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烛

记忆中的一位少女，姓张，性格文静。某一段时间和我是邻居。我们在一个中学读书。上学和放学我们常在同一条街道相遇。

张姑娘升上高中后，模样出落得更漂亮了。她是个好学生，心思都用在功课上，但一出现在校园里还是吸引好多目光。

有一天晚上，她那身材粗壮的父亲表情严肃地领着她来我家，通过我父母找我，一进门就用豪爽的大嗓门说：“我要请你儿子帮个忙。”

原来，常有些邻近学校的小痞子给她写情书，有的甚至在路上拦截她。她父亲每天很忙，无法接送她，就托付我：“既然你们同一个学校，上学和放学就搭个伴一起走吧。”我连说：“可以可以。”她这时才从父亲高大的身影后面抬起低垂的眼睛，客气地冲我笑一下。

第二天一早，她准时敲我家的门。我刚出门，她就递过一把彩色玻璃纸包的水果糖，说是她妈妈星期天来看她时捎的。我剥了一颗含在嘴里，甜丝丝的，不知为什么心忽然变得很软。

吃第三颗糖时我才想起，从来没见过她妈妈。我脱口而出：“我怎么没见过你妈妈？”她迟疑好半天，才回答：“我爸爸妈妈五年前就离婚了。”然后我们就不再说话，保持着一只手臂长的距离走路。我左顾右盼，百无聊赖地数过往的车辆，她低垂着眼帘，盯自己的鞋面。

有将近两年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同路，却并没作过太多交谈。有天放学，她做值日到很晚，等她的时候，我便拿出口琴来吹。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发现她已经坐在我的身后，侧着头看我，微笑着。她看看周围没有人，便小声对我说：“我唱支歌给你听吧。”她唱得很动听。

我为她打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架。那是一个行人稀少的黄昏，我们刚出校门，就被几个跨坐在自行车上的外校留级生挡住去路，他们用车轮隔开我和她，带头的那个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催我走开：“没你什么事了。我要跟她说几句话。”

我并不是个勇敢的男孩，我甚至有点害怕，但固执地站在原地不动。拳头便向我飞来了，我那不争气的鼻子便流血了，她惊叫着去喊守门的校工。我迫切地想寻找一件武器，便退到墙脚拾起一块半截砖，冲回来的时候，那几辆自行车一溜烟地跑了。她和喊来的校工扶住我，她掏出绣花手帕为我擦血。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真狼狈，觉得世界上最尴尬的事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姑娘面前挨打了。为了显示带有虚荣心性质的勇敢，我恶狠狠地把手提的砖头砸在树上。

我脾气挺大，粗声粗气把她赶走了。她的脸上写满歉意，眼泪都快出来了。我独自洗完脸，又洗她那条绣花手帕，实在洗不干净，也就沒有还给她。

从第二天开始，我书包的夹层便多了把老虎钳子。我渴望能再有一次机会，挽回那天在她面前受损伤的尊严。可再没有小痞子来拦我们的路──因为他们多少也知道她有个厉害的父亲。直到今天我还为此感到小小的遗憾。

半年以后，她那在武汉的母亲便接她去外地了，临转学前她在小纸片上给我留了个通信地址：“你有空可要给我写信哟。”我也庄严地答应：“会写的，会写的。”然而一星期后我就把那小纸条抛进风中了，说不清为什么，我心里挺难过的。那时候，作为一个少年的我就有强烈的预感：我估计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又习惯了一个人走那条电影布景似的老街道，又习惯了一个人吹口哨、想心事。我重新习惯了少年维特式的孤独。我甚至很简单地忘掉了她──就像从不曾有过那两年和一位少女结伴同路的时光。

选自《当代青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