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桥工科大学研究生院，日本 前桥 3710816)

日据时期“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编制及其特征与影响

郭瑞

(前桥工科大学研究生院，日本 前桥 3710816)

日据时期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立项与编制独具特征，是上海城市规划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该计画案最初由军方提案，经日本战时最高权力机构直接批准立项，再交由商业机构进行编制和实施。在编制过程中，主导与执行该计画案的商业机构始终处于军方统制之下，机构关系表现出“军统商为”的特征。日方通过商业条文架空中方在该计画中的权利，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代表汪伪政府的行政机关始终从属于日方商业机构，表现出“日主伪从”的运作特征。此外，日方在编制过程中通过推动规划设计团队职业化，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设计工作，包括将租界区域纳入统一规划，对卫星城市规划理念进行理论探索。部分计画案的内容得以实施，但其受制于狭隘的内核，未能在城市建设方面形成长远的影响力。

上海；日据时期；城市规划；机构；人物；关联性

作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重镇，上海不但是近代旅华日本人集中的主要城市，也是中日近代经济交往的重要节点。1936年上海市的对日贸易额激增，在沪日本人数达到了23672人[1]，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全面沦陷。此后，日方提出“新支那心脏”的概念，希望通过建设“新大上海”打造一个日占区的中心城市[2]1。为此，由日本内阁内务省①该内务省为1947年12月被废止的日本战时中央机构，都市计画课直属内务大臣官房(部长办公室)。牵头设立了相关机构，于1938年提出一套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案——上海都市计画案②日语中“计画”指以城市为对象，包括发展方向、规划设计、建设目标以及建筑设计在内的综合性建设举措。。至1945年，该计画案始终主导着上海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方向，是近代上海城市规划历史中重要的一环。

21世纪以来，通过一些旨在明确上海城市历史以及发展脉络的研究[3-6]，“上海都市计画案”得以进入人们的视野，但遗憾的是有关该计画案编制的机构及主要编制人员均未得到广泛关注，其全貌未能得以揭示。为此，本文立足于日方原始文件，以编制过程为切入点，从机构和人员两个方面分析其特征，并从规划范围、设计手法以及实施内容三个方面，分析了该计画案的作用、特征以及影响。

一、“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立项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时任“南满州铁道”调查部主任技师的折下吉延受上海日本驻屯军的委托，向日本国内报告战后上海城市的基本情况。经日本内务省立案，于1938年3月内阁任命内务省土木部仙台支部部长田渕寿郎为负责人，前往上海负责城市重建的前期调查与联络工作[7]9-11。抵沪后，田渕寿郎经过实地考察，编写了名为《上海的概况》的报告(后收录于《大上海都市建设基本计画纲要》)，他在报告中建议以国民政府时期的规划方案③日方提出的规划案定名为“上海都市计画案”，田渕寿郎所指的“规划方案”为1927年由国民政府提出的“上海市规划方案”，1945年由国民政府再次提出针对上海的规划方案为“大上海都市计划”。为基础推进战后上海的城市规划与重建[8]19-37。该报告于同年得到上海日本驻屯军代表以及领事的认可，随即“兴亚院”向日本内务省提交并申请技术人员的调派，同时发布了名为《为保证上海新都市建设禁止相关区域的土地贩卖与建造活动》的公告，中止了当时上海市内的一切建设活动。

日本内务省于1938年4月底审核并通过了《大上海都市建设基本计画纲要》(后收录于《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决定对上海占领区进行新的规划与建设[8]2。同年5月至11月间，内务省先后分3批派遣了12名技术人员至上海[9-10]。12月16日，为加强对中国占领区域的政务管理和军事设施建设，内阁决定设立新机构“兴亚院”，与上海相关的规划、建设等一应事务均被划归其下，并正式立项为“上海都市计画案”。

二、计画案的编制

(一)“上海恒产株式会社”

