而遗憾。金国汗得知这话，恻然心动，说：“国家岂有专事甲兵（erig dayisun）以为政治（yosun）者？倘蒙天佑，疆土日增，克成大业（yeke trü），彼时若无此等明哲之人，何以整理国事乎？”（《太宗实录》卷27，括弧里蒙古文词汇取自蒙文《实录》对应处所）明君立国该当如此。对美利坚合众国清史专家欧立德，这岂不是预先的回答？

历史研究者经常就其问题做出判断，判断也会出错，但基于专业学识的错误判断常常并不离谱。在《乾隆帝》的作者介绍指出欧立德具有非凡的语文学和历史学的能力：“除中国历史外，并教授汉、满、蒙文历史文献。欧立德教授是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研究。”但“大清”是满蒙语、意为“战士”，大清国乃“战士国”，这样的异想天开基于怎样的语文学和历史学的修养？这样来教授学生？读者会要追问。

三、建国改元与清人的国家构想

松村润（MATSUMURA Jun， 1924?）是一位翻译研究《满文老档》、《西域同文志》、《旧满洲档 天聪九年》、《镶红旗档》，用满文史料悉心考证清初史的实证性的史家，他认为，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更改国号年号，这在其自身的背景上，具有重要的意味。清朝以崇德改元（1636）为契机，从女真族统一国家的金国，变成女真人即满族人为中心，与蒙古人、汉人的联合国家大清国。应在这个情境上提出对大清国号的见解。

松村润仔细考证努尔哈赤所建金国天命建元以降的内部统合、对外交涉的经过，接着追寻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国内领导体制的变更，以及对汉人政策的更改，认为其意图是导向君主一人独裁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国家，也就是采纳明朝体制，成为与明朝对立的另一个天下国家“中国”。

恰巧这时，天聪九年八月，出征察哈尔的多尔衮（dorgon， hooi mergen daicing beile）等四位贝勒，获得林丹汗所藏历代传国玉玺（汉篆“制诰之宝”），大喜，说“我们的汗有福了，天给了此印”（这是旧满洲档记录，乾隆朝钦定太宗实录改成：“多尔衮等喜甚，曰：皇上洪福非常，天赐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九月初六日，汗出营迎接出师返回的诸贝勒，率众拜天。出师诸贝勒设案，把所获玉玺置于红毡上，命两位固山额真捧案各一端，诸贝勒率众遥跪，奉呈给汗；汗设案于黄幄之前，案上陈香烛。汗受玉玺，亲捧之，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复位，激动地说：“这玉宝玺是往昔历代帝王用的宝玺啊”，连说两遍。显然意识到玉玺是自己受命于天的标志。外地驻扎的归降汉官孔有德、耿仲明得到玉玺消息，十九日向皇太极进言，这是天命归于金国汗，授命像尧舜文王那样再次一统天下的征象，劝其速成大业。金国于是照这个方向推进，十二月推戴皇太极受皇帝尊号，第二年四月十一日祭告天地，接受满蒙汉人众推戴，即皇帝位（hūwangdi soorin），建国改元。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月采纳明朝文物制度以加速中国化，可以看出，无论尊号国号年号，都是从汉文去构想的。在评析了对于“大清”国号的各种说法之后，松村润认为这个国号是漢文的，取自《管子》心术下篇与内业篇之“镜大清者，视乎大明”，“鉴于大清，视于大明”，大清即天，大明即日月，天盖过日月。满文写法daicing只是汉字音译。这是在跟明朝对比的思想下制定国号的。

他还申说，最为明确的是“崇德”年号，当时明朝年号是“崇祯”，两者的类似，不是偶合；即对于大明的“崇尚祯祥”，大清朝则宣示“崇尚道德”，较明朝高出一筹，高自标置。“大清”国号也是这个逻辑，“大清”即天（满语abka），要压过明朝的“日月”并取而代之。这是汉人的思考方法，也显示当时皇太极对汉文化的倾心。[12]

笔者还可补充一件史实加以佐证。清人舆论上对明朝天命的竞争，这以前就开始了。皇太极“崇德”以前的汉字年号是“天聪”，就是类比明朝当时的年号“天启”起的，因为满文中，皇太极的名号是sure han，意思是“聪明汗”，满文年号也是sure han（就是说在满文里，他以汗号作年号），这里没有“天”的意思，汉文年号“天聪”与之不相应，显然起自与大明“天启”的类比而意欲超过之。竞争是全面的，具体是这样：

