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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认同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策略探究

2017-12-26余莉

现代语文(教学研究) 2017年12期
关键词:文论民族大学生

余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是非常辉煌的。1984年,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兴膳宏在《日本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和研究》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无法忘记刚开始翻阅《文心雕龙》时所感到的惊讶。与之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等西欧古代文艺批评或文学理论著作顿时黯然失色。”[1]对我国的大学教育而言,学习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仅对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学传统,而且对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情怀和文学修养,增强民族审美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逐步成为我国大学教育中的一门重要课程——中国古代文论(或称中国文学批评史),目前是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一般开设在大学三年级,即学生在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作品选和文学理论等课程之后,再研习的一门课程,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近十余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日益走向瓶颈,尤其在课时安排被挤压之后,教学效果更不如意,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受当前各类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当代大学生对各类异域文化及其审美产生膜拜和追随心态,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疏离,对民族审美缺乏自信。所以,重视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培育,引导学生增强民族文化审美信心,是当前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重要课题。那么,如何走出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下的教学困境,重塑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呢?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尝试:一是祛魅与溯源,二是辨识与认同,三是典雅与世俗。

一、祛魅与溯源

我国的民族文化在过去的百余年间曾遭受过几次巨大质疑,影响十分深远,在当代的多元化文化碰撞中,这些过去的质疑又被继续放大,对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教学要摆脱困境首当其冲的就是理论祛魅,有效纠正过去民族文化质疑风气影响下的对传统文论的有意误读,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一个科学的传统文论史观。

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历代文学作品选等同样以传统文学为基础的课程相比,中国古代文论格外不为学生重视和肯定。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理论性很强,既没有古代文学史的诸多趣味,又缺乏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的荡气回肠,只有一些在当今大学生看来非常枯燥的理论,他们视之为封建思想,毫无用处。

为了摆脱这种封建思想和毫无用处的偏见,我们的课程教学应该与现实社会生活有效连接,让学生认识到我们传统文论中的先进思想和智慧对当今社会依然有指导意义。比如先秦文学理论中,荀子的《乐论》倡导的“音乐——人心——治道”模式在現代社会生活中就有诸多延伸和运用。1997年,我国国企改革全面展开,大批国企工人无奈下岗,为了鼓励下岗工人重拾信心,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组以下岗再就业为题材的公益广告,其主题宣传公益歌曲《从头再来》由陈涛作词、王晓峰作曲、刘欢演唱。歌曲一遍又一遍地安慰下岗工人们,虽然昨天所有的荣耀都已经过去,今天面对是严峻的现实,但是不能因此沉沦,要相信“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前后五次重复,以质朴的语言和激情的歌声将此种情绪反复地传达。当时,这支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刘欢充满鼓舞的歌声。借助音乐和歌声,给困境中的下岗工人带去安慰和引导,起到很好的社会治愈作用。这就是中国先秦文论中的智慧,对今天的社会生活依然有指导意义。

祛魅之外,还要溯源。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从自身的思维体验和审美体验出发,对司空见惯的认知或者习惯性的思维进行溯源,以此发掘其文化血脉里早已流淌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例如孟子的“知人论世”理念,在中小学语文课堂、大学课程以及诸多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常常会用到“时代背景分析”“作者生平介绍”等鉴赏理念,对此,学生已经非常熟悉,并且已经接受和认可这一理念。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可以引导学生从他们非常熟悉的这种教学方法出发,溯源这一方法和思维的最初理论,即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说。“知人论世”说出自《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孟子的本意是论述交朋友的范围问题:“尚”同“上”,“尚友”,就是与古人做朋友,以古圣先贤为修身的榜样。孟子认为,如果一位“善士”与当今天下的“善士”交友还嫌不够,那就只有和古代“善士”交友。和古圣先贤交友,只有读他们的著作。而要读懂并正确理解他们的著作,就要了解他们的为人,研究他们的时代。于是,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作为“尚友”的途径,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通过溯源,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到“知人论世”理念的来源,而且可以学到社会交往的智慧。

祛魅与溯源,目的是纠正学生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误读。很多学生在完全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曾真正阅读过中国古代典籍的情况下,受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蛊惑或欺骗,随意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产生嘲弄或自卑的心态,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课程,有责任正本溯源,破除学生的偏见,保护我国的优秀文化和文学遗产,同时走出自身教学的困境。

二、辨识与认同

中国古代文论教学中遭遇的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不断地被挤压中累积起来的。在长期的持续的挤压累积过程中,大学生的民族意识薄弱,对我国的诸多传统文化形成了习惯性的否定和批评,要改变这种思维倾向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当今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态大背景下。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辨识自我,树立民族意识,正确理解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认同民族文化血脉,继承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中国古代文论教学要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首先要辨识自我,树立民族意识。所谓民族意识,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说过一段话:“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3]很多当代大学生在对本国的民族文化嗤之以鼻时,全然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忘记自己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这种意识很危险。而这种淡薄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又与学校教育有密切关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的民族意识比较缺乏,比如教材编写理念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用西学来阐释东学,对中国传统文论解读比较苛刻,有欠公正。而学校在课程开设方面,也不够重视民族文化,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高校都开设大学英语课程,一年或者两年,并强制要求学生的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级别方能毕业。但是,开设大学语文的高校并不多,至于与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则更少。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课时被大量缩减,很多学校由原来的一个学年缩减为一个学期。教材编写理念以及课程设置上的碾压,不仅使大学生失去了了解民族文化的最大平台,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被灌输了过多的西方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追捧者和信徒。endprint