日本内务省为将“上海都市计画案”的实施与管理区别于军事行动，决定由“兴亚院”牵头成立商业机构负责计画的专项事物。第一批技术人员抵沪后的1938年7月21日“兴亚院”通过决议：为实施上海的城市与港湾建设，成立华中恒产会社(后定名为“上海恒产株式会社”)[11]1-2。1938年9月10日，“兴亚院”经与汪伪政府协商，决定成立“上海恒产株式会社”，资金来源为“兴亚院”下属“中支那振兴株式会”与汪伪中央政府，各出资1000万日元，其中，汪伪政府通过以物代资的方式支付[11]2。

(二)编制过程与内容主旨

1.筹备与调研

1938年9月底，“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技术部调查科与“东洋协会”调查部*东洋协会调查部曾参与伪满洲国在哈尔滨、大连以及沈阳的规划与建设。共同完成调查报告《事变下的上海概观》(见图1(a))，对当时上海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综述与分析。吉村辰夫基于该报告向“兴亚院”提交了《有关上海都市计画的诸问题》，其中初步拟定了规划方针和重点区域：以市政府大楼与外隐沙(今五角场与森林公园区域)为新市中心，包括虬江码头、引翔区以及江湾区在内的地区作为重点区域；拟勘测黄浦江下游地区用作主要港湾区域；吴淞一带暂定为工业区域；日本侨民集中的虹口及闸北部分区域被拟定为城市商业中心。

基于以上两份报告，樱井英记于1940年2月起草并完成《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见图1(b))，经“兴亚院”提交内阁审议并通过。此后，内阁内务省批准并决议由“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组织人员并具体推进“上海都市计画案”，涉及的各项工程则由“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注资的多家公司共同承建(见表1)。

(a)《事变下的上海概观》[2]

商业机构名称业务或关系华中矿业株式会社京津与上海之间的运输华中水电株式会社闸北及虹口地区的电网架设上海内河汽船株式会社持有上海内河航运唯一运营权华中电气通信株式会社不明上海恒产株式会社大上海都市计画编制与实施华中都市自动车株式会社不明华中水产株式会社不明大上海瓦斯株式会社上海市区内瓦斯能源唯一供应商华中铁道株式会社上海轻便轨道及港口建设口南炭矿株式会社伪满洲国与上海之间的运输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在华日本纺织企业代表华中盐业株式会社不明华中航运株式会社不明

注:根据1939年11月南满州鉄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制的《北中支蒙疆新设主要会社一览》[12]与大阪每日新闻社经济部编制的《更生的中支经济》[9]33-57整理。

2.《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

《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是该计画案的第一份计划书，分为三部分(见表2)：《上海市概况》、《大上海都市建设基本计画纲要》和《新都市建设计画》。作为总论，《上海市概况》从历史、经济、自然、地理、行政、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角度对上海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表2 《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内容构成

作为总体规划，《大上海都市建设基本计画纲要》确定了计画的整体方针并确定了重点建设区域：以苏州河河口为圆心，半径15千米的范围作为基本规划区域(见图2(a))，并将上海的发展方向定位为贸易型都市，为此，以虬江码头作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沿黄浦江依次设置商业区、中央行政区和混合功能区，建设中央火车站打造交通系统的新枢纽。作为重点规划区域，《新都市建设计画》计划以五角场地区为中心建设新城(见图2(b))，制定了苏州河沿岸新建工业区建设要求，对各区域相关的规划和建设任务进行了分配，确定了上海市复兴局和“上海恒产株式会社”间的协作关系和方式。

这一阶段的计画涉及7750公顷的土地，并将其划分为12种用地类型(见图2(c))，包括商业、港口仓库、住宅、公共娱乐、工业、机场、道路、海港、铁路和公共设施，其中商业与住宅用地分为第1和第2两个等级。整体预算为1亿1230万日元，工期预定为9年，于1939年4月正式启动。

(a)《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图》[4]43

(b)《第一期上海都市计画图》[13]462

(c)《上海新都市计画图》[14]