明朝年号国号：万历（1573?），天启（1621?），崇祯（1628?）。大明（1368?）。

金国年号国号：天命（1616?），天聪（1627?），崇德（1636?）。大清（1636?）。

当时命名盛京各城门名称、各宫殿名称，整组合观，最能体会其达成中国天子体制的意向，与其尊号“宽温仁圣皇帝”相配。大政殿、崇政殿、清宁宫、凤凰楼是最重要的朝会殿宇，先举二例，以窥全貌。

目前可见的八角形亭子样式的建筑叫大政殿，崇德元年四月十三日命名为“笃恭殿”，此前松村润和笔者未能找到如此命名的寓意。[13]今按《礼记·中庸》有语：“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此语前后各引《诗经》颂扬文王之德的句子。《礼记·表记》：“子曰：君子慎以辟祸，笃以不揜，恭以远耻。”经注：笃，厚也；恭，敬也。《孔子家语·弟子行》：“尧舜笃恭，以王天下”。可见清朝皇帝期望具备尧舜之德，以王天下。《家语》有满文抄本（kungdzi booi gisun i bithe）存于北京故宫，不知何时翻译。

关于凤凰楼（翔凤楼）的名字、位置等等，松村润（1962）有周详考证，但未涉及楼名的寓意。凤凰楼三层，建于高台之上，是朝会之所，在宫殿区的中心位置。先名凤凰楼，十三日命名翔凤楼。据此，它的寓意是凤鸣岐山，即《国语·周语》：“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中略）。是皆明神之志者也。”鸑鷟（yuè zhuó），凤之别名。古公亶父带领本族迁于岐山，兴盛起来，得以翦商，周的基业始于此。另一个寓意出自《诗经·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以凤凰来翔的瑞相，喻贤君所在，群士来集，奉职尽力。经注谓“貌恭体仁则凤凰翔”。

大清国号是汉语，且是两个字的结合。张雅晶对清朝国号词源做了新的探讨，[14]提醒我们忆及：康熙皇帝一贯敬天法祖，且去其祖父建极称尊未久，他编写的满语辞典汉字书名叫《御制清文鉴》，“清文”指满语，但“清”字指清朝，显示与“大明”朝代名称一样，“大清”二字可以拆开，单独称“清”，还可用“皇”、“圣”替换“大”字，称皇清、圣清，意思仍指清朝；满文本《太祖高皇帝本纪》（taidzu dergi hūwangdi i ben gi bithe）有短语amba cing gurun，即大（amba）清（cing）朝（gurun）。这是当时的看法。

四、dayiing：亚洲腹地更早的汉语名号

在大清建立之前，蒙古人曾引入汉文词汇“dayiing”作为庄重名号，蒙古、西藏、满洲人使用，显示塞外文明一个重要的侧面，长城南北的价值混同，也就是顺治以后清朝皇帝们追求的文教上的天下“同文”。但这个词不是“大清”之义。

明嘉靖年间，游牧于今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之间的漠南蒙古各部落，贵族名字末尾突然出现dayiing这个字，似乎是封号或官职，后来也用在名字的前部，明朝记作大成、歹成。翻检汉文蒙古文史料《万历武功录》、《北虏风俗》《俺答汗传》、《蒙古源流》，俺答汗（1508?1582）之兄的一个儿子，名字叫歹成都剌儿台吉（buyangquli durar dayiing， 1526?？），游牧于河套一带，大约是最早的史证。当时的情况是：明朝在长城线开始失去威势，蒙古右翼从草原深处挨近长城，而且深入到青海湖四围地区和嘉峪关内外，频繁用兵（dayilaju yabubai），同时全社会转向西藏佛教信仰，趋向和平生息。尽管现在不知dayiing这个新名号或官称的意思，但当时系新起，词义应该是明确的。