其次是引导学生科学辨识东西方文论的差异,提高民族文化自信。中西文論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在研究方式和理念上均有差异。过去的一些文论研究,以西方文论为准绳对中国文论进行解读,有失偏颇之处。中国文论的一大特点是即目散评,大量的文学批评理念都是即时所悟,随手作评,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先秦文论大都只言片语,甚至其初衷也并不用于文论,完全没有西方文论的那种体系。但是,这些只言片语却自有其理论力量,可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孔子提出的 “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却把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都涵括进去了。所以这句话对后世影响很大,至近世梁启超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还在借鉴孔子这一理念。

第三,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中国历史上的中西文化论争。近代是中国文论的新变期,中西文化碰撞激烈,多元观念交锋并存,一时之间,文坛上有革新派、保守党、激进派等等,文论思想相对混乱。学生对很多问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予以引导,让学生对近代的中西文论论争与融合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社会变革的需要,为了救亡图存,革新派们引进西方文论,因为他们认为文章之用“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所以将文学作为抵御侵略和改良社会的武器。梁启超在其创办《新小说》上,写明其宗旨是“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而在中西文论的碰撞过程中,虽然的确有激进派轻易否定中国的文学传统,将中西古今完全对立,但这并不是主流。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学文论的问题上,大多数学者都是认同传统文学和文论的。即使有些学者在具体问题或方式上有不同意见,但其民族自尊感和民族文化自信却是一致的。

三、典雅与世俗

除上述策略之外,中国古代文论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丰富教学手段、更新教学方式方法。中国古代文论虽然是一门理论课程,但与我国的历史文化联系紧密,不仅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关系密切,而且与音乐、美术、书法、绘画等各种艺术精神相通。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善用民族文化知识,从雅俗两个层面同时引导学生在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学习与研究古代文论,这样既能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加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中国古代文论在诞生之初与礼乐文化紧密交织。礼乐文化是周代贵族等级制度社会中的主流文化,追求华丽精致的礼乐形式和文化符号,十分典雅庄重。《诗经》是其礼乐文化的核心。在周代,《诗经》经入乐之后,用于祭祀、典礼、朝会、宴饮等各种典礼仪式,是礼乐制度的重要部分。在《诗经》相关文论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先接触一下周代的礼乐文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时代久远的关系,学生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的确非常有限,而且,对于在读图时代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来说,他们对语言文字的图像转换能力不足,如果只是简单讲讲背景,学习起来不免产生诸多隔膜,若能有效引入关于先秦礼乐文化的视频资料,就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教学过程中,适时播放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艺术团《诗经》的演唱视频,像周代各典礼仪式上较常使用的《关雎》,或其他影像资料如欣赏一段《八佾》舞,等等。适当观赏这些典雅文化活动,使学生对先秦礼乐文化有了直观印象后,再去讲“赋诗言志”“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等文论理念,不仅学习效果要好很多,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怀。

除了典雅文化外,世俗文化也是可以在教学实践中适当使用的。例如庄子的文论思想一直是古代文论学习的难点,很多学生对庄子的著作看不懂,学习起来很是吃力。对于这样的情况,不妨在教学过程中加入一点趣味剂,看一段蔡志忠的《庄子》漫画的动画片,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画面,让学生在娱乐的同时,逐步了解庄子的思想,从而理解庄子的文论。在讲述小说理论时,也可以引入一些电视剧的精彩片段,帮助学生理解。戏曲也是一样。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以杜丽娘的爱情故事,挑战对以理格情的主流文化,如果纯粹用理论来讲理论,则不免枯燥,而且生活在开放时代里的当代大学生对杜丽娘的故事也缺乏共鸣。但如果在理论的讲述中,引导学生欣赏青春版《牡丹亭》的表演,通过具体的形象去感染学生,则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汤显祖的戏曲思想,而且也可传播我国的戏曲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总之,中国古代文论本身即注重凭直觉去体验或品味,而不致力于抽象思辨和逻辑推演。在教学过程中,用生动的形象展示代替理论讲述,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四、结语

今年,中国古代文论更新了教材,新发行的“马工程”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在编写上非常注意民族意识,认为学习与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意义在于传承民族传统,服务于当代的文学评论和文化建设,在绪论中还特别提出“复兴与光大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我们的责任”。[1]对于过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出现的西方化主色调的问题,也提出了非常多具有指导性的建议。只要在教学策略及手段、方法上相应地跟进,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瓶颈现象一定可以得到改善,并为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黄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战国)孟子.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梁启超,贾菁菁.梁启超演讲集[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4]张燕婴译. 论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06.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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