3.计画案的修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日本驻屯军占领租界。在“兴亚院”的推动下，计画案的规划范围扩大并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一，物价上涨导致日占区民众流离失所，造成了规划用地所属不清[15]，计画案征地进度迟缓。其二，战争导致局部地区人口密度过大，1941年12月末集中于原租界区域内的避难人数约100万人[16]159，计画面临人口疏散的问题。其三，随着中国国内日占区的扩大，负责中国日占区建设的“兴亚院”中，与上海都市计画有关的技术人员也相继被派往其他占领地区[17]51。为此，“兴亚院”向日本国内提出了新的人员调派请求，以修改计画案。

4.“上海都市计画”

应“兴亚院”请求，日本内阁于1942年5月批准调派以内务省都市计画科科长中岛清二为首的技师组共7人[10]2-3，另由内务省所属的都市计画委员会各地方委员会抽调了以石川荣耀为首的5名专家派往上海[8]157-174。抵沪后同第一阶段的主要编制人员共同组建了新的规划团队，被称为“计画班”，以樱井英记和石川荣耀两人为中心。新团队在第二阶段的规划方案中将原虹口与闸北部分地区的建设目标改为文化娱乐区域，新的城市中心仍为五角场地区，但其大部分商业功能被转移至原法租界区域内，同时废止了虬江码头作为主要贸易港的预案，仅作为民用码头与中央火车站共同组成了贯穿新市中心的交通网络(见图3(a))。重新制定了规划方案并编绘总体规划图《上海都市计画图》(见图3(b))。计画案的修改于1942年底完成并交付“兴亚院”。1943年初，参案的规划设计师相继回国，计画案的设计工作也告一段落，相关建设依然由“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继续推进。

(a)《上海新都心交通系统图》[17]91

(b)第二阶段修改后的总图《上海都市计画图》[18]60

(三)计画案的终止

1943年8月汪伪政府相继收回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此时的日方迫于战争压力开始减少对“上海都市计画案”的资金投入，1944年2月日本内阁批准“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与“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的改制[9]90，其业务内容转向以军事保障为中心，有关“上海都市计画案”的施工建设几近停滞。同年度的内阁《官报》*内阁《官报》是战时内阁签发的文件以及各部门要闻的综合官方通报，由大藏省(财政部)刊发。中，年度预备金各季度收支表[19]内再未出现过“恒产”的字样，可以推断“上海都市计画案”的资金来源已被切断。1945年上海光复，“上海都市计画案”全面终止。

三、“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特征

(一)机构的构成与运作模式

1.日本军方垄断的最高责任机构

作为上海都市计画的最高责任机构，“兴亚院”成立于1938年12月16日，其工作内容是负责中国国内日占区的财政管理、开发建设和资源掠夺，直接对当时的近卫文磨内阁负责。“兴亚院”的最高长官为总务长官，第一任为时任陆军中将的柳川平助，作为“上海都市计画案”初期的最高负责人直至1940年。继任者为时任陆军中将的铃木贞一，最后一任是陆军中将及川源七[20]。作为计画案最高责任机构，“兴亚院”负责人均为现役高级军官，不具备城市规划相关的专业知识，需要一个专业机构负责推进“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编制和实施，由此直接促成了第二级机构“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的成立。

2.中日混合的运作体系

在负责计画案具体推进的第二级机构中，“兴亚院”通过“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作为代理参与“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的经营，汪伪政府则在其内政部下设立“上海市复兴局”，由陈群任局长，作为特殊法人代表负责“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的相关事务。公司管理层人员则由双方各自选派，日方法人代表为菱田逸次，时任内务省名古屋土木所所长的金古久次被任命为理事长，中方任命陈绍妫为社长兼理事会常务，俞国珍为监理[21]1-2。日方以“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法人的身份直接参与计画案的编制与实施，而“复兴局”则作为特殊法人对公司的运营实施监督[4]46。

3.“军统商为”与“日主伪从”