其后“隆庆和议”（1571），穆宗皇帝加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大小贵族同时获得明朝官职和俸禄，广开互市，蒙古右翼获得太平生活，俺答汗也到了暮年。《俺答汗传》写到，这时有位阿兴喇嘛到了俺答汗身边，宣说今生来世的哲理，劝其信佛教，念诵六字真言，遵守八关斋，均被接受。八关斋第一条是不杀生。《万历武功录》报道说，俺答在部落“益诵佛经，专以杀生灵为戒”，在大青山建寺院（或即今美岱召）。阿兴喇嘛进而劝导迎请格鲁派领袖锁南坚错至本地，结成师弟因缘，乃有万历六年（1578）俺答在青海湖畔与锁南坚错见面受灌顶的事儿，从此蒙古右翼全都改信西藏佛教格鲁派，达赖喇嘛出现于历史。

在青海湖畔盛大皈依仪式上，俺答汗给锁南坚错等高僧奉上尊号，也给促成师徒因缘的有功喇嘛赐以封号：“谓阿兴喇嘛首倡宗教劝修清净善业，赐以额齐格喇嘛之号；为报其恭请呼图克图达赖喇嘛（之功），赐思达陇囊素以岱青达尔罕囊素（dayiing darqan nangsu）之号”。[15]蒙古语eige，父亲；岱青即dayiing清代译法；darqan，自在。由上述新转入佛教信仰的情境看，这样的场合，给一位高僧加号“战士”，容易被误解成鼓舞其武勇杀生。那么蒙古语称号dayiing绝非“战士”的意思。

明代蒙古史家薄音湖（Buyanküü）做过考证，已厘清那不是蒙古语，而是汉语里来的，且是两个字合成的，固然未能确定dayiing具体涵义，但dai借自汉语的“大”，ing可能借自汉语的“诚”。ing此前见于《元朝秘史》与洪武本《华夷译语》。[16]不同语境ing有诚实（ing ünen）、实在（如实数：ing tuγa）、坚固（ing batu）等意思。ing也用于人名如ing tayiji， ing baγatur。五世至七世達赖喇嘛曾密集地给蒙藏贵人加封号、赐印章，封号上常有dayiing字样，藏文写作davi ching，例如1721年给藏族康济鼐加号davi ching bā thur（蒙古语dayiing baγatur），显示这个词也并不是藏语。既非蒙古语又非藏语，再看dai-cing音节特点和明清的地域文化接触的场景，那只能是汉语词汇。

这里想指出的是，一般认为，明代中国是柔弱的，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缺少强力和建树。实际并非如此，明朝文明的感化作用含蓄而深远，受到珍视。通过封贡制度，通过尊奉西藏佛教，明朝政治社会的制度与风习乃至生活趣味，持久地诱导着西藏蒙古社会发生深入的改变，dayiing等名号官号即为明证；此外在远离明朝边境的阿尔泰山南北地区，明末和硕特部领袖图鲁拜琥（trü bayiqu， 1582～1655）因为调解平息卫拉特与喀尔喀之间的战事，1606年被三世东科尔呼图克图（stong vkhor chos rje， 1588～1639）和喀尔喀君臣赐予davi gu ri爵号（cho lo），此即“固始汗”名字的由来，而藏文davi gu ri就是汉语“大国师”这个字眼儿音写，符合明朝皇帝赐予喇嘛名号的常例。

“精进修行”印章的使用是另一个例子。根据巴图巴雅尔的研究，明末1620?1630年代（天启崇祯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向西游牧到伏尔加河流域（里海西北，今俄国卡尔梅克共和国地区），1771年回归故土。汗拥有一枚方形汉文篆体“精进修行”印章，作为汗国官印钤盖在内外大事的公文上。这枚印章应是明朝皇帝赐给喇嘛高僧的。这位高僧应与土尔扈特部领袖有血缘关系或法缘关系，即是某一代领袖的佛教师父。最终这枚喇嘛印章竟转为汗国最高领袖的玺印。

盛京时代开始，清朝延续蒙古传统，将这个daicing名号加封给有功劳的蒙古人和满洲自己人，汉字一般写作歹青、岱青、戴青。例如就在四月十一日称皇帝、建大清国号之后，二十三日，对外藩蒙古贝子论功行封，就以此加封冻（düng）为多罗打儿汉歹青（trü yin darqan dayiing）。更多蒙古人名字上有dayiing字眼儿，清朝在予以封敕、记功、袭职的时候一仍其旧。这跟大清国号不同，是另一个同音汉语词汇。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