从两级机构的关系来看，计画案的立项由上海日本驻屯军牵头，在成立之初便确定了其与军方的直接关系。此外，《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中的《上海市复兴局暂行规定》虽明确了“复兴局”对“上海都市计画案”的实施拥有监督权，并拥有对“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社长人选的决定权，但依据《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相关规定》，任何一方行使社长与副社长的任命权必须经由上海日本驻屯军代表，即“兴亚院”总务长官的批准。由此，人事任免权实质上被日本军方掌控，“军统”的特征直接延伸至第二级机构当中。

从运作模式来看，“上海恒产株式会社”作为一家商业机构，建立了由中日双方人员构成且分工明确的管理层以及商业细则，制定了《地价评定方法以及土地利用方式》(后收录于《大上海都市建设计画》中土地与建筑物相关规定)等旨在推动上海城市建设的商业行为规则，使“上海都市计画案”的推进有章可循，计画的推进与执行等一系列行为带有明显的“商业”特征。相关机构由上至下的关系形成了计画案“军统商为”的特征。

另一方面，在中日混合的运作体系中，“兴亚院”内负责上海都市计画执行的部门为其下属的政务部，该部门的部长一直由“兴亚院”总务长官兼任。其下设置第1和第2两科，第1科的四任负责人均为海军大佐，第2科三任负责人均为陆军大佐[21]8-9。此外，计画案初期便任命“上海恒产株式会社”理事长金古久次兼任该公司技术部部长，其下设城市科、港湾科以及调察科[4]46，该部门与“兴亚院”政务部包揽了上海都市计画的技术工作，包括基础调查、规划设计。社长虽由中方人员担任，但无法派遣人员参与计画案的编制，复兴局作为汪伪政府在计画案中的代表，其行政权被用作落实相关规定并推进征地等辅助工作的工具，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形成了“日主伪从”的特征。

(二)编制人员的特征与计画的发展方向

1.初期的职业军人

作为推动立项的负责人，折下吉延(Orisimo Yosinobu，1881—1966)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90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服务于内阁宫内省*宫内省为内阁中负责日本皇室与宫廷事物的部门，现宫内厅。。1922年关东大地震之后被任命为帝国首都重建研究所所长，负责灾后东京重建的相关理论研究。1932年曾赴大连、长春等日占区城市负责规划工作。他是最早进入中国从事“上海都市计画案”的人员，在赴上海筹备该计画案时，内阁任命的文件中明确其为少将待遇，隶属伪满驻屯军特别事务部。作为立项负责人，其军人身份与主导计画立项的“兴亚院”的军事背景相对应。

2.带有军事背景的专业人员

计画案进入勘测阶段后，田渕寿郎作(Tabuti Jyunrou，1890—1974)作为负责人，于1938年被日本内务省派往上海。其编写的《上海市概况》为上海都市计画第一阶段的编制提供了详实的基础数据。出生于日本广岛县的田渕寿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后进入内务省长期负责京都及大阪的河道规划与水利建设工作。赴上海时其被编制在日本上海驻屯军港湾水运班(第1班)，但无军衔。他的加入标志着“上海都市计画案”的主要责任人员的身份背景由职业军人转向军事编制的专业规划人员。

3.职业规划师的进驻

“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成立后，樱井英记(Sakurai Eiki，1893—？)主导起草了第一阶段的整体规划方案。他出生于日本石川县，作为日本国内第一代城市规划设计师，与森幸太郎成立的“樱井?森幸都市计画事务所”是日本最早的民间盈利性规划设计机构[22]。其绘制的《上海都市建设计画图》是计画案中第一份设计图纸，他的加入标志着职业规划师进驻“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编制工作。

4.职业设计团队的组建

日军占领租界后，“上海都市计画案”面临大规模的修改。石川荣耀(Ishikawa Hideaki，1893—1955)，以受汪伪政府邀请的名义，被日本内务省派往上海，与樱井英记共同组成了“计画班”，负责统筹各方的修改要求并提出新的设计方案。石川荣耀生于日本山形县，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20年进入日本内务省都市计画委员会。于1921年和1936年先后2次赴中国大连、北京、汉口以及东北等地调研。1924年起，赴欧考察并作为日方代表出席了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国际城市规划会议，接触到了当时欧洲最前的卫城市规划理念[23]8-10。作为一位同时拥有旅中和旅欧经验的职业规划设计师，他的加入直接促成了职业规划设计团队的组建，标志着计画案在第二阶段伊始全面转向专业化。图4为计画编制人员(“计画班”)的合影。

图4 “计画班”*第一排左三者为石川荣耀，左四者为樱井英记，右四者为折下吉延。在上海恒产株式会社前的合影[24]

5.专业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上海都市计画案”不同阶段的负责人，早期的军人在计画案进入设计阶段后逐渐被职业设计师替代。田渕寿郎身兼双重背景，是发展方向向专业化过渡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第二阶段的编制中，为应对占领租界后出现的新问题，组建了以樱井英记和石川荣耀为中心的职业设计师团队，这一群体性背景变化的过程使计画案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向专业化的转变。主要参案人员身份背景的变化体现出计画案在编制过程中向专业化发展的特征。

四、“上海都市计画案”的影响

(一)将租界区域纳入统一规划

1927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在租界以外地区设上海特别市，并将江苏省上海县、宝山县等17市乡一同并入，总面积约495平方千米。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提出“新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方案”[4]45(见图5(a))，决定在公共租界东北方，江湾区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地区建设新市中心。至1935年8月，该规划方案中上海市政府大楼、上海市体育场等公共设施以及20余条主干道相继竣工。随着城市规模日渐扩大，形成了华界与租界并立的城市格局。

2.上海都市计画的延续与扩张

“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第一阶段规划用地约7750公顷，其范围以当时的华界为基础，基本延续了此前上海特别市政府提出的规划范围，原市政府大楼所在区域仍作为行政中心。

淞沪会战中，日军侵占公共租界的北区、东区用作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公共租界被分割为两部分。1939年9月22日苏州河以北地区为日军实际控制，该区域随即被划入“上海都市计画案”规划范围，完成了计画案在规划范围上的第一次扩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2月8日进攻公共租界的中、西两区，全面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此后，随着法租界的实际控制权落入日本占领军之手，战前的华界以及由西方控制的上海租界完全被日方掌控。“上海都市计画案”针对这一变化做出了调整，完成了规划范围的第二次扩张，修改后的计画案打破了华界与租界的界限，结束了战前华界与租界并立的城市格局。

1945年上海光复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新的上海城市规划方案“大上海都市计划”(见图5(b))，对上海进行了重新分区，但城市规模并未突破日据时期“上海都市计画案”的规划范围。

3.“军统商为”特征的作用

日方通过“上海都市计画案”两个阶段的扩张，在设计上完成了对上海的统一规划。“上海恒产株式会社”作为计画案的编制机构，能够在短时间内针对城市体量的两次扩大做出及时调整，与其受军方统制的机构特征有直接关系，军事行动的目标既规划设计的对象，军事行动中所收集的情报和信息可作为设计要求通过军事机构“兴亚院”直接传达给“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最终以商业模式推进建设。在战时的特殊背景下，“军统商为”的机构特征是该计画案能够付诸实施并产生影响的重要推手。

通过对nfal(e,α,δ)函数代数式的分析发现：插值拟合时设定的e2项的系数为0，方程中仅存在l1sine和l3tane两项，这显示了插值拟合后的新函数比预期具有更好的收敛性。

(a)1927年上海城市规划方案*虬江码头与其美路之间为战前规划区域。

(b)1945年《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初稿》[25]图5 战前与战后上海的城市规划

(二)海外都市规划理念的融入

1.扩张与面对的问题

计画案第一次扩张后，在战前华界的基础上增加了苏州河以北区域，但规划的重点区域仍集中于战前华界范围之内。在完成了对租界区域的掌控后，计画案的第二次扩张面临规划范围成倍扩大，以及其所带来的局部地区人口密度过大的问题。至1941年12月末，上海集中于原租界区域内的避难人数约100万人，其中包括上海市内2165间工场的员工及家属约56万人，另有自由职业人员约44万人。至次年2月末，汪伪政府共发放“归乡特别通行证”总计168269张，经此离开上海的人员不到22万人，上海市原租界区域内尚有近80万的过剩人口，约占上海市非军事人员总量的47%[26]。

2.卫星城市与“上海都市计画案”

卫星城市这一规划设计概念，最早出现于1919年的英国，后经192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城市规划会议”上正式提出并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响应，在负责第二阶段编制与设计工作的“计画班”中，核心人物之一的石川荣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第二阶段伊始，石川荣耀便针对规划区域扩大后带来的问题，提出利用卫星城市的建设达到合理疏散人口的目的，这一构想首次将卫星城市这一新兴的规划概念融入了“上海都市计画案”中[27]。基于这一概念，“计画班”在设计中提出依据区域功能和人口密度建立放射状与棋盘状两种交通系统组织方式，在交通干线的交叉位置建设卫星城镇，在中心区域建设广场作为该卫星城市的人群集散地，并以广场为中心建立各卫星城市内部的交通网络[26]。

3.专业化团队推动的一次探索

石川荣耀在第二阶段的编制中提出的规划方法多用于当时的工业发达国家，基于这一定位，“计画班”在第二阶段的设计中绘制了《上海都市计画图》，对扩张后的区域进行了新的功能分区，针对卫星城市的构想设计了新的交通网络，通过“上海都市计画案”，展开了针对新城市规划理念的理论探索。

不同于第一阶段重视基础调研和建设实施，在设计团队向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当时最前卫的规划理念通过第二阶段的编制过程被融入了“上海都市计画案”。1943年2月汪伪政府“收复”法租界，虽然在法理上正式统一了华界与租界，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力渐衰，已无暇顾及“上海都市计画案”的推进与实施，卫星城市的理论探索最终停留在图纸阶段，未能付诸于实施。但作为一种设计手法，随着“上海都市计画案”第二阶段设计任务的完成，日本规划设计团队实现了对卫星城市概念的初次理论探索，并积累了经验。石川荣耀等“上海都市计画案”的主要设计人员在归国后，通过1956年公布的“首都圈整备法”，在战后东京重建活动当中首次将卫星城市这一个概念付诸于实践[23]11。

(三)实施内容与局限性

1.主要基础设施的建设

淞沪会战后，日本占领下上海70%的地区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26]8。为保证城市运作与战时保障，“上海都市计画案”的第一阶段以交通网络的恢复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其中，陆上交通方面，为缓解战时的资金与施工压力，计画案将市内公路交通网络划为若干小块，依据作用先后展开施工，其中，以“上海恒产株式会社”所在地为中心的道路网络建设是计画案中最早竣工的道路交通网(见图6(a))。此外，折下吉延在第一阶段的《大上海都市建设基本计画纲要》中提出建设轻便轨道作为进出新建市中心的主要交通方式(见图6(b))。该方案精简了车站的配套设施，以小编组多车次的方式缓解运力不足的问题，是计画案中最早竣工的轨道交通系统。道路与轨道交通的建设成果为计画案的推进提供了交通运输条件。

(a)以恒产楼①图中最高的五层建筑为上海恒产株式会社办公楼，今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黄兴路2100号。为中心展开的道路施工场景

(b)上海轻便轨道车站

航运方面，为应对大量的资源输送，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注资的“上海内河汽船株式会”社提出通过“上海都市计画案”开通七条内河航线，用以联通长三角地区的航运，建立一个用于资源输送的水上运输体系。这七条航道[27]分别是：上海-松江-平湖；上海-松江-柳港镇-嘉兴-杭州；上海-松江-柳港镇-平望镇-湖州；上海-黄渡镇-朱家角；上海-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上海-昆山-常熟-苏州以及上海-嘉定-太仓-常熟。1942年6月“上海恒产株式会社”在《上海新都市建设计画概要》中规定以上七条内河航线的管理权由汪伪政府独占且不得承认上海内河汽船株式会社以外其他机构的任何营运资格。至此，日方企业利用“上海都市计画案”实现了对长三角地区内河航运的全面控制。

2.功能性住宅的实践

随着“上海都市计画案”的推进，“上海恒产株式会社”购入大量住宅用地，带动了住宅开发建设。建筑师山本拙郎(Ymamoto Seturou，1890—1944)受聘于“上海恒产株式会社”，于1941年赴上海为其住宅项目设计样板房。在上海期间，他担任“上海恒产株式会社”下属振兴住宅组合技术部的负责人，主持设计了4栋样板房，分别是位于明和街的甲号住宅，平昌街的乙号住宅(见图7)与丙号住宅，庆林街的丁号住宅[29]2-6。他在这些项目的设计中提倡从采光、通风和换气等科学的角度来思考住宅，使用日式、西式相结合的住宅平面与折衷形式以提供丰富的生活设施，积极推动钢筋混凝土住宅结构的使用，以保证结构的安全性，同时通过“团地集落”的社区形态追求合理的都市生活方式，是近代上海首批功能性住宅的代表[29]7-8。

3.服务对象与作用的时效性

从服务对象来看，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用于资源运输，服务范围有限，民用交通在整体上并未得到有效改善。由于战乱，中国民众购买力急剧下降，较先进的住宅项目多以在沪日本侨民为主要服务对象，设计的关注点集中于居住质量，未考虑战时大量难民对居住的基本需求，除伪政府官员外，几乎没有中国人能从中受益。服务对象的局限性限制了各类设施作用的发挥，除少量住宅与公共设施经改造投入使用外，其使用价值并未在战后得以广泛延伸。建设的作用集中表现在战时，从城市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时效性较短。

图7 平昌街乙号(73号)样板房①记载地址为上海特別市中心区協同路平昌街73号,另有相同三栋，前后各两栋呈“田”字分布。

五、结 语

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规划，“上海都市计画案”在时间上承接了战前由上海特别市提出的规划方案，并在战时发展成为第一个将租界区域纳入设计范围的规划案，在城市规模上为国民政府战后提出“大上海都市计划”奠定了雏形。

为编制和实施上海都市计画，日方从国内调来了大量的专业人员，通过该计画案对当时前卫的城市规划理念进行了理论探索，在客观上促成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前瞻性，并将这些经验带回了日本，在战后付诸于实践。该计画的经验表明推动一个城市规划方案不仅与社会、政治甚至是军事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需要职业化的人员和科学的设计理念。

“上海都市计画案”在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所实施的内容未能反映出设计目标的全貌，且其狭隘的服务对象设定直接导致这些建设成果未能形成长期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城市规划方案，“上海都市计画案”在编制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不仅反映出其作为殖民统治工具的本质，也充分表明即便城市规划设计会受到各种外因的影响，但决定规划设计自身影响力的仍然是其核心价值，即最大限度地创造公众互惠，其所形成的公共利益的时效性才是检验和评价一个城市规划设计方案最重要的标准。

[1] 藤田拓之.「国際都市」上海における日本人居留民の位置：租界行政との関係を中心に[C]//立命館大学国際言語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学会誌.京都：人文書院，1998：121-134.

[2] 東洋協会調査部.事変下ノ上海概観[A].東京：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1940，サーチ番号：329.17-H156z.

[3] 重村達郎.横浜市政策局政策課都市科学研究室行政研究調査シーズン報告：中国の都市計画と建設[R].横浜市：横浜市政策局政策課都市科学研究室，1979：72-81.

[4] 越沢明.日本占領下の上海都市計画[C]//日本都市計画学会論文集.東京：日本都市計画学会，1985.

[5]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39.

[6] 魏枢.“大上海都市计划”启示录：近代上海市中心区域的规划变迁与空间[D].上海：同济大学，2007：228-257.

[7] 外務省東アジア大臣報告編制.中支那振興会社役員ニ関スル要件[A].連合国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国際検察局.東京：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1946，サーチ番号：459A-025542434.

[8] 内務省.大上海都市建設計画[A].東京：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1940，サーチ番号：Y994-J6427.

[9] 大阪毎日新聞経済部.更生の中支経済[N].毎日新聞,1938-11-05(7).

[10] 日本陸軍省と内務省.上海都市計画ノ要員ニ於ケル派遣期間ノ延期[A].東京：国立公文書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サーチ番号：C04120628500.

[11] 上海恒産株式会社概要[A].東京：首都大学東京附属図書館，番号：BB06191285.

[12] 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北中支モン疆ニ於ケル新設会社ノ一覧[A].東京：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1940，サーチ番号：ト239-154(000000654670).

[13] 石川栄耀.「皇国都市の建設-大都市疎散問題」[M].船橋：常盤書房，1944.

[14] 桜井英記.大上海都市建設計画[J].地友会，1939，4(3).

[15] 佐々波智子.戦前期の上海租界地区に於ける不動産取引と都市発展[C]//社会経済史学論文集.東京：日本社会経済史学会，1997：721-750.

[16] 山村睦夫.近代日本の戦争と軍隊：日本の上海租界占領と華人食米問題[C]//和光経済大学総合文化研究所研究プロジェクト，東京：和光経済出版社，2007.

[17] 越沢明.石川栄耀生誕100年記念号：石川栄耀と上海都市計画[C]//日本都市計画学会論文集.東京：日本都市計画学会，1993.

[18] 内閣府法制局.興亜院官制ノ増改：技師所属ノ増員ニ関スル[A].東京：国立公文書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サーチ番号：A02030094100.

[19] 大蔵省.官報[A].東京：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1941，サーチ番号：官報告第5125号.

[20] 大蔵省.官報[A].東京：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1939，サーチ番号：官報告第3586号.

[21] 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中支那振興会社ノ所属スル事業[A].東京：国立公文書院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サーチ番号：B02030553800.

[22] 福本英三,渡辺俊一.桜井英記先生と対談[M].東京:新都市，1947:40-48.

[23] 橋本武.石川栄耀の国土計画論を読む(その1)[C]//都市計画及国土計画.東京：一般財団法人日本開発構想研究所，2010.

[24] 新都市.[C]//日本都市計画協会誌.東京：日本都市計画協会，1983：331.

[25] 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大上海都市计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

[26] 山村睦夫.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期における上海日本人居留民社会：日本人居留民と華人社会[J].和光経済，2016，48(3).

[27] 上海恒産株式会社.上海恒産創刊号[A].東京：首都大学東京附属図書館，番号：AN1024177X.

[28] 写真週報(昭和)[A].東京：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1976，番号：285-A06031088099.

[29] 藤森照信.日本最初の住宅作家山本拙郎[J].東京：株式会社新建築社，1985，86(1).

ProgramofShanghaiUrbanPlanningFormulationinJapan-ruledPeriodandIts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e

GUORui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Maebash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ebashi 3710816, Japan)

The urban planning of Shanghai which was occupied by Japan has its unique featur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in Shanghai. The plan was originally proposed by the military, and the Japanese supreme authority directly approved the plan. It was then handed to the commercial institutions for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the business organization that led and carried out the plan was always under the military control,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leading, business serving”. The Japanese side forbade Pseudo-government’s right in the program plan through the commercial terms.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administrations on behalf of the Wang pseudo-government subordinated to the Japanese business institutions, showing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 masters and Pseudo-government follows”. On the other hand, Japa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completed two-stage design work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through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design team. Main content included consolidating two concession areas into one unified plan and theoretically exploring satellite city by making plans. A part of the plan was implemented, but the plan failed to form long-term influence in the aspect of urban building due to the limit of the narrow core.

Shanghai; Japan-ruled Period; urb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personage; relevance analysis

任中峰)

TU984.2

A

1673- 3851 (2017) 06- 0532- 10

10.3969/j.issn.1673-3851.2017.12.008

2017-08-10 网络出版日期： 2017-12-01

郭 瑞(1987-)，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设计与理论和建筑史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